作者简介：张五明，产业中国研习社创始人，京津保联动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雄安发展研究智库常务理事、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北省侨联侨界专家委员会委员。从事区域经济、公共政策、产业规划研究，著有《重新发现保定》，主编《中国产业新城发展研究报告》、《雄安机遇与保定未来》。

观点提要

——北京在腾笼换鸟之后将凭借其高精尖产业结构、巨大的创新和金融资源以及强劲的消费能力进一步巩固其国家中心城市地位，并释放出更加强大的发展活力，成为京津冀区域经济格局中增长引领、创新引领的绝对中心，同时，区域经济中强者更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也将更加明显。

——谁能“锁定”北京，谁就锁定了城市的未来。具体而言，谁能与北京高精尖产业结构形成更紧密的产业链条和功能配套，谁能从承接非首都功能到率先利用好北京的创新资源，谁能最大程度上匹配北京高质量消费市场的外溢消费需求，谁就在新一轮区域竞争格局中占有最大的先机。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余年里，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已经体现为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体系的综合竞争力，区域之间的经济和创新合作对地缘和区位的依赖性正在逐渐减弱，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加速扩散，并进一步呈现跨区域转移的趋势，同时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也并未减弱。

——保定在新一轮城市战略中鲜明的发展逻辑：紧紧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智能制造技术和能源技术加速突破应用的发展趋势，借助保定毗邻北京的区位优势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带来的空间优化，立足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环节找到错位发展点，瞄准北京投资带动大、产业链条长、外溢效应明显、创新优势强的高技术产业资源，充分利用北京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和外溢消费需求，进而不断增强两地的经济协作和人文互动，提高城市对新社会阶层和社会资本的吸引能力，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和消费链的双城循环的生态，在此过程中，既充分承担城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的功能使命，又在国家战略中找到可持续增长的发展契机。

——品质生活之城，意味着协同创新、产业联动、生态建设、公共服务、城乡融合、社会治理等方面体系性的提升。保定只有建成品质生活之城才能把握住北京新一轮的战略机遇，新北京需要新保定，品质生活之城是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新机遇、发展五大产业的基础条件。

从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来，保定就未曾离开过人们的视野。

这座取名于“保卫大都，安定天下”的千年古城，自北京元代以降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后，因一衣带水的地缘关系使得其承载了厚重的政经功能价值，这也使得保定成为了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中十分特殊的城市。

这种特殊性最集中体现在，无论什么时候，任何一位主政者都不能囿于保定谋保定，而是必须站在保定之上，从整个国家的战略诉求中，从整个区域的整体布局中谋划这座承担畿辅之责的城市的发展之策。在区域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兼顾与权衡多重功能使命中建立城市可持续的竞争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既是保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同时是河北的此情此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区域战略之一的背景下，保定必须将自己树立为一个标杆，为国家战略的顺利推进打个好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战略初期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还是雄安新区从横空出世到高质量建设，保定都必须义不容辞地站在每个战役的最前沿扮演先锋的角色，从服务国家大局的层面中找到城市的战略机遇，并将其落实为契合要素禀赋、满足自身发展诉求的具体路径。虽不易，但也是一座超过千万人口的大城该有的胸襟和能力。

也正是基于此，保定理应得到更多的讨论与解读，窥一斑而知全豹，重新发现保定，重新发现中国。

01

新区域格局下的京津冀

谈保定，要从北京说起。

从2014年以后，以一般性制造业、物流基地、批发市场的搬迁为标志，北京开启了非首都功能疏解之役。这场被外界看作刀刃向内轰轰烈烈的“自我革命”，往往被认为是突出首都政治中心功能，降低北京区域经济辐射带动功能的开始。七年过去，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观点显然低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综合考量。

诚然，在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可利用土地空间逼仄、房住不炒、产业和人口持续外迁的情况下，城市经济增速、可支配财政收入压力更大，北京尚未走出城市转型的阵痛期，但如果考虑到这座城市疏解一般制造业3000多家、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近1000个，从2017年起常住人口持续下降的主动作为，北京竟然在2020年以前依然保持着6%以上的正增长，经济总量超过36000亿元，达到一个中等发达省份的能级，人均GDP全国第一。不知不觉，一个新北京的轮廓已经逐渐清晰。

在产业结构上，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迅猛发展，市场主体占比从2013年的40%攀升至2020年的60%，即使在疫情严峻的2020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分别增长14.4%和5.4%，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分别达87.7%和16.5%，北京已经基本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在创新能力上，北京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9万家，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独角兽企业，全国最密集的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的背景下，北京拥有着最坚实的发展动力。在消费水平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70000元大关，仅次于上海全国排名第二，2000多万常住人口形成了巨大的区域优质消费市场。

在国家提出“以中心城市带动城市群，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的背景下，北京在腾笼换鸟之后将凭借其高精尖产业结构、巨大的创新和金融资源以及强劲的消费能力进一步巩固其国家中心城市地位，并释放出更加强大的发展活力，成为京津冀区域经济格局中增长引领、创新引领的绝对中心，同时，区域经济中强者更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也将更加明显。

因此，对于处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城市而言，不进则退，慢进也退，从战略选择上来说，谁能“锁定”北京，谁就锁定了城市的未来。具体而言，谁能与北京高精尖产业结构形成更紧密的产业链条和功能配套，谁能从承接非首都功能到率先利用好北京的创新资源，谁能最大程度上匹配北京高质量消费市场的外溢消费需求，谁就在新一轮区域竞争格局中占有最大的先机。

对于承担着国家战略重要使命的保定来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窗口不仅没有缩小，而是迎来了更广阔的天地：以北京为核心，京津冀城市群所形成的产业链、创新链和消费链，将为保定发展的未来提供新的动能。

02

新发展阶段的产业选择

客观来说，其实很困难。因为包括保定在内的河北城市，从未真正融入北京上述的三个链条。

最核心的原因简而言之，是两地产业结构的脱钩：北京重点发展的，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医药健康、节能环保、新能源智能汽车、人工智能等十大“高精尖”产业，与河北钢铁、建材、食品、装备制造等对省域经济具有重大支撑作用的主导产业，从方向上迥异，从产业链条环节上无法形成上下游分工。因此，尽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多年，两地产业上的合作更多停留在疏解与承接的简单分工层面，京冀之间的供应链更多停留在日消品和农业贸易上，在创新链合作层面，北京大量的技术成果向南转移，流入了配套关系更为紧密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更需要注意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不仅在传统优势产业领域与北京建立起分支机构—总部、生产加工—设计研发等成熟稳定的产业链合作模式，在集成电路、移动通信、计算机与网络、光电显示、生物医药、环保新能源等北京重点“高精尖”产业领域也逐渐形成了代工、组装、制造—研发、设计、服务的产业分工。也正是因此，尽管疫情对北京的供应链带来了冲击，但稳定的产业链分工体系使得供应链被中断的破坏化解到最小，并在最短时间内恢复起来，未给河北的企业带来太多的机会。

对于包括保定在内的河北城市，这显然是一个需要警醒的现实：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余年里，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已经体现为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体系的综合竞争力，区域之间的经济和创新合作对地缘和区位的依赖性正在逐渐减弱，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加速扩散，并进一步呈现跨区域转移的趋势，同时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也并未减弱。

在新发展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重构全国以及全球经济版图的背景下，要想真正抓住新一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机遇，就要在新的赛道上直面新的挑战，在“十四五”开启的新发展阶段，无论基于增长的考虑还是结构调整的策略，围绕北京的产业链部署城市创新链，围绕北京的创新链布局城市产业链，既是北京的迫切需求，也是河北发展的现实诉求。

在新一轮的产业布局中，保定提出了“医、车、电、数、游”五个产业重点主攻方向。具体包括，医：生命健康，重点发展生物医药、中医药、医疗器械、高端康养器械等产业，建设国际医疗基地，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车：发展以氢能汽车和智能网联车，建设整车及零部件基地；电：电力制造产业，包括新能源及智能电网装备，重塑“中国电谷”；数：大数据服务业，建设大数据中心，重点支持数据采集、清洗、标注、应用等行业，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游：文旅产业，围绕核心旅游资源，建设绿色、多元体验的旅游新业态，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名片。

从上述五个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可以看到保定在新一轮城市战略中鲜明的发展逻辑：紧紧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智能制造技术和能源技术加速突破应用的发展趋势，借助保定毗邻北京的区位优势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带来的空间优化，立足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环节找到错位发展点，瞄准北京投资带动大、产业链条长、外溢效应明显、创新优势强的高技术产业资源，充分利用北京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和外溢消费需求，进而不断增强两地的经济协作和人文互动，提高城市对新社会阶层和社会资本的吸引能力，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和消费链的双城循环的生态，在此过程中，既充分承担城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的功能使命，又在国家战略中找到可持续增长的发展契机。

比如，生命健康产业中，保定既有以安国为中心的中医药产业优势，又有毗邻北京的区位优势，针对北京医疗资源紧张，满足医疗消费的迫切需求来打造区域医疗中心，同时考虑到产业市场规模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带动性强，就使得产业的落地生根具有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而非为大而大，为新而新。还比如汽车产业，保定拥有长城、中兴等在全国车企中细分领域具有比较优势的龙头企业，同时考虑到新能源汽车的国家政策环境以及市场竞争态势，瞄准氢能和智能网联车的新赛道，结合本土企业的成长方向，试图实现赛道超车和产业升级的目标。“电”、“数”、“游”亦是如此。

保定以产业链配套为切入点，将新场景和新消费作为与北京协同创新发展的契机，同时又考虑到本地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和区域产业竞争的格局，此外，保定拥有河北省数量最多的高校和丰富的创新资源，为城市对人才的吸引提供了就业土壤和更良好的创新环境，在城市可配置有限的市场要素的情况下，在产业选择中实现多元化的战略诉求，可以说既是前瞻，又是务实之举。

03

新城市定位的价值逻辑

在新产业体系谋划的基础之上，保定又提出了新的城市定位和发展目标：建成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中的品质生活之城，并提出建设“创新保定、智造保定、山水保定、人才保定、文化保定”。

乍一看，往往会让人惯性地去想，“品质生活”是不是意味着大拆大建，大搞房地产和土地财政呢？结合保定市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的解读，品质生活之城应该是一个系统性和精细化的城市战略。

从国家战略诉求来看，保定连接北京与雄安，保定既是廊道也是战略腹地，作为未来京津冀城市群中的两个核心城市，保定无论在产业发展、城市建设还是创新能力上不能成为洼地，否则无法起到对京、雄的支撑和服务作用。试想，出了北京就变成荒地，京雄之间技术、人才、资本将流向何处？

从城市的发展诉求看，作为一个拥有1200万人口的城市，城镇化率尚不及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还有巨大潜力。更大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更完善的公共设施、更优异的生活环境既是增长的动力，也是区域空间优化的必然选项。

从产业的发展诉求来看，五个重点发展产业都是技术、资本、人才、数据的“四密集”型产业。大资本和高端创新资源的落地，对城市的生态、生活、营商、创新环境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城市硬件设施的大幅度改善，也需要精细化治理软环境，这是产业吸引外部优质要素资源的基本条件。

从保定人民的发展诉求看，保定市2020年生产总值达到3353.3亿元，省内排名第五，但人均GDP在全省处在最后梯队，城镇、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4万元、1.7万元。我们所向往的品质生活终究还是保定人自己的生活，提升保定市民的生活幸福感，是任何一届政府理应具有的孜孜不倦的价值追求。

简而言之，品质生活之城，意味着协同创新、产业联动、生态建设、公共服务、城乡融合、社会治理等方面体系性的提升。保定只有建成品质生活之城才能把握住北京新一轮的战略机遇，新北京需要新保定，品质生活之城是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新机遇、发展五大产业的基础条件。

显然，对于任何一座城市，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对保定来说，也是必须要实现的目标。这不仅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气度，也要有体系化的务实思路。短期看项目，中期看政策，长期看环境，从开局性的工具链来看，保定至少要谋划四个方面的体系：

其一是大项目的招商体系。从发展阶段来说，保定的新开局需要新的大项目的引领，不仅包括产业项目，还有国家大科学装置、重大创新平台、创新联合体等大型科技项目，以及“两新一重”等重大工程项目。与一般项目相比，大项目对要素要求更高，谈判周期和难度更大，对团队专业性要求更强，保定要系统谋划招商队伍、招商策略、招商平台与渠道以及更丰富的招商工具。

其二是精准的政策体系。围绕着重点发展产业，保定既需要结合不同产业对要素的需求特点建立精准的产业专项政策包，还要从孵化和培育的角度，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制订龙头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中小微企业的普惠性政策。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利用好国家、区域、省域的既有政策，更要从可实施的角度，集中有限资源条件让政策真正起到杠杆作用。

第三是健全的政府融资体系。围绕产业投资、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融资，在城市债务红线的约束下，保定一方面要制订更灵活的财政工具，另一方面需要想方设法拓展融资渠道，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创新金融手段增加资本投入。

第四是稳健的改革体系。重点围绕商事制度改革和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破除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制约性因素，降低落地交易成本。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紧紧瞄准新一轮国家战略的保定开启了新的旅程，这是这座古老的城市的光荣与梦想，也寄托着无数人的光荣与梦想。

张五明

产业中国研习社创始人，京津保联动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雄安发展研究智库常务理事、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北省侨联侨界专家委员会委员。从事区域经济、公共政策、产业规划研究，著有《重新发现保定》，主编《中国产业新城发展研究报告》、《雄安机遇与保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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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产业中国研习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