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解析全球传播学学科制度化的发展历程与规律

冯广超，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导论

“传播”一词可以指代具有层级所属关系的概念（concept）、领域（filed）和学科（discipline）中的任意一个。如果我们把“传播”作为一门学科来看，那么这个学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应该以哪些概念和领域作为核心进行构建？围绕着传播学学科认识论和本体论展开的跨世纪的持久争论，导致了传播学学科出现了千差万别的学科存在方式、形态和结构，而形成这些差别的根源则在于一个地区及高校学科制度建设所特有的传统和结构。

建立学科是大学对知识进行识别、排序和分类的重要机制和原则（Zelizer，2016）。建立学科需要制定标准，凝聚内部共识和力量，建立组织化的交往方式；确定自己的研究主题（subject matter）、问题和专业领域，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并能产生权威、形成制度化的机构（常文磊，2014；方文，2008；王怡红，2012；Jensen，2002；Zelizer，2016）。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知识的生产结构、方式和制度构成了学科的内涵（常文磊，2014）。其中，学科的制度结构或基础架构（infrastructure）包括了四个基本类别：专业化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如大学院系）、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以及稳定的基金资助来源（方文，2008；Craig，2012）。在学科的基础架构中，高校的院系等研究机构是学科和学者身份（identity）的标识和社会范畴化线索（方文，2008；Abbott，2001；Becher，1989）。因而，学科的资本积累和呈现过程主要是通过高校的院系来实现的。各个院系均是应学科分化与综合的需要建立起来的（韩水法，2002），其在学校组织架构中的位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科的地位（Sproule，2008）。系、学院、学部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学校或在同一学校的不同时期皆有可能不同，此中充斥着校董会（board ofregents/trustees/governors）、学校管理层和教职员工会之间的博弈，同时也是大学内部学科权力争夺和资源分配的结果（李金铨，2014）。对权力的争夺也深深地影响着知识的生产方式和传播（Bourdieu，1975，1984，1986）。不同资本之间相互转化，研究者及院系对资本的占有量影响了他们的研究习惯和品味，决定了他们的学科发展战略、策略以及进行研究实践活动时作业模式的选择。而且，这些战略及实践活动能否最大程度地追求院系内部和谐，并与外部有所区分，也体现了学科的身份（Bourdieu，1984，1986；Zelizer，2016）。

二

传播学学科的起源、发展过程与规律

（一）传播学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困扰传播学学科合法性的第一个问题是其学科起源的神秘性（Pooley，2008）。现今学界一般认为，传播学学科的传统最早起源于人文学科衍生出来的修辞与言语（speech）传播和新闻职业教育（Daly，Friedrich & Vangelisti，1990；Peters，1986）。修辞与言语传播通常是培养辩论之才，在政治选举和商业应用中需求很高；而新闻职业教育则为19世纪中期开始的如火如荼的美国新闻业输送了高学历的劳动力。但是，这两个传统均强调实践技能的培训，并未形成学科的意识。直至1950年代，传播学才开始初步确立了学科的独立身份。然而，“传播学科”是否还有其他源头？学科发展是以言语或新闻职业教育的实践教育为主、在其中加入基础传播研究的成分，还是以基础传播为核心、附带提供新闻等职业教育？诸如此类问题的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学科发展策略，出身及发展理念皆不同的学科建设者们在为了获得学科的合法性和正统性的“斗争”中推动着学科的演进（Sproule，2008）。

研究问题一：传播学学科机构的发展源头、现状和一般规律是什么？

（二）传播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表现及其影响因素

一些基于制度主义视角研究学术表现的文献（Johnes，1988）鲜有理论支撑，更多的是经验及观察形成的变量。祝建华（2002）在一个探索性研究中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认为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程度由个人学术训练背景和机构的奖惩机制所决定，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经验研究的验证。

从学科制度的视角来看，学术表现影响的是学科的合法性。学科的合法性在科学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有赖于学科制度的支撑（方文，2008）。但是，学科制度结构的建立仍不足以确保学科的合法性，因为学科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科知识传统积累的学术水准和学界声望（王怡红，2012）。因此，学科合法性的建构更重要的是通过知识或思想（intellectual）（能够通过知识权威发现并产出体系化的伟大思想和方法）、研究机构（institutional）（在官僚体系和组织中产生机构权威）和社会文化（sociocultural）（能与大众社会的认知和实践产生共鸣的社会文化权威）三方面的有效组合产生享有符号资本的权威（方文，2008），进而来捍卫学科的合法性。

布尔迪厄（Bourdieu，1975）认为，研究者（包括机构）追求科学利益最大化的动机的强弱取决于其拥有资源的多寡以及资源能够带来的权力的大小。学科以研究机构为识别符号和堡垒来积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3和社会资本4，并将三者汇集成符号资本，进而形成学科发展的核心资源，最终决定个体研究机构的发展战略、研究习惯、品味、内容（实践）、学术表现5以及学科整体的发展规律（Bourdieu，1975，1984，1986）。很多经验研究也印证了上述资本对于学术表现的影响（Gulbrandsen & Smeby，2005；Luukkonen，1990）。

机构由人构成，其主要通过规章制度和战略等的制定来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以实现机构的目标（Miller，2010）。由此，院系的学科发展战略（包含院系的机构形式、院系研究领域的持续性和院系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战略）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整体研究表现。因而，我们认为传播学院系的学术表现受其院系的科研发展战略、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包含院系的研究积累、院系发文学者数，以及该地区的平均英语能力）、社会和经济资本等方面的影响，如《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19年大学经费收入（Times Higher Education，2018）。以上构思即为指导本论文分析的理论框架。

此理论框架基本上是对于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的演绎，但由于本研究是将属于批判传统的宏大（grand）理论降为了实证的中层（middle range）理论（Merton，1968），且这一理论还未被用于讨论学术表现的研究，因此，作者无法直接提出具有明确因果关系的研究假设。对此，本研究提出了如下两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二：全球传播学院系的学科实力分布如何？

研究问题三：全球传播学院系的学术表现如何受院系的发展战略、文化、社会和经济资本等因素的影响？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大数据挖掘的方法分析了1900年以来发表的与传播学相关的重要论文，辅以对传播学院系的历史档案的分析。

（一）数据获取

首先，基于Web of Science （WoS）数据库，研究者选择了SSCI、SCI和A&HCI三大索引，检索传播学学科（包括了WoS数据库中传播学、电影、广播及电视类别）收录的所有期刊（共计138个）。其次，考虑到传播学的跨学科特性，研究者又以传播学学科作者的通信地址是否含有如下任一名称（communication，journalism，media，advertising，television，telecommunication，speech，speaking，oratory和rhetoric）为检索标准进行搜索。此外，为了补充可能的缺漏，研究者还以title（题目）包含Internet（并且topic包含media），communication，media，advertising，television以及topic包含journalism进行了搜索。搜索结果截止至2019年4月，共获得了1900年至2019年共120年的论文数据，其中包括9212本期刊收录的420993篇论文，以及这些论文的被引论文5123245篇；论文作者来自于161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对无关数据进行筛选后，保留了218825篇论文及其被引论文2001535篇，此中涉及4273本期刊、148个国家和地区、111348名学者。其中，传播学院系，即以涵盖专业的范围来界定（李金铨，2014），发表的论文数共计74499篇，散布于2841本期刊，涉及86个国家和地区、1571个一级机构、1916个二级机构、24590个学者。此外，为验证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作者及其研究助理、博士生和研究生分别人工访问了数据中出现的所有传播学院系（包括专业）网站及其所属大学网站，以全面了解其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机构存在形式等）。

（二）模型建立及数据分析过程

学科的历史研究根据其自身的属性和特征通常采取三种方法，即描述学者事迹的传记史（biographical）、记录某种思想和理论的智慧史（intellectual）和专注科学机构的机构与制度史（institutional）（Löblich & Scheu，2011）。由于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源于学科制度精英在学科制度建设和学术思想与理论发展中符号霸权化的过程（方文，2008），因此孤立地采用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可能成为合理化现状的辉格史（Whiggish）或庆典史。故而，合理的做法则是组合使用三种方法（Lblich & Scheu，2011）。学科的发展总体上是知识行动者（包括精英）及其思想与所属学科甚至是所处社会制度动态交错的结果（方文，2008）。因而本文的分析采用学科制度结构的视角，创造性地以思想——知识行动者（作者）——所属研究机构——所属社会环境的基础关系数据，构建了传播学院系——大学——国家/地区的三层多水平（multi-level）大数据（见图1），进而对传播学学科的发展历史进行数学建模和统计推断分析，以期揭示传播学学科的动态规律和趋势。

本研究的因变量——传播学院系的学术表现，由8个变量构成的量表，具体包括发表论文总数、在《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及《人类传播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三个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总数、发表在SSCI/SCI 1区的论文总数、发表的期刊总数、总引用量、三大期刊的引用量、发表在SSCI/SCI 1区的论文引用量、机构h-index（Huang，2012）来测量，然后通过主成分分析（PCA）形成唯一的院系学术表现因子值。自变量包括了：学科发展战略（包含院系的机构形式、院系研究领域的持续性和院系研究的跨学科能力）、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包含院系的科研历史的长短、发文学者数以及该地区的平均英语能力（EF SET，2018）、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即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19年大学经费收入（Times Higher Education，2018）。

本研究的分析主要采用了三层多水平统计建模的方法。以院系为第一层的分析单位，对作者的论文（思想）属性信息进行量化、累积计算（aggregate），形成院系层面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院系所属的大学为第二层面因素（大学的经费收入等），大学所属的国家/地区是第三层面的因素（平均英语能力），第一层面（院系）的自变量、第二和第三层面的因素共同影响院系的研究表现（第一层面的因变量）。

本研究的数据爬取和清洗在Hadoop加Spark的分布式环境下依赖PySpark等包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主要采用R3.5的lme4等包，社会网络分析和绘图主要使用Python的NetworkX等包。

四

研究结果

（一）传播学学科机构的制度化进程

为了准确回答第一个研究问题，研究者基于所获取的大数据，在梳理出传播学院系名称演进的规律后，又通过参阅历史档案和文献信息进行了辅助支持和交叉验证。

1．传播学学科机构的源头与演进过程

通过对获取的100多年来传播学机构的数据进行梳理后，研究者发现传播学的源头不但有文献已经提到过的言语和新闻职业教育，还有农业传播、公共关系和技术传播等其他源头，而且这些源头在不同的高校有着完全不同的演进路径。

单单是言语这个源头就派生出了言语传播学、言语科学和言语表演艺术三个主要的分支。言语系在1940年代时多数改为言语传播系（speech communication）， 1980年后大部分又改名为传播学系（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arts）。19部分在传播学系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升级为学院（如西北大学的传播学院等）。而表演艺术方向的言语派系则因言语传播系的传播社会科学化而与其日行渐远。部分大学去除言语，转向戏剧艺术，完全离开了传播学科，但更多的院校选择了两派分家、各自独立发展：言语朝言语传播——传播学系方向发展；戏剧则与电影等表演艺术、设计、舞蹈等合在一起，成立表演学院或创意媒体学院等。社会科学化的言语派逐渐演变成了传播学系，而另外一派则自然科学化，研究如口吃、听力等沟通障碍和疾病的言语问题，逐渐发展成了言语和听力科学系。除个别大学（如西北大学传播学院等）外，言语科学在大部分学校已经与传播学院（系）分家，部分院校（如亚利桑那大学）甚至还被划分到了自然科学学部或医（药）学院下面（见图 2）。

密苏里、哥伦比亚、西北大学的麦迪尔（Medill）新闻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院系等自创立以来始终强调新闻实务和职业教育，而非学术研究，且新闻学院的名字至今仍保持不变。新闻专业的学术化之路由布莱尔（Willard Bleyer）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开拓、并发扬光大（Rogers，1994）。1970年代开始，麦迪逊分校等大部分新闻学院陆续改名为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也有个别学校如北卡罗来纳教堂山分校又进一步改名为媒体与新闻学院。现在，凡是名称中带有“新闻（与大众传播）”的学院基本上均起源于新闻职业教育，随后在新闻职业教育之外也开展大众传播以及其他传播学的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但由于新闻职业的传统在这些学院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因此许多人仍然习惯把它们称为新闻学院（J-school）。部分大学在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基础之上继续壮大，从新闻学院升级为了分量更重的新闻学部（如马里兰大学大学城校区）或传播学部（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也有大学（如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和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等）从新闻学院升级到传播学部后，名称偏向了媒体。现在，凡是名称为“传播学部”或“媒体学院（部）”的均以新闻系为主，并加入了广告系和新媒体研究的通讯系，部分还保留了电影、创意媒体等艺术系或专业。

传播学另外一个重要的流派是农业传播（Ward，2000）。这一流派的典型代表主要是来自于依靠19世纪末期土地拨赠法案（Morrill Land-Grant CollegesActs）赠拨土地建立起来的赠地大学，如康奈尔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该大学三个传播学学科的主要源头之一）等。起源于农业新闻的部分院校将农业传播学系设立于农学院名下，而康奈尔大学、麦迪逊分校则分别成功转型为传播学系、科学传播系。这类传统的传播学系专注于学术，尤其是科学和科技传播研究领域，是现今传播学教育和研究的重要阵地。

在非上述流派出身、且一起步就按照社会科学范式走完全学术化的传播学发展之路的机构中，最为著名的要数施拉姆创建的几个传播学研究所、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此外，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是屈指可数的出身于公共关系的示例；技术（technical）传播则是目前传播学研究领域中为数不多还未完成制度化和机构化的一个方向。

2．传播学学科机构的“变”与“不变”

各传播学派系为了争夺学科的正统地位，抑或为了合法化自己的出身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见图 2）。本文作者基于数据发现，部分传播学机构经历了频繁的变化，部分则自始至终没有变化或者变化甚微。曾经变化的案例有：从新闻系变为传播学系，如传播学学科的重镇——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系则是从新闻系改名而来；部分院校将言语传播系与新闻系或大众传播系进行合并，如南加州大学等。但不变的例子也有很多，譬如源于言语传播的传播学系（院）与以大众传播研究、新闻实践教育为中心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二者因为学科传统、重心与发展目标的巨大差异，即使在同一所学校也“针锋相对、老死不相往来”（Eadie，2011）。因此，在同一所大学里（譬如爱荷华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明尼苏达大学、马里兰大学大学城校区、西北大学等）同时存在传播学院（系）与新闻（与传播）学院（部），且互不隶属。更有甚者，在以农业传播为源头的学校中竟形成了农业传播派、言语派和新闻实践派“三足鼎立”的局面，如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密苏里大学、佐治亚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等高校，就同时存在三个言语传播出身的传播系、新闻职业教育出身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农业（科学）传播系，他们互不隶属且与传播学紧密相关的院系（Chaffee & Rogers，1997）。

3．传播学学科制度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图3（由社会网络分析生成）总结了全球1540个传播学院系名称的各种组合方式。其中，单个名称的流行程度（颜色柱的深浅）以及各种名称组合出现的数量多寡（线条的粗细）说明了传播学学科机构演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展现状和趋势。在传播学学科内部，新闻、传播、广告、言语以及电影、电视、戏剧等表演艺术等，均呈现了各种形式的排列组合，但以新闻、传播、媒体、新闻与传播、媒体与传播的名称为主（分别占比7%、31%、4%、9%和7%）。这说明虽然传播学学科的源头众多，机构的制度化至少从形式上在众多学校还是形成了基本共识，当然这也更多是制度化中互相模仿的结果（DiMaggio & Powell，1983）。此外，传播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组合方式也很多样，包含了人文（英语、文学和哲学等）、社会科学（心理学、营销、管理和教育学等）和信息科学。这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交叉学科的传统，也透视了其机构制度化演进的可能方向。近年来许多大学，如阿拉巴马大学塔斯卡卢萨分校和罗格斯大学（Rutgers）等，均在传播学院系的基础上与图书馆和信息管理院系进行合并，形成了扩大的传播学部或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部。

图4总结了全球各国家或地区存在的传播学院系和大学的数量分布。作者发现了以下规律：传播学学科越发达地区（学术表现排名较高）的大学中存在着更多（不止一个）的传播学院系。最典型的例子正是美国，一个大学里存在一到五个传播学院系。而中国虽拥有的传播学院系大学总数排名全球第三，但其大学均仅存在一个传播学院系。传播学发展历史越悠久的地区，其学科建制也越复杂、越难改变。

表1的数据表明，绝大部分（86%）大学已经建立了正式的传播学院系，大学传播学学科的整体学术表现与该大学是否形成了正式的传播学院系建制没有显着关系（χ2（2）=3.556，p=.169），但是泰晤士高等教育的全球大学综合排名与是否形成了正式的传播学院系建制有显着关系（χ2（4）=16.183，p<.01）；从比例上看，泰晤士高等教育综合排名较低的大学比排名较高的大学更多地形成了正式的传播学学科建制（93%比78%）。此外，多数大学（81%）都只存在一个传播学院系，大学中存在的传播学院系的数量与大学传播学科的整体学术表现和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大学综合排名均有显着关系（χ2（8）=325.18，p<.001；χ2（6）= 61.615，p<.001）；从比例上看，综合排名较高和传播学院系学术表现较好的大学存在更多的传播学院系，这说明了传播学学科的统一化建制在中小型（及非教研综合性）大学中较容易实现。另外，约95%的大学的传播学院系都存在曾经改名的现象，大学传播学院系的名称是否曾经改变与大学传播学学科的整体学术表现和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大学综合排名均有显着关系（χ2（2）=6.314，p<.05；χ2（4）= 20.664，p<.001）；从比例上看，综合排名较高、传播学院系学术表现较好的大学均较少改名或者进行重组，这说明了名校学科发展的惯性——大学的学科制度越成熟、越不愿意进行改革或做出改变。

（二）传播学院系研究表现的影响因素分析

上述内容总结了传播学研究机构100多年来的制度化历程和纷争。纷繁复杂的制度化形式和过程对研究机构的学术表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研究机构的学术表现还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均属于本部分要回答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研究问题。

1．全球传播学院系研究表现的排名

表2列出了各洲研究表现（通过上述的主成分分析获得的因子值）排名第一的传播学院系。图5显示的是全球传播学院系的研究实力（节点大小及颜色深度）分布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美国排名靠前的院系集中在东部地区。从全球的整体情况来看，美国的传播学院系具有绝对的实力优势，前50名中86%来自于美国（图5中的深色和大节点都集中在美国。从线条的走向来看，全球学术合作的中心也在美国）。欧洲的传播学院系分为荷兰和英国两大阵地，其他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强国的传播学学科均表现不佳。荷兰的传播学院系虽师从美国，但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局面，譬如，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传播学院已经排名全球第一。英国的传播学院系坚持和捍卫批判学派的传统，学术表现则中规中矩，前50名中只有1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来自于英国。

南美洲和非洲还是传播学发展的不毛之地，传播学在其洲内的大多数国家中基本上还未成为独立学科。在亚洲，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大国如同非洲和南美洲一样“贫瘠”，而以色列、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则统领亚洲，在前50名中占据了3席。这三个地区的新闻传播学院系的优异表现受益于大量在美国接受了系统传播学训练的学者的回归（祝建华，2002）。

2．传播学院系研究水平的影响因素

无解释变量的三层多水平模型（混合效果）的组间方差占比（组内相关系数-ICC值）为9%。添加多个解释变量后，残差方差大幅减少，组间方差基本被解释变量完全解释（组间随机效果=0），因此随机截距的多水平模型是恰当的（随机斜率的模型因不能收敛而无法保留）。解释变量的固定（fixed）效果如表3所示。

多水平建模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院系研究领域的持续性和跨学科能力（院系的发展战略）、院系的社会网络值（社会资本）、院系的发文学者数（文化资本）显着地影响了传播学院系的研究表现，然而院系的研究历史（文化资本）、国家或地区的平均英语能力（文化资本）、大学的办学收入（经济资本）、院系的机构形式均未起显著作用。具体来说，院系研究持续性越差（发表论文涉及的研究领域数目越多），其学术研究的整体表现就越差。相反，院系的学者的跨学科能力越强（每个研究引用其他学科的文献越多），其院系的研究表现就越强。同样，院系的学术合作网络越广、角色越关键，其院系的研究表现就越好。此外，院系拥有的科研师资也正向地影响了院系的研究表现。

五

讨论和结论

（一）对研究发现的讨论

传播学学科有多个源头，这些源头在不同高校呈现了不同的发展轨迹。部分源头始终独立发展，即使在同一所学校也互不相融。源于言语传播的院系一贯坚持以言语传播为中心，强调传播的“沟通”本质，长期以人际传播研究为重心，后来扩充到了符号系统（codesystems）、家庭传播、健康传播、跨文化传播、教育（instructional）传播、组织传播、言语传播、语用（pragmatic）传播（研究辩论技巧等）、公共演说研究、戏剧研究、修辞和传播理论等研究领域（李金铨，2014）。源于新闻职业教育的院系则一向坚持“新闻人”的宗旨，无论机构名如何变化仍自称是“新闻学院”；按照凯瑞39的看法，此类学者秉承的是传播的“传递观”，通常研究大众传播、新闻学、广告与公共关系、媒介心理学、媒介科技（新媒体）、媒介法和媒介经济等。源于农业传播的院系不忘初心，扎根于生命科学，专注于科学传播（对公众传播科学观念和知识）。而社会科学起源的传播学院系则坚持社会科学的信念，不涉猎新闻教育和言语传播，主要研究政治传播和传播史等。同时，传播学学科越发达、历史越悠久的大学，其传播学学科建制越复杂、越少改变。皮特斯（Peters，1986）认为这种过分机构化的情形阻碍了传播学核心知识的形成。但也有院系经历了一步步升级、合并或重组后实现了统一建制，这类学校 “变”的背后通常是大学应强势管理层优化资源的需要做出的改变，进一步来讲，也是各种派系角力后为保护自身利益而不得不妥协的结果。

作者经数据分析后发现，决定传播学院系学术表现的核心要素是院系所直接拥有的人力资本（属于文化资本的一种）、社会资本以及院系的发展战略，而由院系的研究历史构成的文化资本、国家/地区层面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院系的机构形式并不重要。英语通常被认为是非英语地区学者论文发表的障碍之一，但本研究发现国家/地区的平均英语水平与个体院系的学术表现没有任何关联，而这也与祝建华（2002）的推测相符。经济资本被布尔迪厄等人认为是其他资本的基础，但大学的经济资本若要转化为学术生产力和影响力，仍将不可避免地受制于院系已有的文化和社会资本。传播学在大学是否完成制度化（以独立的院系形式存在）虽一直被认为是决定学科发展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但本研究的实证数据并未支持这样的臆断。同理，一个大学的传播学学科是否完成制度化虽主要取决于经济资源的多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是影响学科学术表现的决定性因素。此外，研究发现学科发展历史也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学科发展历史是宝贵的遗产，但是，某个院系的研究历史越久，就越可能习惯于沉浸在自己的舒适区，不求创新，形成所谓的历史包袱（Yu，Dong，Shen，Khalifa & Hao，2013），反倒不利于学术表现的进步。

（二）结论

正如制度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不变”（stability）是学科制度发展的主流形态（Greenwood，Oliver，Lawrence & Meyer，2017；Scott，1995）。因为一个领域一旦开始形成，领域内的组织机构就有可能通过强制（coercive）、模仿（mimetic）和标准化（normative）这三种同质化进程使机构之间变得越来越相似（DiMaggio & Powell，1983；Scott，1987）。在美国等发达地区，传播学已经完全实现制度化，“大学校”基本不变，而“小学校”则频变，甚至巨变。譬如“常青藤”学校（如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或者超级名校（如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西北大学等）在初期建立根基后，便长期保持不变或者只是微变。更多的“常青藤”学校和超级名校则因为不需要像新闻传播这类只有丰富生源和业界经费资助、而没有学术严谨性及很大科研贡献力的专业，所以至今仍未实现传播学学科建设的制度化。名校的“不变”与其办学资金充裕、“博雅”（liberal arts）的治学理念及培育社会“精英”的发展战略有很大关系（Chan，1996）。对于中小型大学来说，招生的成效关系到学校的办学资金和学科的发展战略。院系的改革常常以院系招生的稳定性和校外办学资金额作为决断的基础，传播学学科的合并是“资源合理配置和优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传播学院系的名字和归属在这类学校会经常发生变化。正如Scott（1987）等制度学家认为的那样，制度化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争取机构存在的合法性而不是业绩表现。因此，是否实现传播学学科的制度化并不会实质性地影响院系的学术表现，能够影响到的或许只是其政治地位的高低和经济资源的多寡。

从另一角度来看，美国名校的传播学院系的稳定性也是其学科惰性（disciplinary inertia）的一种体现。这印证了西方学者的普遍看法——（原）殖民地地区非常僵化地进行着知识的生产和流通，而这种知识的交换实质上是基于确证和熟悉度产生的渐变（incrementally evolve）（Connell，2007；Zelizer，2016）。以渐进模式变化的学科具有连续性，它意味着学科的稳定和其在知识共享中占据的重要地位（Kuhn，1970）。但是，这样以熟悉度作为准绳的学科发展和变革模式阻碍了学科的创新，无疑会错失学科发展的良机。

（三）对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的启示

本文的研究发现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如何开展我国的传播学学科建设这一重大问题。对于中国等传播学学科起步较晚的国家来说，其高校院系不应该盲目模仿、复制美国等发达国家传播学学科的发展模式，这是因为：首先，模式并非千篇一律，简单地复制此种模式必然忽略其他模式的优点，正所谓顾此失彼。其次，美国传播学学科目前存在的各种形式主要是出身不同的派系在夺取正统、资源和权利的斗争过程中互相妥协的结果，这些模式形成的背后是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与经济等力量的协同作用，因此，仅仅照搬形式上的模式可能会造成“南橘北枳”的后果。而且，学科建设的目的并不是促成形式上的建制，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已充分证实了机构的任何存在形式均与学术表现没有直接关联。再者，相较于美国传播学学科发展的最大羁绊——不同出身的学派之间为学科正统性和合法性地位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而言，中国则完全没有历史包袱的束缚，诸如言语传播、媒介研究、大众传播、营销传播（广告与公关）、科学传播等在美国众多学校“水火不容”的领域应该被整合起来，而不是厚此薄彼。

此外，虽然本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影响院系学术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但仅仅引进“海归”并不是学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策略，因为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人力以及经济资本需要在院系制定适当的学科发展战略、科学合理地使用文化和社会等资本的前提下才能发挥有效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全球传播学学科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仍然值得我们参考。可以预见，通过院系重组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调配与使用对于机构学术生产力具有积极作用。我国传播学学科建设的核心应当专注于制定适当的、以促进跨学科研究能力为要旨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加强与发达地区传播学院系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保持和促进师资研究领域的持续性。

（四）研究意义与局限性

相比于已有利用Web ofScience数据库所做的研究，本论文具有以下五个不同的特点：

首先，以往此类研究的数据范围大多仅限于SSCI期刊论文，而本研究的数据则包括了被SSCI、SCI和A&HCI三大权威索引收录的所有期刊，因而可以更全面、客观地反映传播学学科由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计算机等）复合交叉的现实。

其次，以往此类研究大多是事先选定部分与传播学相关的期刊，随后进行论文搜寻，这样操作无疑会带来遗漏复合型传播学学者发表在非传播学期刊的论文的问题。本研究是迄今为止第一个用大数据挖掘的方法（挖掘了所有传播学机构发表的论文及其学者发表的与传播学主题相关的论文）来探究全球传播学学科发展史的研究。

再次，不同于以往采用描述性统计、且以分析论文发表量为主的此类研究，本研究以120年来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与传播学有关的论文为线索，用实证结合文献和档案分析的方法，梳理了传播学学院系的发展历程、脉络和规律，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实证检验了影响传播学院系学术表现的因素。

另外，本研究还开发了测量传播学院系学术表现的量表，并以此为标准对全球1540个传播学院系进行了排名。相比于QS和泰晤士高等教育等机构基于若干不同范畴的指标进行主观加权计算的排名规则，本研究的排名规则是基于对8个变量构成的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后生成的因子值进行从高到低的排序，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

最后，本研究得出的结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上，研究发现了在影响传播学院系研究表现的因素中，院系直接拥有的社会和人力文化资本（human capital）比经济资本更加重要。在实践上，本研究的发现为传播学院系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思路和启发性建议。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几个局限性。首先，本研究建立的多水平模型没有发现传播学院系的学术表现与各个影响因素的关系存在国家间的差异（随机斜率模型不成立），但必须强调的是：这样的发现主要是基于英文期刊论文的发表（分析数据中收录有少量的西班牙语、荷兰语、德语、法语等非英语期刊论文），因此此部分研究结论可能更适用于美、英、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或地区。对于中国等非英文期刊论文发表为主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补充大量的中文等非英文发表，并对其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其次，传播学院系的学术表现主要以论文为基础的发表量和引用量等指标来测量，没有考虑专著和书籍的影响。当然，产生这一局限性的原因是目前未有收录全球所有传播学学者及其不同语言的专著的数据库，因此，对于专著和书籍的测量不具有可操作性。另外，传播学院系的学术表现也未考虑传播学院系对本地区传播教育与实践的贡献大小，因为还没有公开可用的数据能够测量出全球范围内各个传播学院系对社会与实践的贡献。未来的研究也许可以采取对全球传播学院系进行小样本抽样、或进行个案研究，以补足院系的专著发表、对本地区传播教育与实践的贡献大小与论文数据和其他影响变量的差异。

由于无法生成具有时间序列特征、且与机构学术表现相关的变量，因此本研究未分析时间这一变量对于不同形式的研究机构的学术表现的影响，这导致研究者无法获悉同一机构通过不同时间的院系重组战略（合并、重组、拆分等）是否会带来学术效率的实质性变化。再者，研究所需的数据主要来源于Web of Science、美孚教育和泰晤士高等教育，未考虑大学的国际化水平（境外来源的师资、拥有海外学习经验的师资等）这一因素的影响。因为即使这些变量的数据能够获得，其也不适用于英美等发达国家，所以最终没有整合到理论框架中。最后，本论文的理论框架虽是以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为基础来搭建的，但由于把资本理论这一人文批判流派的宏大理论降为实证的中层理论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研究者只能简化资本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因此在操作层面，用数据库已有的变量来测量这些复杂的概念会有结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不足的隐忧。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2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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