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面具、圆口方尊、青铜神树、顶尊跪坐人像……时隔35年，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重启发掘，500余件古蜀秘宝次第重现，惊艳世人。
新发现的6个三星堆“祭祀坑”，正陆续进入器物层发掘阶段，其中，由上海大学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负责的3号坑，发掘进度最快，出土文物最丰。
3月24日，参与3号坑发掘的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任、特聘教授徐坚接受了南方都市报、N视频记者专访。他说，目前坑内器物层的清理和提取工作才刚开始。参照与3号坑高度近似的2号坑情况，不同种类的器物很有可能是分层埋藏的，揭开表面的象牙层后，下面应该还存在其他器物层。接下来，3号坑将带给人们怎样的惊喜，尚不易预测，有待于未来几个月的持续工作。
徐坚介绍，注重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田野考古精细化、充分利用科技考古手段与文物保护贯彻到第一线，是重启三星堆发掘的亮点：“这次‘祭祀坑’的田野考古，可能代表了中国田野考古的一个高峰。”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任、特聘教授徐坚。受访者供图
“科技考古”大显其能
“作为中国特色考古学的前沿阵地，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发掘有很高的科技含金量。各类文物保护、科技考古手段被第一时间应用于现场。”徐坚向南都记者介绍。
在3月20日下午的央视直播节目中，特制的遥控镜头首度公开呈现了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实时画面。观众注意到，各个“祭祀坑”均被笼罩在四面透明的考古发掘舱中，工作人员均穿着全套防护装备，有的还俯身趴在文物层上方的工作平台上，伸出双手进行清理作业；距离发掘现场不远处，可见多台分析仪器随时待命。这一切，都跟传统印象中的“田野工作”有很大不同。
考古人员身穿防护服在发掘舱内工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徐坚告诉南都记者，实际上，在整个三星堆“祭祀坑”遗址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搭建永久性“考古棚”，发掘舱在考古棚内，搭建发掘舱，是为了营造恒温、恒湿的保护环境；考古人员在“入坑”前，必须正确穿着防护服，戴上口罩、头套和鞋套，为的是尽可能避免样本“污染”；3号坑所在的发掘舱中，安装了集成发掘平台和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待发掘工作推进到一定阶段，可供考古人员悬空在文物上方，而无需脚踩坑底，以期最大限度地保护遗址和文物安全。
考古发掘舱搭载设施。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不仅如此，考古棚还“内置”了现场保护平台，其中包括应急检测分析室，以及无机质文物（出土金器、青铜器、玉石器等）、有机质文物（丝织品、象牙等）对应的应急保护室。只要经过十几米的步行距离，就可以将出土器物送至现场保护平台，第一时间进行检测分析。这样的设置，相当于把实验室“前推”到了考古发掘现场，从而实现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保护的有机结合。
另一件引起公众关注的“考古黑科技”是三维扫描与精准定位——学名是“载波相位差分技术”。
徐坚介绍，考古工作的终极目标是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和复原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绝不忍心遗漏任何一点线索，因此“现场几乎没有一把土被随意扔掉”。每一袋填土、每一件文物“出坑”时，工作人员都会采用定位系统，精确记录下它的出土位置信息，并当场生成二维码“身份证”，然后再按照需要移送到不同的实验室。
此处所说的“实验室”，不仅指三星堆发掘现场上的实验室，还包括附近的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实验室，甚至包括四川省外一些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比如在2000公里之外的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内，就有一个同步为三星堆考古发掘服务的研究分析中心。
在那里，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的师生们，负责对前方同事送来的土样开展含盐量检测、植硅体分析、孢粉分析等。
徐坚说，这些检验结果，一方面可以对文物保护方案的选择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也会介入多学科的学术研究，比如通过孢粉和植硅体分析结果，可以直观地复原三星堆“祭祀坑”形成年代的地貌特征、植被情况和气温气候；通过检测象牙中的锶同位素，就可以断定它们的来源。
3号坑应还有“惊喜”
1986年，三星堆1、2号坑“一醒惊天下”，呈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间，考古工作者通过勘探与试掘，出乎意料地在1、2号坑附近几十米的范围之内，又发现了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按发现时间顺序依次命名为3至8号坑），其考古发掘成果再次受到各方期冀。
此次重启三星堆发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联合了国内30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目前约有100名专业考古人员参与其中。上海大学作为主要合作方之一，去年秋季就已派考古师生进驻三星堆遗址，今年1月9日正式动土发掘。
经过两个多月紧张有序的工作，长约5.5米、宽约2.5米的3号坑，逐渐露出全貌。3月16日，所有填土清理完毕，3号坑器物层被整体揭开，坑底堆叠的遗物，保守估计有青铜器109件、象牙127根、玉石器8件，是目前6个“祭祀坑”中，出土器物最丰富的一座。
三星堆3号“祭祀坑”器物露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身为考古专家的徐坚，这样介绍三星堆考古新发现的意义与价值：“三十多年前，1、2号坑的发现石破天惊，以大量前所未见的青铜器、金器和玉石器，超乎想象的埋藏行为，改写了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格局和特色的认识。但两座器物坑也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它们的属性是什么？关系怎样？那些摄人心魂的宝物为何制作，如何使用，有何价值？3号坑的发现和整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清了思路。”
在徐坚看来，3号坑内器物的丰富程度不亚于1986年发掘的2号坑；两者在规模、埋藏特征等方面高度近似，但是在器类、器形和器物组合上又独具特色，这有助于人们认识到，器物坑不是特殊事件的结果，三星堆的仪式活动持久而多元。
与30多年前的发掘相比，此次发掘不再仅仅满足于静态意义上的发现宝物，而是希望利用种种技术手段和理论模型，动态地复原制度意义上和行为意义上的埋藏过程，“这不仅仅是接触独特的古代巴蜀文明的契机，也是丰富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契机。”
徐坚向南都记者介绍，目前3号坑器物层的清理和提取工作刚刚开始，虽然有的角落已经见到生土，但是其他位置还有一定的深度。而且参照2号坑的埋藏情况，器物埋藏是分层的，揭开表面的象牙层后，下面应该还存在其他的器物层次。“随后还有什么发现不易预测，有待于未来几个月的持续工作。”
接下来一段时间，徐坚将持续往返于上海和广汉，每剥离一个层面，都及时地回到考古工作现场；与此同时，他也会密切关注不同实验室和检测中心发回的报告，并与全球各地的考古学家共同探讨“祭祀坑”的成因和行为特征。而在三星堆工地上，年仅31岁的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徐斐宏，正以3号坑“坑长”（发掘负责人）的身份，带领几位博士后和研究生持续工作。
徐坚说，参与“祭祀坑”的发掘，只是上大考古师生“三星堆情缘”的起点。此后，他们还将扎根三星堆古城，开展具有理论和方法前瞻性的考古调查、发掘以及研究。
出品：南都即时
采写：南都记者 侯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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