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唱团团员悠然认为，提高社群可见度尤为重要。Ta是一名“性别酷儿”，不认可主流的二元性别理论，“我就是我自己”。Ta甩着一头粉色和蓝黑相间的大波浪，翘起长长的美甲，“我就是酷儿本酷，我不来，谁来！”
成立已10年的北京酷儿合唱团，是中国大陆首个公开演出的性少数社群合唱团。古典、民谣、爵士和流行，以及音乐剧，不同风格的演出，都是他们“用歌声温柔改变世界”的工具。今年春节，合唱团原创的以“春节出柜故事”为主题的音乐剧《郭浩然，我就问你能不能改》火了，也让更多人注意到这个致力于“以动人和声改变性别偏见”的团体。合唱团目前有一百多位成员，团员中有LGBT人士，也不乏支持LGBT的直男直女。他们职业不同，性向不同，却通过合唱建立情感联结，并用作品撬动性别偏见的坚硬岩层，“为性少数社群广泛发声”。
3月21日，北京酷儿合唱团在繁星戏剧村举办“面包与玫瑰”女性主题音乐会。
“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你将如何度过今天……“ 轻盈的歌声从排练厅飘出来。由于座位不够，有人席地而坐，有人站着举起谱夹。他们张着嘴，神情专注，目光望向厅堂中央的指挥。指挥穿着一件红色卫衣，胸前是LOGO和一行白色的小字——北京酷儿合唱团。
北京酷儿合唱团成立于2008年，是中国大陆首支公开演出的性少数社群合唱团，团队的slogan是“用歌声温柔改变世界”。团员中有LGBT（指女同性恋Lesbian、男同性恋Gay、双性恋者Bisexual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人士，也不乏支持LGBT的直男直女。他们职业不同，性向不同，却通过合唱建立情感联结，并用作品撬动性别偏见的坚硬岩层，“为性少数社群广泛发声”。
“我们不是讲故事给自己听”
2021年春节，北京酷儿合唱团演出了最新的一出原创作品：音乐剧《郭浩然，我就问你能不能改》。时长8分56秒的音乐剧里，主人公“郭浩然”向父母出柜，和父母争吵，最后还是得到了家人的理解。
比起主人公的出柜故事，作词者浪白更希望这个作品突出父母的感受，“我们不是讲故事给自己听”。他用“悲伤的五个阶段”拆解父母面对子女出柜的反应：否认、愤怒、协商、沮丧、再到最后的接受。
音乐剧里，父母认为儿子“出柜”，宣称自己不喜欢女生，不过是拒绝相亲的借口。母亲找来一根根红绳，把郭浩然捆在椅子上，称“现代医学很发达”，“有病就治咱们不拖”。
浪白说，和音乐剧里郭浩然的父母一样，“否认”是大部分父母听到孩子出柜的第一反应，然后就会问：“（性取向）能治吗？”浪白为了给音乐剧取标题，和主创们向大家征集“出柜时父母说的一句话”，最后选中了这句——“我就问你能不能改？”
合唱团成员，小卡
歌词内容取材自合唱团团员们的真实经历。征集素材时，制片人小卡在团内开了个十几人的茶话会，让团员们分享出柜经历。一些细节令浪白印象深刻：孩子出柜后，父母立刻收拾东西准备回乡下，“没脸在城市待着”；有人在除夕夜和父亲大吵一架，因为父亲评价一位同性恋明星“不正常”；还有的父母在生活中处处挑刺，“你以前不爱吃香菜，成为同性恋后开始吃香菜了，变得我不认识”。
音乐剧中有一段群舞，所有人手拉手围成眼睛的形状，主人公郭浩然站在“眼睛”的中央。歌声响起：“是不是我不了解他的世界，也许我可以再听听他内心的声音。”浪白很喜欢这个设计，它意味着沟通与和解，在最初的愤怒与不愿接受之后，“父母终于看到了真实的郭浩然”。
但现实的境况往往比剧本复杂。一个人向父母出柜，通常是最艰难的一步。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不同，父母的接受程度也有差别。而且即便跨出了这一步，向父母“坦白”了自己，最后能得到父母支持的仍是少数人。
对于过春节，合唱团的团员们抱有复杂的情感。对其中的一些LGBT人士来说，他们盼望回家团圆，却又不得不在父母和亲友面前隐藏真实的自我。团里的一名跨性别男性要在回家前的三个月内留长头发，换掉平日里男性化的装扮，重新以女性身份和家人相处。一些团员给父母分享合唱团活动的照片，会用P图软件去掉象征LGBT友好的彩虹标识。每次演出完，团里会留两张合照，一张所有人都在，另一张特别说明是“发朋友圈的”——介意公开露脸的团员可以不入镜。
合唱团成员，Gwenie
《郭浩然，我就问你能不能改》的演出获得了成功。这部春节场景下的出柜故事引起了不少听众的共鸣，截至2021年3月，音乐剧MV在微博上已获得59.1万次的播放量。在评论和私信里，有很多听众们诉说了自己的感受。有一个观众留言，说这首歌让他联想到自己的经历，“每逢过年就是出柜焦虑最严重的时候”，“怕不被接受，更怕让父母抬不起头”。负责合唱团微博运营的刘霄在评论区宽慰他：“出柜是个人选择”，“只要不伤害他人，让自己舒服就是最好的”。
令主创团队有些遗憾的是，歌曲引起的回响仍主要在LGBT社群内部。浪白希望更多父母能听到这首歌，并能代入剧本里的父母角色，对自己的孩子有所理解。“如果孩子跟他们出柜，在度过震惊和愤怒的阶段后，他们也许能真正思考一下孩子经历的事。”
用音乐对抗刻板成见
作为合唱团的指挥兼演出策划，袁野想在这一年里对合唱团的演出方向作些调整：多唱原创的、具有LGBT社群属性的作品，可以不进音乐厅，条件简陋的小剧场也没关系，票价能定得再低点，重点是“有意思”“丰富”。
他是合唱团的老成员了。2009年，袁野还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读大四，在论坛里看到了合唱团的招新帖。那时，合唱团刚刚创立一年，团名为“三棱减一”，意为“三棱镜折射出的七色彩虹减去一道”，表示象征LGBT平权的“六色彩虹”。
初创的合唱团更像一个兴趣小组：团员只有不到二十人，没几个有合唱经验。周末聚在一起，唱唱歌，吃吃饭，偶尔去北京同志中心做几场演出。曲目也是大学合唱社里最常见的，和LGBT群体没什么关系。
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合唱团没有固定的排练场地，去过KTV、瑜伽房、洗浴中心、公园里的小亭子。二三十人分散站开，借着廊道里微弱的回音练声。受邀演出也多是在酒吧或小剧场，“不敢奢望在音乐厅演，常年地下”。
袁野身高一米八以上，留着短短的平头，戴一副黑框眼镜。他话很少，只有聊到音乐和自己的创作理念时才会显现出表达欲。如果没看过他现场指挥的样子，人们很容易以为这是个普通的程序员。音乐改变了他的轨迹。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袁野进入一家游戏公司做程序员。工作任务并不繁重，每天做完任务，他就坐在工位上听音乐，翻谱子。
合唱团成员，袁野
童年时，父母盯着他学钢琴，在小学六年级就考过了十级。工作后，写代码，解决技术问题也能给袁野带来成就感，但他认为网络游戏就是精神鸦片，”没什么意义“，而音乐对他更有价值，“不能想象我的人生没有音乐”。后来公司效益不佳，他索性放弃程序员的工作，去考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的研究生，目前是在读博士。
十年里，合唱团由一个不到二十人的小团体，成长为一个一百多人的大型社群。每周六下午，团员们从北京的不同位置汇聚到一起，在排练厅里唱三小时歌。袁野说，合唱演员需要足够敏感，要能找到自己的声音，也要能感知到身边人的气息变化。在这个过程里，人们很容易建立细腻的情感联结，他引用一位团员的比喻，“合唱是一个集体在谈恋爱”。
合唱团的日常运转依靠演出收入、团费和赞助。奥美和微软给他们提供了稳定的排练场地，合唱团也得到了走进音乐厅的机会。袁野已经不记得第一次在音乐厅演出的具体时间，但仍能回忆起当时梦想成真的感觉，“很激动”。
在音乐厅演了几场后，袁野却感到深深的疲惫。一切都是那么精准，专业的舞台，固定的走位，精致的服装和妆面，提前设计好的主持词。所有环节都严丝合缝，他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太像一个普通的合唱团了，没什么特性”。
他甚至怀念起此前“半地下”的状态。在他的设想里，合唱的形式应该更丰富，不必穿着西装革履，“穿短裤去演，光着脚去演，甚至所有男生穿女装去演”。歌词可以直接摘取大家出柜时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不作任何改编，也不必讲究是否押韵。
合唱团的第一首原创歌曲《李雷和韩梅梅30岁了……哦》就是一个形式更活泼的作品。歌词非常口语化，直接指向男女生成长过程中遭遇的刻板印象。小时候是“男孩子不要玩洋娃娃”，“女孩子站有站相，把腿并拢”。长大了是“男人三十而立”，“女人三十难嫁”。
合唱团成员，乙梵
作词者陈静把自己的真实经历化进了这首歌。如果在家里叉开腿坐着，会受到父母的呵斥，“女生不能这么坐”。童年时，她羡慕男生可以站着上厕所，自己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成功。她问父母，为什么这个动作只有男孩子能做？父母说，“就是这样的”。
男女真的有这么多不一样吗？她听到邻居们讲闲话，说静静还好生在了这样的家庭，要是换了不想要女孩的人家，“生下来就被一屁股坐死了”。那时她还不了解这些话背后的含义，长大后才知道，家乡福建很多地方都重男轻女，生下女孩，要么送人，要么遗弃。高中同学嫁人早，婆家说，要生下男孩才能领结婚证。
陈静很庆幸，至少自己的家人都不是这样的人。外婆有四个孩子，其他姨妈舅舅都生了儿子，只有陈静是个女孩。总有人问外婆，四个孙辈里最喜欢哪个？外婆不假思索地说喜欢陈静，“女孩子更贴心”。陈静在边上听到了，“为我有这样的外婆骄傲”。
但在学校里，她还是没能免于刻板印象的束缚。小学时她成绩很好，身边的人却总说“女孩子数学不好，到初中就不行了”。高一有次数学考砸了，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感觉你学数学还挺吃力的”。从此她再也不想好好上数学课，数学成绩也没好过，“像一个诅咒”。
合唱团成员，龙龙
借着作词的机会，陈静把这些刻板印象一股脑写了进去。她没有想太多，只觉得刻板印象是自己成长经历里的痛点。四年后再去回望，当时的举动有了特别的意义。她发现，如果单纯写LGBT群体的故事，很难引起受众的共鸣。但泛性别类、涉及性别刻板印象的话题就可以，“只有找到可以引起共鸣的话题，别人才可能再去理解LGBT语境里的一些问题”。
一位直女团员对歌词颇有共鸣，她在公众号里分享，“特别羡慕酷儿们，可以昂首挺胸地反对各类性别刻板印象”。她自豪自己所在的合唱团内，团员们有着多样的性向或性别认同，却不为世俗的教条所限，“足够包容”。
酷儿合唱团的年会上有一个传统节目——男生们借来女生的裙子，踩上高跟鞋走T台。这里不再有“男生不该穿裙子”的刻板印象。气氛燃至最高点，全场欢呼，陈静站在台下喊，“比女生还要好看！”
隐匿的彩虹
合唱团成员，程立言
北京酷儿合唱团的简介里写道，“中国大陆首支公开演出的性少数社群合唱团”。但这个“公开演出”并不容易，背后承载了不少压力和风险。很多次，原定的演出场地拒绝合作，就是因为场地方了解到合唱团的“性少数性质”。
2018年，一场音乐剧在演出前两天被无理由叫停。接到通知的时候，团员们正在场地里布置道具，调试灯光。听说不能演了，有人当场开始哭，有人生气地喊，“把这事情搞大！”陈静很紧张，联系了团里几个主要负责人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低调处理”，发布演出暂停的通知，第一时间退票，“不想因为这件事伤害到任何人”。
在此之后，团队做演出会更谨慎些：联系场地时，隐瞒合唱团的实际性质，涉及性少数的部分用“社群”代替；现场演出不会有彩虹旗或彩虹标识的露出；有时演出地点不会公开告知，通知里只有演出地点所在的区域，感兴趣的听众可以报名加入听众群，演出前两天在群里通知具体地点。
刘霄对2018年的风波印象深刻。他记得，当时团里发消息说，演出被叫停的事不要发朋友圈，也不要对外说。他很愤慨，“用微博发檄文，肯定能获得大量转发”。但最终他没有这样做。
合唱团成员，刘霄
演出被叫停的第二天，合唱团照常排练。刘霄记得很清楚，袁野走进排练厅，神色平静，一如往常。他什么都没解释，只是说：“我们来唱首歌吧”。
歌的名字叫《As long as I have music》，也是本来演出要唱的。歌里有几句词：“When the dreams I keep inside me seem to fade and almost die（当内心的梦想似乎已经分崩离析），Then I call upon my music（我尽情释放内心的歌声），And it helps to dry my tears（它可以帮我擦干眼泪），And I know that I can make it（我知道我可以继续前行）.”
《As long as I have music》是合唱团的传统曲目，刘霄在很多场合唱过它，只是在这一刻，他才感受到歌里的力量。一曲终了，导演来向团员们道歉，可刘霄觉得这些都不太重要了。挫折反而让团员们靠得更紧，他能感受到，“大家都憋着一股劲”。
作为“中国大陆首支公开演出的性少数社群合唱团”，北京酷儿合唱团也有不少出国交流的机会。在美国演出时，主持人刚说完“Beijing Queer Chorus”，台下 “哗啦啦”响起一片掌声。每首歌唱完，听众们都会全体起立鼓掌。一些人还会在演出结束后和团员热情拥抱，袁野说，“国内根本想象不到”。
即便同在亚洲，不同国家的LGBT合唱团处境也存在差异。合唱团一般演出宣传都用带有成员正脸的高清大图，日本团的合照却作了模糊处理，人脸被虚化了。往年的亚洲同志合唱节都有“彩虹游行”，成员们举着彩虹旗上街。唯独日本例外，主办方没做任何宣传，“唱完散了就完了”。
刘霄说，每次出国交流都像打了“强心针”，能学习到不同国家的社群经验。美国的包容氛围让人感动，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交流也有意义，“如果东京团看到同样来自东亚文化的中国大陆团都是开放状态，他们也许会有所触动”。
合唱团成员，闻思阳
回到北京，困境仍然存在。2020年末的音乐会差点又出事。引来争议的曲目《彩虹动物园组曲》写动物的多元性行为。报幕时，主持人提到“同性恋”“交配”，演出场地的负责人“唰”地站了起来：“你们在说什么，不可以这样说！”他喝了点酒，神情激动，跑向演出前台，意图阻止演出。听众们齐刷刷回头看，中间，有听众伸出脚绊了他一下。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陈静和场地负责人沟通，承诺会尽快演完，并拿掉了《彩虹动物园组曲》里面的三首歌。沟通期间，听众席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填补了这段空档。
刘霄回忆，那场音乐会上所有人的情绪都特别高涨。演员们卖力演出，听众们拼命鼓掌。那场演出还唱了改编版的《玫瑰少年》。歌曲典故源自因“女性化”被校园霸凌致死的台湾男生叶永志。改编版加入了舞蹈，一位跨性别男性扮演被霸凌者，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饰演“校霸”的团员们推搡他，打击他，任由他倒在玫瑰花瓣的“血泊”中。
结局里，所有合唱团员一齐走向前，“玫瑰少年”重新站了起来。刘霄站在合唱的队列里，他注意到，一位团员哭着跳完了后半场。
“多数”与“少数”
直女阮阮是误打误撞加入合唱团的。她是个大眼睛的漂亮姑娘，从事线上教育工作。2015年，她想在北京找个唱歌的地方，网上搜了几家合唱团都不合心意，“全是叔叔阿姨”。贴吧里看到北京酷儿合唱团的招新海报，她以为“酷儿”就是“酷酷的儿童”。海报下方写着“欢迎对音乐感兴趣的同志朋友们加入”，她想当然地认为，“同志”是五四青年那样的“好同志”。
走进排练厅时，阮阮很纳闷，一个女生推门进来，怎么男生们没人表露出好奇？他们继续笑着打闹，阮阮有些忐忑，“不会是不欢迎新人吧？”
她通过了面试，指挥老师说，今天没有谱子，可以先听听排练。阮阮找了个角落坐下。和声悦耳，她内心欣喜，“这就是我想唱的”。中间有段旋律总唱不好，指挥老师急了，“不能因为你们是弯的，连音都唱不直啊！”
“弯的”？她感觉自己的脑子轰然炸开。在此之前，她对同性恋仅有的接触是一位好友的出柜。阮阮很不理解，她用劝告的口吻告诉对方，以后总归要结婚，“不要误入歧途”。
坐在角落里，阮阮经历了十分钟的心理斗争。她想过提前立场，又担心这样不礼貌，“人家也没有对你怎么样”。她望向面前唱歌的这群人，“看起来很普通，不像报纸标题党上写的那样”。最后，留下来唱歌的念头还是占了上风。
刚进团的两个月里，阮阮过得小心翼翼。排练时缩在角落里，唱完歌夹着谱子就走了。她不敢和人搭话，怕自己说错话了冒犯别人，也怕其他人知道她的直女身份，“不带我玩了”。
合唱团成员，阮阮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先前对那位同性恋好友的伤害，哭着打电话给他道歉。听完阮阮在合唱团的经历，朋友说，“你把你的感受放大二十万倍，就是我从小到大在社会上的感受”。
真正破冰是在一次聚会上，有老团员回来，喊了团员们一起吃饭。看阮阮是生面孔，老团员问她，是有男朋友还是女朋友？阮阮没有隐瞒，“我是直女，现在单身”。老团员来了兴致，他问饭桌上的其他人，你们知道阮阮是直女吗？坐在对面的团员说，“我第一天就看出来了，她的眼睛都在瞟男人”。
阮阮鼓足勇气问，“我们团不排斥直人吗？”“当然不排斥！”大家笑起来，“我们要别人接纳我们，首先不能排斥别人，大家就是来唱歌的。”她这才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2015年10月，团里有个去台北参加同志合唱节的机会，正巧阮阮刚辞职有时间去。合唱节氛围热烈，不同国家的合唱团要举着彩虹旗游行。阮阮去买早饭，听说她来参加彩虹游行，卖早饭的老婆婆特别热情，“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要吃饱一点，游行给那些人看。我孙子要是同性恋，我就让他带一个男生回来！”那几天的旅程让阮阮很幸福。演出大厅里挂着彩虹旗，不论合唱水平高低，唱完都会得到听众的拥抱。
她也在那几天想明白很多事：“我是异性恋是主流，好像这些都不影响我。但如果我不支持他们，只是他们在那喊平权，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她下定决心，“要跟大家一起唱歌，把合唱团运营得更好，影响力更大”。
除了日常的合唱排练，她也开始参与团务工作，约场地，办演出。顶着酷儿合唱团的头衔约场地，她第一次有了被区别对待的感受。前期沟通都很顺畅，看过社群资料后，对方的态度突然转弯。线下见面聊天，主题不再是活动的具体内容。对方似乎更好奇合唱团的性质，“你有男朋友吗？其他人都是单身吗？你们为什么在一起唱歌？除了唱歌还做什么？”
阮阮感到非常不适，“他就差把同志两个字说出来了”。她坦诚相待，“我们跟其他爱好唱歌的人没什么不同，我们在一起也只唱歌。”换来对方淡淡的一句，“你回去等我们消息吧”。她明白，在商务合作中，这句话意味着委婉的拒绝。
2018年末，阮阮参与年终音乐会的制作，她希望这次活动能有足够的影响力。在她的设想里，音乐会需要多展示一些酷儿元素。她请来做同志公益的机构，让他们在现场发放科普的小册子。有团员反对，“我们只唱歌，不需要展示这么多”。阮阮据理力争，“如果你不向我展示，我是不会了解你的，也不会知道怎么支持你”。
合唱团成员，悠然
团员悠然认为，提高社群可见度尤为重要，最初加入合唱团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悠然是一名“性别酷儿”，指派性别为男性，但TA不认可主流的二元性别理论，“我就是我自己”。悠然甩着一头粉色和蓝黑相间的大波浪，翘起长长的美甲，“我就是酷儿本酷，我不来，谁来！”
在合唱团这样的LGBT社群内部，人数更多的是男性同性恋，跨性别者是“少数中的少数”。悠然说，“得让人知道我们这样的人存在，他都不知道你们存在，就更不知道你们的需求是什么了。”
刘霄曾在书上了解到“跨性别同性恋”。起初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女生把自己打扮成男生的样子，同时还喜欢男生？“本来就是女孩，喜欢男生这不挺正常，干嘛这么费事？”
去美国参加同志合唱节时，他认识了一位阳光乐观的男孩。男孩主动告诉他，自己是跨性别同性恋者，还大大方方地介绍了自己的伴侣。刘霄很诧异，看见活生生的人站在自己面前，才意识到先前认知的狭隘，“他愿意做真实的自己，是多生动可爱的一件事”。
“用歌声温柔改变世界”
2015年加入合唱团后，阮阮越来越喜欢含有彩虹元素的单品，彩虹裙子，彩虹袜子，彩虹袖套，微信头像也换成彩虹的图标。她的本名中有个“虹”字，并将其视为和社群的奇妙缘分：“大家本身就是万千世界里的一种颜色，融在一起才是最好的。”
是否对LGBT群体友好，会成为她选择亲密关系时考虑的要素。听到朋友评价同性恋“娘炮”，她怼回去，“他喜欢男生干你什么事？”在她看来，一个人可以这样评价男同志，也可能对女性进行同等程度的贬低。
这是她在合唱团的第六个年头，微信聊天里，三分之二都是合唱团相关的群聊。有演出活动群，合唱团理财群，看剧群，摄影群，livehouse群……合唱之外，团员们也分享生活，交流兴趣爱好。她翻出合唱团的百人大群，一个个数过去，有二十位团员有超过五年的“团龄”了。
对于合唱团的slogan“用歌声温柔改变世界”，阮阮有自己的理解。她认为，合唱团和其他的平权组织不一样，”在人们不了解的时候，上来就说我要做什么，他会觉得你在攻城略地，在侵占我的空间。”相比而言，艺术更包容，也不容易引起受众的反感。
合唱团成员，江雨
她也在尝试用这种方式改变身边人的认知。每年合唱团办音乐会，阮阮逐一私信朋友们，“来看演出吗？我买票。”演出完毕后，微信消息都会“爆掉”，一条条翻过去，全是朋友们的称赞，“听哭了”。有朋友听过演出，想要更多了解LGBT群体，她会再推荐相关视频。
刘霄发现，近两年报名来合唱团的直人成员更多了。除了音乐水平，招新面试有一环考察面试者对LGBT社群的友好程度。刘霄负责这个环节，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一个LGBT合唱团，知道什么是LGBT吗？”
遇上完全不了解的面试者，他会一个个解释，末了补充几句：团队的目的是为LGBT群体发声，成员不仅要接受团队的性质，还要能支持性少数群体，“如果只是接受，不能支持，可能不适合我们。”令他欣慰的是，凡是通过了音乐水平考核的面试者，没有一个人因为团队性质选择退出。
团队希望传达的理念是：不管是LGBT人士还是直男直女，每个人都平等地活着。3月21日，陈静在“面包与玫瑰”的女性主题论坛上做主持人，她分享了一段经历：在大学里的一堂社会学课上，老师领来几个同性恋男生，她抬眼望过去，“特别高，还挺帅的”。那一刻，她觉得这个群体也没什么特别，普通，平凡，“和我们都一样”。
灯光落在陈静的脸上，她继续说：“看到我们北京酷儿合唱团的同学们，如果我不告诉你们，你们肯定不知道其中谁是直男，谁是gay，谁是拉拉，谁是直女，我们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场内笑声连连。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