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清军征服大明，明朝的精英意志崩溃，官员纷纷投降，老百姓在屠刀面前，心惊胆寒，委曲顺从。清朝267年间，独裁统治者通过愚民教育和残酷镇压，欺压人民、奴役人民。人民逆来顺受，已被驯化得奴性十足，没有家国观念，没有血性勇气，没有抗争意识。

近代百年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蒋介石等人的观点不同，莫衷一是，却无人真正看透。毛泽东却一语道破：中国近代屡屡落后挨打，是因为我们的民众处于无组织的状态，只要把人民群众唤醒，就可以置侵略者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是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重要民生思想。中国人数最多的是农民，实行土地革命、解放农民是革命的重要目的。可惜中山先生执政太短，去世过早，未能如愿。后来的蒋介石政府完全背离了中山先生的理想信念，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由于正面战场节节败退，1937年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此后的8 年半里，国民政府偏安于西南，大半个中国相继沦陷，成为敌占区。日军在战场上步步进攻，先后侵占中国的国土面积高达600万平方公里。

自晚清以来，不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历代统治者无不欺压人民，漠视人民利益。统治者不能解决土地改革这一难题，也就根本没有能力发动人民、组织群众，因此面对列强侵略，结果自然是一败再败。

而共产党真心尊重人民、热爱人民，真心为人民服务。每到一个地方，就迅速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通过土地改革运动，维护人民的利益；通过抗日宣传动员，唤醒了民众的觉悟和抗日斗志。

从1938年起，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在敌后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发动人民，先后建立了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5年4月，根据地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人口发展到一亿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由4万人发展到120万人，这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而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政府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并在1944年4月到12月的豫湘桂战役中又一次出现了集体大溃败，丧失兵力多达近60 万人，使日军一直进攻到贵州的独山，逼近陪都重庆。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意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早在革命时期就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根据地也广泛地开展了“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给了人民实实在在的利益，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

当年的八路军不仅武器装备非常落后，后勤物资也极度匮乏，八路军的后勤部就是老百姓。在共产党的广泛动员、教育宣传和有力组织下，百姓们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就是民，民就是兵。广大人民与共产党八路军亲如一家、休戚与共，积极地为八路军输送兵源和后勤物资，提供情报，挖掘工事，照顾伤员，并参与作战，形成了军民同心、同仇敌忾的抗日统一战线——人民群众就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力量之源。

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事，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日本人有很多中国通，他们熟知中国的历史国情，了解中国人的心理状况，也勘查了中国的地理版图。他们深知中国官民离心离德的现实，更熟知清兵入关征服中国民众的历史。

当年清军入关前，人口不过百万，兵力仅有十几万，却能迅速地把明朝灭亡。以1937年的日本军事实力，比清军强大太多了。日本侵略者乐观地认为，速战速决，完全能够击溃国民政府精英群体的意志，使其恐惧投降，即可快速灭亡中国。全面侵华之初，日军叫嚣“3个月灭亡中国”，足见其猖狂与自大。

日军原以为在强大的军事占领、血腥的屠杀面前，愚昧胆小的中国人民就会害怕屈服。没想到，被共产党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形成了坚韧而持久的抗日力量，再也不是一盘散沙的懦弱族群。

日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要派兵驻守，占领的地方越多，兵力就越分散。抗日力量隐藏于人民之中，根本无法辨识，八路军和人民武装对日军的攻击令他们防不胜防，他们反而陷入了中国人的包围之中。

日军在正面战场上一再得手，迅速推进。但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从1938年底，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从战略相持到战略反攻，直到日本最后全部投降，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抗击了58％至75％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敌后战场上升为抗日主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所担负的正面战场作战形成了鲜明对比。

华北在敌后抗战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八路军三大主力相继挺进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区和山东地区后，日军连续实施“治安肃正计划”，加紧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企图分割扫荡抗日根据地，达到由“点、线”到“面”的占领。

华北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八路军总部机关也一度遭遇严重威胁。1942年5月，日军发起“Ｃ号作战计划”，在山西辽县麻田对八路军总部形成合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此战中壮烈牺牲。

1940年夏秋，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士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也加紧了妥协投降活动。为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也为了遏制国民政府内主和的投降派，1940年8月，八路军打响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中国共产党组织了105个团发动了“百团大战”，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敌占区交通线的战役进攻，把从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这条两侧筑有敌坚固据点的所谓“钢铁封锁线”砸得稀烂。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描述：“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日以继夜，一连厮杀了5个月。一百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第129师参谋长李达回忆：“我亲眼看到彭副总司令、刘师长、邓政委和左副参谋长，冒着枪林弹雨，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指挥部队勇猛杀敌。”

八路军在反“扫荡”战场上浴血奋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达46480人，沉重打击了日寇嚣张气焰。此战切断了日军的交通命脉，打破敌人的封锁，极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大后方弥漫的悲观空气为之一扫，国民党内暗涌的投降逆流得以抑制，更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表示：“贵部窥破好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勉……”

华北日军在“扫荡”连遭失败后，只得承认华北局势“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中共军均已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如此下去，华北将成为中共军的天下”。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在敌后取得很大胜利，美国极想了解中共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于1944年7月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美军观察组在深入实地进行考察后，做出了深刻的结论——“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

比之于日军，共产党军队的武器远远落后，但他们意志坚决，殊死战斗，血战到底，毫不妥协。

1941年，侵华日军对河北易县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续的“扫荡”，制造了多起惨绝人寰的屠杀，妄图以凶残的“三光”政策，蚕食中共的抗日根据地。

1941年9月23日，日军分3路向易县进军，妄图包围晋察冀军区一分区。24日3500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狼牙山地区，将邱蔚团以及易县、定兴、徐水、满城四个县的游击队以及周围人民群众共2000多人围住，形势十分严峻。邱蔚团长急速将此情报告杨成武司令员，为解救游击队员与当地百姓，杨成武司令员制定了“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命令3团、 20团佯攻管头、松山、甘河一带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以便于被围的游击队员与人民群众从狼牙山东北方向突围。

邱蔚团长根据此作战方案将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交给7连。午夜，邱蔚团长指挥部队及当地群众从盘陀路安全地转移到了田岗、牛岗、松岗一带。清晨，日伪军误以为邱蔚团已经被包围，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500多日伪军凶猛地向狼牙山方向攻来。

7连战士早就在敌人必经的路上埋下地雷，炸得日伪军丢下50多具尸体慌忙地逃窜。日军指挥官深信邱蔚团已被围住，命令部队再次疯狂地向狼牙山方向进攻。激战中，7连战士大部分牺牲，连长刘福山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为了让大部队及7连受伤的战士能安全地转移，指导员蔡展鹏命令马宝玉这个班留下坚守。

为了拖住并吸引日伪军，马宝玉带领葛振林、宋学义等五名战士边打边向棋盘陀方向撤退，把日伪军引向悬崖绝路。当他们退到棋盘陀顶峰时子弹已经全部打光，他们就举起石块向日伪军砸去。日伪军发现他们已经没有子弹了，蜂拥向山顶冲来，并叫喊道：“捉活的，捉活的！”

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人宁死不屈，坚决不做俘虏，为了不让武器落到日伪军手中，他们砸碎了枪支，然后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纵身跳下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人壮烈牺牲，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被山崖上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五名战士的英雄壮举迅速传遍全军全国，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

狼牙山五壮士血战到底的抗争精神、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生动体现，将光耀千秋，永久激励后人。聂荣臻司令员高度评价说：“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1943年春，侵华日军对江苏北部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为掩护淮海区党政机关安全转移，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82名官兵奋勇阻击各路敌人。在淮安刘老庄，全连陷入日伪军的重重包围。虽经数次突围，均未成功，于是决心固守。

3月18日，该连与敌寇1000余人激战，阻击日军10多个小时，先后打退敌人5次冲锋，毙伤日军170余人。最后，连同指导员李云鹏、连长白思才在内的全连82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斗志，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

连部通信员在火线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在党最需要的时候，我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和人民，决不给我们党丢脸，绝不给中华民族丢脸！” 战后，新四军第3师命名第4连为“刘老庄连”。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有信仰的军队，他们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有深厚的人民情怀，更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主义和血性勇敢的斗争精神。

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有一段极其精彩的台词，阐述了英雄主义的“亮剑精神”：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手是天下第一的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是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与气质。任何一支部队都有着它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与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与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逝，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种军魂，靠的就是我们军队的广大指导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是我们国家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毛泽东多次强调“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由谭政起草、经毛泽东等人修改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对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中，要把培养高度的对敌仇恨与争取敌军俘虏二者区别而又统一起来。没有前者，就不能振起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士气；没有后者，就不能瓦解敌军官兵。

在共产党杰出的政治工作教育下，广大官兵树立起了舍身报国的崇高信仰和血战到底的英雄主义。在伟大信仰的塑造下，人民军队的将士们斗志高昂，作战英勇顽强。

据日本《朝日新闻》 1944年1月15日电：华北军（指日本军队）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 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日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荡中共军为主要任务的事实。“敌大半为中共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中共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11 章第3 节记录：国民党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 1942年有15个， 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个， 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投敌做了汉奸。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与20多位中央委员集体做了汉奸，建立了伪国民政府，伪军总数高达210多万。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

抗战至终，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一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集体投敌当汉奸。日本侵略者多次诱降国民党，却从未试图诱降共产党。

1941年4月，受美国政府委派，著名作家海明威与妻子秘密抵达重庆，采访了蒋介石、宋美龄和国民党一应高官，并秘密采访了周恩来。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抗日主张、对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分析，完全让海明威折服。后来，在给美国政府一份关于国共关系的详细报告中，海明威提到，这场战争后共产党人一定会接管中国，因为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是共产党。而国民党则排除异己，将日寇看作“皮肤病”，而将共产党看作心腹之患。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坚定不渝地铁血抗日。在与敌人的作战中，即使军事实力不如人，即使武器装备不如人，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血战到底，绝不屈服，拼死抗争。在经历过百年沉沦后，中华民族的血性勇气呈现了集体的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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