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刊发葛家澍教授2012年口述文稿|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原理|会计学|杨纪琬|葛家澍

编者按

今天是葛家澍教授诞辰百年的纪念日，葛家澍于1921年3月22日（农历二月十三）出生于江苏兴化，2013年11月25日在福建厦门逝世。“厦大家澍百年辉映”——葛家澍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今天在厦门大学举行。活动将举行葛家澍教授铜像落成、《葛家澍文集》《葛家澍学术思想研究》《澍雨杏风》等系列图书首发式。昨日（3月21日），葛家澍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会在厦门大学举行。我院派出了多名代表参加纪念活动。

2012年12月26日，葛家澍教授接受我院会计口述历史项目组的邀请做了口述记录。口述文稿整理后，撰写为文章并制作为视频片广泛传播，口述文稿也收录在2019年8月出版的《会计口述历史（第一辑）》。在今天我们发布葛家澍教授口述文稿，以示特别致敬葛家澍教授百年诞辰。

葛家澍（1921—2013），男，江苏兴化人。1945年在厦门大学会计学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为我国第一批经济学（会计学）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学科评议组第一和第二届成员、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专家咨询组成员。2013年11月25日在厦门逝世，享年93岁。

口述情况

时间：2012年12月26日下午

地点：厦门市裕发花园葛家澍家中

项目负责人：尹成彦

现场工作人员：

——现场访谈/曹巧波/尹成彦

——联络和摄影/曹巧波

——摄像/吴卫东

厦门大学刘峰、厦门国家会计学院王一平现场参与了口述记录。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黄世忠、闫虎勤、林学颖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韩粤为本次口述提供了支持。

2013年1月5日至17日，曹巧波、岳旭琴先后对口述文字进行了整理和审核。刘峰教授对文字做了审核校对。

本篇口述更多的是在回忆重要的会计学术活动的开展，回忆葛老的有高度影响力的会计著述的酝酿、写作和传播背景。

葛家澍在口述

“资金运动论”

我为什么开始写《试论会计核算这门科学的对象和方法》这篇文章？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界的原因。苏联会计界举办社会主义会计对象与方法问题的讨论会。这个讨论的整个过程、不同的观点都传到中国来。当时我是教会计原理的，对这个问题我比较关心，所以注意看了他们讨论的过程、讨论的观点，以及为什么会讨论这个问题。当时这个问题实际上的背景是，大概在1950年之后，1952年至1953年之间，斯大林出版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在苏联被认为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各门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都需要根据《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重新进行梳理。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当时都是改用苏联会计教材。我们总觉得苏联的会计教材内容比较单薄，不是会计原理，而是簿记原理，有很多问题都没有在教材里面进行阐述，或者进行必要的比较详细的阐述。特别是我们认为它理论性不够。这是我们通过教学得出的体会。苏联会计教材里讲的应该叫作会计核算原理，会计核算原理实际上是簿记核算，而不是会计原理。

由于这两个原因，我们自己几个人举办了一个讨论会，叫作“新会计研究会”，就是我们会计系的几个老师，包括余绪缨①、黄道标 ②，三四个人，我们自己研究会计里面有什么新的问题。

当时我们认为第一个问题是会计对象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是不讨论的。西方的会计理论没有讨论会计对象，大家就认为西方好像不重视会计对象。实际上我们后来明白，西方是讨论的，不过不用会计对象这个名称，而是用社会主义财务报表里的“会计要素”。会计要素实际上就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这是后来体会到的，开始没有体会到。但是我们感到还是应该讨论会计对象问题的。会计对象问题至少会告诉我们：会计研究什么？会计如果作为一项活动，它的服务范围是什么，有多大？它的边界是什么？任何一门科学，任何一个工作、活动，都应该知道它的范围。如果不研究会计对象，就不知道会计的范围。你做（会计）研究工作也好，或者做实际工作（会计）也好，你研究什么，应该做什么，这个才是真正的会计问题。离开会计对象，那就谈不上真正的会计，那就是扩大了会计的范围或者是缩小了会计的范围。所以我们感到会计对象还是应该研究的。

当时有这么一个想法之后，其他两位老师鼓励我来写这篇文章，因为他们教的是工业会计学，我教的是会计原理。我写这个文章，一方面是参考了当时苏联是怎么讨论的，另一方面考虑了从我们会计教学的需要来看，应该怎样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这是第一个问题。当时的研究结果，就是先写一篇《试论会计核算这门科学的对象和方法》，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上，这篇文章经过不断修改，变成后面的“资金运动”理论。

当时研究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它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远，在会计界会有一个什么影响。当时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有必要研究。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不能随意地拔高，说当时我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今后对会计界会有深远的影响。当时还没有这样。这个研究并没有人在后面支持、鼓励，也没有人在后面反对，但是还是带有一定的主动性。只是看到苏联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发表我们的意见。

编写会计教材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这个想法，就是能不能把会计对象问题搞清楚，把方法问题搞清楚后，我们能不能自己编一本跟苏联不完全相同的会计原理教材。如果说，讨论会计对象与方法问题有它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恐怕就是后面这一点——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后，能不能按照我们认为的会计对象和方法写一本会计原理教材。

那个时候刚好高教部在北京召开全国财经会计教材改革会议③。我们学校参加这个会议的是我。当然还有几个人，他们参加不同的组。参加会计组的是我，上海财经学院参加会计组的是娄尔行④先生。天津有一个参加会计原理教材研究的老先生，我把名字忘了。另外中南财经学院也有位老先生参加。再一个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因为主要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中国人民大学赵玉珉⑤参加了会议。就在那个会上，大家提出这个问题。

当时国家是推行苏联的教材，但没有说统一的必须用苏联的教材。各个学校都有权力自己编写自己的教材。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能不能以我们提出的会计对象、方法为核心，来编写一本新版本的会计教材。所谓新，当时就是在某些内容方面跟苏联引进的教材有所不同，也不是全部改革。他们的教材也有他们教材的特点，也有自身的优点，优点我们还是要学习。但是他们有很多提法、很多概念，好像当时我们不太能接受。

当时财政部也考虑到，原来是照搬苏联的，现在看起来也要联系中国实际。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初，财政部就准备写一本中国式的会计原理教材⑥。财政部组织，当然要请全国这方面的有关专家参与。当时请的有（中国）人民大学赵玉珉，财政部杨纪琬，上海财经学院娄尔行跟龚清浩⑦，厦大是我。上海的龚老因为年纪比较大，那个时候是三年困难时期，北京各方面条件是比较差的。所以，他不愿意去，后来是改为吴诚之⑧。最终参与的人，我一个，赵玉珉一个，杨纪琬一个，娄尔行一个，还有吴诚之一个。名义上参加的没有杨纪琬，实际上杨纪琬是主编。

当时在这个教材编写过程中，碰到很多问题。主要是第一章总论应该怎么写，总论里面几个问题应该怎么写：①会计对象怎么写；②会计方法怎么写；③会计任务怎么写；④会计性质怎么提；⑤会计应该包括哪几个方面？除了会计核算之外，还包括不包括其他方面？讨论这几个问题花的时间很长。实际上它只是构成这本书的第一章总论，但是讨论时间是全部教材编写时间的大概三分之一。经常讨论一个问题一次讨论没有办法结束，分歧很大。第二天再来，或者过几天再来。

在这个问题里面，关于会计的对象有两种意见。到最后两种意见是非常明显的。一种意见就是仍然保持苏联的提法，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及其物质基础，即社会主义财产，这是一种提法。另外一种提法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与资金运动，或者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在企业中进行的经营资金运动。

可以明确地说，这两种意见当中，赞成第一种意见的人占多数，赞成第二种意见的基本上就我一个。娄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不大发表意见。他不明显倾向于第一种意见，但是也不明显地反对第二种意见。对立尖锐的是我的看法跟杨纪琬和赵玉珉的看法。他们认为仍然要用苏联会计教材的提法，而我认为第二种提法比较确切。

当时我只是说我提的比较确切一些，认为第一种提法中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及其物质基础，这个提法太抽象、太大，不够具体。没有描述出会计的整个环境。会计应该有一个环境，它应该有一个边界，在时间上有一个边界，在非时间方面也应该有一个边界，就是会计究竟多大，实际上就是要有一个主体。后来对这个主体进行了讨论。在苏联的会计对象中是没有主体的，或者说它的主体是指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这个主体是整个社会。

当时我的意见就是，能够把会计的主体描写为整个社会吗？我们有没有整个社会的会计，我们能不能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主体来研究它的收入、费用，研究它的配比？最后研究它的经营成果，应该没有吧。会计的主体总是具体的。会计主体是根据国家的委托或者是采用其他的形式，进行生产、经营的各种企业、事业单位，特别是企业，会计的主体总是一个企业。只有企业最后才能有收入、费用，以及收入费用的配比。

另外，我说，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这种表述也没有办法表现出会计最重要的特点：用数字和文字，特别是用货币表述。尽管这是一个方法特点，但是这个方法特点非常重要，它影响着对象特点。没有一门科学，像会计这样“一棍子”地用货币进行数量表现。实际上这已经把它的环境描写出来了，就是凡是不能“一棍子”地用货币数量表现的，就不属于会计的范围。

当然这个问题，争论了很久，争论到最后，几乎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意见。当时我觉得还是我应该让步。财政部组织的，财政部也不能够在最大的问题上面来服从我个人的意见。而且我觉得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的理由还不是很充分，还需要去进一步研究，进一步论证。所以我提出是不是要同时表述两种观点，第一种意见算是主流派，用大字表述，第二种意见就是我那个意见，是少数派，用小字表述。所以，一本教材里面，有的用大字表述，有的用小字表述，这是我们会计原理的一大特点，其他没有一本教材这样表述。就是会计原理第一章，谈到会计对象的时候，对会计的主流功能用大字表述，非主流功能就是资金运动的功能用小字表述。这可以说是一大发明。我这个意见提出来之后，杨纪琬非常高兴。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这样子表述也有好处，主次分明，另外也表明我们这个教材贯彻了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种意见都表述在里面，由读者自己去判断究竟该采取哪一种。

在这本书里面，当时还有一些新的提法，比如说会计的性质。当时我们经过研究之后，第一次提出来会计既有阶级性，又有各个（性质的）社会共同采用的性质，不叫技术性，叫作社会性。

还有就是会计除会计核算之外，还应该包括会计分析、会计检查，当时不提审计。所以提出来会计核算是基础，会计分析是会计核算的发展，会计检查是会计核算的必要补充。这三个提法都是当时教材里新的提法。在这本书的第一章，花的时间多，成果也比较大。详细的，我在中国商业会计学会主办的《财会学习》第六期⑨好像登了。今年刚刚登的。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同时我也在编写教育部委托我的文科教材《会计基础知识》。

当时于光远⑩非常积极，他知道我在北京，说你这本书不要再拖了，赶快趁着你在北京，有很多专家也在北京，在北京把几个基本问题定调，赶快把它速成，最好1年之内，最终（不超过）两年把它定稿。

我们在中央党校召开一个会议，讨论了会计的几个问题，其中包括会计的对象、会计的性质、会计的任务，在这个里面讨论最激烈的就是会计的性质。会计究竟有没有阶级性？在这次讨论会上，应该说大家比较解放思想，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认为会计没有阶级性，资产阶级可用，无产阶级也可用，它是个中性的东西。

当时顾准⑪也参加了，于光远也参加了，杨纪琬、赵玉珉都参加了。财政部那本书坚持两重性，即会计既有阶级性，又有各个（性质的）社会共通共有的社会性。而我们这本书“走得更远”，明确认为会计没有阶级性。所以两本书提法不完全一样。这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时间是在1961年和1962年。

应该说这两本教材是有一脉相通之处的。一脉相通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解放思想，充分讨论。周扬⑫负责的文科教材，其中包括我的一本教材——《会计基础知识》⑬。财政部这边是财政部组织编写的，是会计类教材，而教育部那边是一系列的书，一系列文科教材。财政部这本会计教材多多少少受到文科教材的影响，因为文科教材的编写是由中宣部直接领导的。

提出这种观点，我们在课堂上就这样讲，这个对学生也有影响。我们就不按照教材里所说的功能讲，比如讲会计性质，我们的主张是会计没有阶级性，最多具有两重性。“没有阶级性”是按照文科教材的主张讲的，“最多具有两重性”是按照财政部《会计原理》的主张讲的。我们把两本书的观点结合了起来。

这两本教材之后，在会计方面再没有什么全国性的大讨论。有关会计方面的大讨论，如果还有一次，应该是以后，教育部举行的一次编写教材的重要会议，是在西安举行的。

1990年代初期，葛家澍在做报告

这次的特点就是让年轻人上马，不能老是老人当主编，让年轻人当主编。当时就提议我跟阎达五当总主编，北方几个省的总主编是阎达五⑭，南方几个省的总主编是我⑮。南北两个方面一起编写这个教材，内容可以不同，只要言之成理。主编尽量采用年轻人，这是一次大的改革。现在他们的书还在印。这个改革涉及一系列的会计教材。2000年重新开始编写教材，没有什么学术方面的讨论，而是对整个编写体制的讨论，比如起用年轻人，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南派写的书跟北派写的书，简单地称为南派、北派，可以不同。主要是讨论这些问题，没有涉及内容。

为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

1978年的时候我发表了两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⑯。当时全国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我是受了这篇文章的影响，觉得在我们会计界也应该有这个问题，因为当时会计界几乎纹风不动。尽管全国社会科学界都在讨论，如何来实事求是地检讨我们过去的一些“两个凡是”的影响下的认知，但是会计界没有一篇文章，没有一个人写这方面的东西。

为什么选借贷记账法？是因为借贷记账法受到的打击最大，也最通俗易懂。一讲到西方的记账方法，大家都知道这是借贷记账法；一讲到中国的记账法，大家就想到在60年代刚刚改革的增减记账法。而且当时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增减记账法才是中国的记账法，借贷记账法是资本主义的记账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提法有问题。记账方法怎么能够分中国的跟西方的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方法。这一点我是受反对“两个凡是”、社会科学界正在进行“真理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启发。我也觉得应当反思一下我们会计界，我们会计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收到社会各界不少反馈。当时有几封信，都丢了。其中最重要的一封信是上财副校长郭森麒⑰的，他写了很长的信，可惜都没留下来。他讲的话就是，“这是会计界大是大非的讨论，是会计界‘两个凡是’的讨论，打响了会计界拨乱反正的第一炮”。

这篇文章之后，讨论会计属性、记账属性是会计界一个很热的话题。虽然不是直接地谈借贷记账法，但是间接地受这篇文章的影响，谈到会计属性的时候，大家都不再提借贷记账法是资本主义的记账法。从此，坚持借贷记账法是资本主义记账法的这种观点慢慢销声匿迹了。

在1981年的时候，我发表了第二篇文章⑱，主要说的是，如果我们要推行西方的财务会计准则，必须澄清一个观念，那就是会计理论、会计方法、会计准则、会计原则，它们都是有继承性的。西方现在推行的财务会计准则，以及财务会计准则的一些理论基础，对中国也是适用的。当然不能百分之百地搬过来，我们要结合中国的特点来采用。但是应该说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我文章里面举了“会计主体、会计目标、会计基本假设”，对中国同样适用。问题就是，我们采用多少？

当时我也一直关注对西方会计的研究情况。我一方面写论文，一方面关注西方会计的发展。我觉得中国会计今后肯定要走这个道路（学习西方会计）。当时还没提出我们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也有人提出，今后我们的经济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走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道路，那我们的会计就必须要考虑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特点。考虑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特点，就是要借鉴西方的东西。

对这篇文章直接反馈的，也有几篇文章。直接写信给我的，基本上赞成我的观点。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提西方的会计准则、西方的会计原则、西方的财务会计理论基本概念对中国不适用。这种文章几乎没有看到。在这个以前，很多人的文章要么是不提西方会计，提到就是我们要慎重地运用西方的这些基本概念。我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不提的就少了，提的多了，而提到西方的一些基本概念的时候，他们都认为可以，而且今后应当有条件地、联系中国实际加以应用。整个的观点有所改变了。我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篇文章澄清一下这个问题——究竟西方的这些东西对我们适用不适用。

会计准则和概念框架

写《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这篇文章，也因为我们国家当时在逐步开放。我参与中国会计学会的会计准则讨论，我们正在考虑中国今后的会计准则怎么办。当时讨论的结果就是，中国必须采用、必须实行会计准则，会计准则必须要代替统一会计制度，这是我们的结论。至于道路怎么走，当时还没有理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头绪。但是必须走这个路，这条路是肯定的。而且当时我们几个人私下讨论的时候，这个意见倒还是一致的。跟杨纪琬、娄尔行，还有一两个老师讨论的时候，都觉得今后中国必须走这条路。而且我们还提醒杨纪琬（当时他是会计司司长）领导全国的会计工作，需要看清中国今后走的道路。

在这之后，我还写了好几篇文章讲中国必须借鉴西方财务会计准则的理由，以及该怎么借鉴。当时我写的这方面的文章，大概有三四篇。

在1983年的时候我又写了一篇文章⑲，关于会计的本质、会计的定义，提到了会计是信息系统。对于会计的定义，有两种观点：一个是管理活动论；另一个是信息系统论。写这个文章我们并没有想引起争论。我只是想说明，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这个信息系统所提供的是企业投资人、债权人等所需要的确实有用的信息，所以它又是一个服务活动，但是它不是一项管理活动。它本身归根到底还是个管理工具，但是它本身不是一项管理活动。而杨纪琬和阎达五坚持会计本身是一种管理活动。后来我们间接地不是直接地问，如果会计本身是管理活动，那会计管理什么？他们最后回答，会计管理财务。会计管理财务，会计管理活动实际上是个财务管理活动。所以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我在课堂上当然还是基本上讲我的观点，但是有一点他们都知道的，就是学生如果提出跟我不同的观点，我不会马上一棍子把他打死，我会跟他商讨。我的学生跟我唱对台戏的也不多。也没有明确说赞成我的观点，但是明确反对我的观点的好像也不多。只有第一个（博士）学生林志军⑳，他是赞成管理活动论的，但是他的观点也不是很明确。他只写了一篇相关的文章。

到90年代的时候，我开始研究会计准则、会计概念框架，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会计准则比较具体，是对某一项经济活动、经济应用或者事项，做出的具体规定。在会计准则里面，不提为什么这样改，为什么这样做，理论讲得比较少。这个理论在哪里讲？理论在概念框架里讲。因此，你要懂得像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以及它的一些关键的部分，要懂得这个概念框架，懂得出现概念框架以前和以后，会计准则的区别。因为概念框架最重要的就是对每个准则所用到的一些概念做出明确的解释，即为什么使用这个概念。比如说为什么用资产，资产的性质是什么，资产有哪些特点。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在所有准则里面，凡是资产的概念都会符合资产的定义和资产的特征。因此我就想，要研究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看样子必须追根到底研究它的概念框架，看它对财务会计里面所用到的各种概念怎么解释的。而且研究概念框架必须要研究历史，因为它的概念框架也分好多历史阶段，早期的、中期的跟后期的。就这样，我就把整个的研究重点放在概念框架方面。

我认为美国的会计理论，具体表现在它的概念框架里面。它的概念框架也是比较简单的，讲的也并不多，但是你确实要研究它的概念框架的每一个概念，以及概念跟概念之间的关系，你会发现它是有一定的道理，或者有比较深刻的道理。

到现在为止，即使有国际会计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以及其他国家的概念框架，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超过美国。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制定这个是需要花钱花人（精力）花时间的。只有美国有可能投资这么多资源研究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并不能解决每个具体的会计业务问题，但是它又能够解决千千万万个基本相同的会计业务问题。它能够把不同的会计业务，按照不同的处理方法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是不容易的。

概念框架很重要的特点是，凡是相同、相似的会计业务，要用相同、相似的会计处理；凡是不同的会计业务，要用不同的会计处理。这个是要花很多资源去研究的。所以到现在为止的会计理论，把它浓缩起来看，都体现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当中。

近期研究方向

最近几年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研究公允价值，还有一段时间对物价变动会计也关注很多。最近没有研究物价变动会计，因为看起来物价变动目前还不是一个大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通货膨胀还存在，但是幅度不是太大。一般按照我们会计专家的说法，物价变动如果达不到10%以上，在会计上就不考虑。现在就全世界范围来讲，通货膨胀率超过5%的发达国家跟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都很少，这个问题我暂时就没有去研究。最近几年研究比较多的是公允价值变动、公允价值会计。我总觉得这个名字好像就不是很妥当。因为价格本身就应该是公允的，没有说公允价值之外，还有一个价格。

我现在也还没有系统研究什么问题。因为我觉得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理事会）现在举步维艰。本来想跟美国合作，但是美国看样子还是要走自己的道路，所以两家现在分歧大于合作。这样子今后我们要找一个世界公认的，一个公允的会计准则比较困难。

现在国际财务会计准则的制定，根据张为国㉑透出来的信息，困难还是很大。现在各成员方在租赁、金融工具，还有货币这三个最主要的会计准则方面都有分歧，而这三个准则也是比较重要的准则。何况还有概念框架，概念框架的两个方面，目标和信息质量特征，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因为比较抽象，一到确认计量，就比较具体了，这些不容易达成一致。

所以到现在为止，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两家能够融合起来达成一致的概念框架，也就是两章或者三章。第一章目标，第二章租赁概念，第三章对决策有用的信息的质量特征，三章代表三个准则、三个概念（三个基本概念）以及相关的概念跟概念之间的关系。到后面要素的定义、计量、确认，问题是很多的。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世界上要找一个国际公认会计准则，我一直想，只要国家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世界大同，没有国家，没有国家的利益，没有国家的权益，那么国际公认会计准则有可能出现。只要国家存在，只要有国家权益存在，那么想要一个世界公认的会计准则看样子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现在要研究什么问题？要么研究比较具体的问题。研究具体问题咱们资料也不够，比如金融工具。金融工具这个问题是很需要研究的，因为它本身也很复杂，而且再加上它的计量需要公允价值的计量。而公允价值这个概念我对它也有怀疑，所以我也不敢动手。现在只能观察，看看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他们动向如何，他们在这几个问题上的重点放在哪里，是放在后面三个具体准则，还是放在没有完成的国际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上。根据张为国同志讲，他们现在也是举棋难定。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的前途也还很难说非常乐观，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因为毕竟美国这方面比较成熟。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对我影响最大的，在我们学校是王亚南㉒跟肖贞昌㉓。肖贞昌是我的系主任，王亚南是学校校长。王亚南对我的帮助也很大。他对会计非常有兴趣，我们举行小型的新会计讨论会的时候，他经常参加。他作为校长，有那么多的学生（事务繁忙），还经常来参加。另外，他对我们的前途（发展），如年轻人应该走什么路，教学怎么跟科研相结合，经常做一些非常重要的指导，他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是校内。

校外是于光远，经济学家于光远，因为是他直接联系我出版那本《会计基础知识》的。文科评选委员会还要分组，我那本书是在经济学组里，他是经济学组的组长，所以他经常跟我有联系。

还有3个人，一个是杨纪琬，一个是娄尔行，一个是顾准。顾准，我跟他接触时间并不长，但是两个人谈得很投机。他有很多新的观点。当时我很佩服他创新的精神。他有很多观点跟人家不一样，有很多独立思考的东西，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虽然受到很多运动的影响，他仍然非常乐观，仍然刻苦地钻研他的事业。一开始在上海做财税局长（准确地说是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的时候，就受到“三反”“五反”运动的影响。后来“反右”的时候，又被划为右派。到“文革”的时候，又受到打击。他一生的遭遇太不幸了，但是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他真的是自学成才。从学历来看，他没有什么学历，但是他有学问。学历跟学问不是一回事，有学历不一定有学问，有学问的人不一定有学历。他的研究范围很广，研究微观经济，研究宏观经济，研究会计，从微观到宏观都涉及。

我和杨纪琬、娄尔行，包括跟阎达五，私人交情都很好。其实我们很少公开地互相批评。他们只是提到信息系统，也没有提到我的名字。我写文章从来不去批评管理活动论，只说我自己的。因为我认为一个理论必须自己完善，首先要完善自己的内容，不要急急忙忙地反驳人家对你的批评。你在反驳过程中，要完善自己的理论是比较难的。

前排左起四位为裘宗舜、余绪缨、娄尔行、葛家澍

现在会计学术界有两派，一派是年轻人的㉔。他们跟着西方学，主要是搞实证会计。我对实证会计一是不通，二是有一些反感。不通是因为我对数学方面，疏忽比较久了。现在实证会计向数学方面发展，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不太懂。因此我不敢说它有什么差错，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问题。我反感就是实证会计是研究一种现象存在的理由，发现了一个现象就研究它存在的理由，对没有发现的现象，就预测将会出现什么现象。但是它有一点是不去研究的，就是应当如何，对这个不屑研究。我觉得一门科学如果不去研究应当如何，那要这门科学干什么？一门科学两个方面都要：它为什么会存在，将会怎么样发展，这个我们要研究，这是实证会计研究；但是我们还应研究它应当如何发展。任何事物都是这样的，你还要研究应当如何发展，要它真正的有用就是应当研究如何，但是实证会计不研究这个问题。

另外，目前我觉得实证会计很奇怪的地方就是，有一天（有时候）又不研究会计问题了，或者至少是不研究会计的大问题了，开始研究会计的小问题。实证研究的一些会计问题，不要实证研究，结论都可以得出来。一些模型，比如说研究事务所收费，最后得出结论大公司收的费用比小公司收的费用高。这个还要你去实证研究？这个结论通过观察就可以得出了，不需要研究。我这是举例来说。很多问题不是会计的大问题，是鸡毛蒜皮的问题，甚至是跟会计不直接相关的问题。但是跟会计直接相关的问题，它不去研究。比如说公允价值究竟有用没用，这个倒是值得研究。但是没有人敢碰这个问题。

我认为他们现在研究的方向当中，好像也不是走在会计应当研究的方向上，而是走到会计不需要研究的那些方向去了。不是他们没有能力研究，而是他们不愿意去研究。

印象最深刻的学生

印象最深刻的学生是我的博士生，一个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林志军。我觉得林志军做学问还是很严谨的。他是把教学跟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比如说，我跟他合写《西方会计理论（第三版）》，现在需要再印刷。出版社怕劳累我，把签样给他看。他还是非常认真地进行修改，进行补充。他做学问、从事研究工作是很严谨、很认真的。这点我还是很佩服他的。至于他究竟教学怎么样，研究成果怎么样，这个由别人去评价。至少他的作风是很严谨的。虽然他也很忙，但是任务接过来，他就很实事求是地去做。

另一个学生就是深圳创投的陈玮㉕，现在业务做得很红火。过去我没有想到他能够在业务上有这样的发展。他做具体业务，在深圳做风险投资。他的公司做到现在，做得有声有色的。

还有一个是魏明海㉖。魏明海的特点就是，既能够做教育工作，又能做行政工作。他过去从系主任开始，做过系主任、院长、校长助理、副校长，现在当副校长。工作一直都很忙，但是业务都没有放松。

还有刘峰㉗。刘峰的特点就是，做学问教学都行，他不大求名求利。你看，他从中山大学调到厦大来，那么长时间，系主任也没有安排他什么任务，他没有任何的怨言。他认为他应该走的这个道路，只要适合他的特点，可以自由地进行教学，自由地进行研究，他就很满足。他不一定要做院长、系主任，甚至副校长。

其他的还有好几个，很不错。有几个在上海，他们的表现也都不错。

自我评价

（对自己）评价，“名不副实”，不是我谦虚，实在的。现在就老一辈的会计学者来说，当然我就是比较老的，健在的老的。跟我同辈的，现在都先后凋零了。实际上，我是感到我也没有做什么工作，至少从会计学方面来说。实证研究这方面我虽然批判地对待它，但是我没有认真地研究它。本来我是有条件可以研究的，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数理化还是比较强的。本来我的数学在中学里面，都是满分的。我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二名，本来可以保送交大。我当时一心一意要学工程，从来没有想到念会计，而且在中学也不知道大学有会计这个学科。所以我学了会计，应该说是走了误区。但是唯一一点，就是有一个要胜的心态，就是觉得只要你做一行，你就爱一行。要么不在这个道路上发展，在这个道路上发展，就要把它做好。

我走了会计这个道路，我当时也有点后悔。但是我想，既然是命运安排我学会计，那我就学会计。走了这个道路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把它学好。当然开始进入会计这一行的时候，也曾经受到一些冷嘲热讽。同学认为我毕业之后不应该留校，第一个，是工资很低；第二个，会计这行业没有什么出息。有什么出息？那个时候都认为会计就是“打打数字”，没有出息。同学对我冷嘲热讽，因为当时毕业我有好几个出路，都比会计强。当然，当时看比会计强，现在就不一定了。

我对自己总的评价应该就是，“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如果说优点，这个应该是我的优点。现在我已经90多岁，没有后悔的问题了。走了这么长的路，如果说后悔，那就是我没有早一点研究实证会计。我应该去研究实证会计，这是我的缺陷，不管怎么样你（我）总少一条腿。

葛家澍题字寄语年轻一辈会计人

注释

①余绪缨(1922—2007),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中国现代管理会计学科奠基人,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会计学科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中国会计学会顾问,国际权威刊物《会计国际学刊》编辑政策部成员。

②黄道标(1921—),男,福州人,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曾在当时的福建会计处工作,1949年调回厦门大学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③1954年4月高教部组织召开全国高等财经教育会议。

④娄尔行(1915—2000),男,1937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系,同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院深造,1939年毕业,获企业管理硕士学位(MBA)。1939年至1949年先后在“国立”上海商学院、私立光华大学、“国立”临时大学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自1950年起,先后在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学院“文革”期间关闭,后来复校)、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授,并担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系主任、名誉系主任。娄尔行是我国当代最有影响的会计学家之一,是新会计学科体系的主要创始人,为推动中国会计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⑤赵玉珉(1916—2005),男,教授,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教育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教学的拓荒者,中国人民大学会计专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会计学会第一、第二、第三届理事,第四届荣誉理事。

⑥《会计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3年5月出版),高等财经院校会计教材编写组编著,(杨纪琬、娄尔行、葛家澍、赵玉珉、吴诚之),前言落款日期为1962年11月。

⑦龚清浩(1909—2001),男,上海崇明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会计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会计硕士、美国西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上海社科院、上海财经大学任教。

⑧吴诚之(1914—1988),男,原名吴菊初,浙江海宁人,会计教授。193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商学院会计系,1949年之前在江苏农民银行上海分行、中国银行、中国农工银行工作,1949年之后先后在上海会计补习学校、复旦大学、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任教。

⑨“《会计原理》出版50年回忆(片断)——关于该书中若干基本会计概念及其表述”,载于《财会学习》2012年第6期。“断”应为“段”,原文为“断”。

⑩于光远(1915—2013),男,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⑪顾准(1915—1974),男,上海人,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会计方面的主要著述有《银行会计》《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

⑫周扬(1908—1989),男,原名周运宜,字起应。作家,现代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⑬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计基础知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年2月出版),葛家澍主编,前言落款日期为1963年7月。财政部组织编写的教材是《会计原理》。

⑭阎达五(1929—2003),男,山西省祁县人。1949年3月肄业于北平私立华北文法学院经济系,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创办人、第一任系主任。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管理活动论的主要创始人、价值链会计的首创者,《会计研究》编委会副主任。

⑮葛家澍、阎达五领导编写的教材是1996年由国家教委立项的面向21世纪“会计学类系列课程及其教学内容改革研究和实践”项目。

⑯葛家澍:《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帐方法”》于1978年5月下旬在召开的厦门大学第七次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会后发表在《中国经济问题》1978年第4期。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⑰郭森麒(?—1986),男,上海财经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⑱葛家澍:《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载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⑲葛家澍,唐予华:《关于会计定义的探讨》,载于《会计研究》1983年第4期。

⑳林志军,男,1985年获得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经济学(会计学)博士)。现任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自2018年起担任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

㉑张为国,男,1957年出生,注册会计师,曾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清华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理事(2007—2017)。也是会计口述历史受访人。

㉒王亚南(1901—1969),男,现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

㉓肖贞昌,男,湖北人,主要研究会计学,曾获博士学位。1941—1985年历任厦门大学教授,会计系主任,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

㉔葛老在口述时未讲另一派,应该是指以葛老为代表的老一代会计学者。

㉕陈玮,男,1964年出生,1994年获得会计博士学位,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㉖魏明海,男,1964年出生,1991年获会计博士学位,广州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