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译编参：外交政策和身份转化：土耳其公众对欧洲的认同分析 @大外交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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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2021/ No.30

外交政策和身份转化：土耳其公众对欧洲的认同分析

作者：塞内姆·艾丁-德兹吉特（SenemAydın-Düzgit），萨班奇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教授，伊斯坦布尔政策中心的高级学者，研究和学术事务协调员。欧洲青年学院的研究员，董事会成员兼沟通主席，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委员会成员，经济与对外政策研究中心（EDAM）董事会成员，全球关系论坛（GIF）成员并且是卡内基崛起民主国家网络的成员。主要方向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土耳其外交政策、土耳其-欧盟关系、欧洲外交政策等。

摘要：国家官员通过外交政策在国家身份的话语建构中的作用愈发明显。从这一观点来看，土耳其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有趣案例，因为它的外交政策在近几十年发生了重大转变。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变以及2000年代后半期土耳其与欧盟关系的恶化不仅带来了政策上的改变，而且也导致了土耳其民众对欧洲国家的身份认同变化。本文旨在揭示，在土耳其公众对欧洲不断变化的观念中，精英阶层引导的舆论导向是否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本文试图观察公共话语在欧洲代表制上遵循或不遵循精英话语的方式，并进而涉及一个概念问题，即国家身份的公共建构是否仅遵循精英建构。

要词：建构主义；话语分析；焦点群体；外交政策；身份变迁；土耳其与欧盟

文源：SenemAydın-Düzgit, Turkey Foreign policy and identity change: Analysing perceptions of Europe among the Turkish public, Politics, 2018, Vol. 38 No. 1, pp. 19-34 .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14期，总第14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齐雄伸，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审校：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

再审：朱翊民，大外交智库特约研究员，现就读于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编译精选

全球化发展推动了国际资源自由流动，也模糊了传统意义上对国界线的认知，而此时，公共身份的作用却逆流而涨，成为政治精英施政过程中考虑的焦点。随着一体化的持续发展，精英和公众之间已经存在着深刻的认同分歧。本文通过定性方法研究普通土耳其公民如何看待欧洲，尤其是欧盟。简述两种身份变化，即分析统治精英与欧洲公共话语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土耳其公众对土耳其和欧洲关系变化的态度。并在话语分析中得出三个结论：

（一）政府/反对派动态对于身份认同的公共叙事的变化和竞争的重要性，不同话语群体指导下的民众对身份认同的态度存在明显张力；

（二）基于深厚的历史文明，以新颖方式重新诠释公共话语，尤其是引起了涉及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政治和经济辉煌成就的国家身份与个人政治认同的共鸣；

（三）采用弹性手段将新式和传统叙述方法有机结合使其达到最佳效果，可吸引不同社会群体。

一、在正发党执政下对欧洲论述的变化

正发党（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执政初期，对待欧洲的官方言论是积极务实的。因其坚持了以西方为导向的凯末尔主义（Kemalist）外交政策构想，正式开启了“入欧”谈判历程，推动了国内政治、经济、司法和军事等多方面改革使其民主化程度获得了空前发展，得到了欧洲方面积极肯定，并视为中东地区的“民主桥头堡”，削弱了传统政治力量——例如，军队和司法机构——在国家机器中的实力。同时，在官方舆论引导下，土耳其公众对欧洲好感渐增，并认可欧盟取得的发展成就。

然而，在2007年选举之后，正发党转而采取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政策，即以穆斯林和宗教为核心的“文明地缘政治”，将自身定位为中东地区中的区域大国。而此时，“入欧”谈判步伐缓慢，陷入僵局。另外，其他因素不断冲击该过程，使得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例如欧洲危机，塞浦路斯陷入僵局，欧盟对土耳其“入欧”反感以及土耳其在政治民主方面的负面记录。这不仅带来了双方外交政策上的变化，而且也改变了双方之间的身份认知。欧洲称土耳其为“有害入侵者”和“歧视性实体”。后者也开启了对前者批评和指责，重新建构公共话语体系。

土耳其对欧洲的不满源于20世纪60年代，即塞夫尔综合症（Sèvres syndrome），又译色佛尔综合症，即指一战后期协约国对奥斯曼帝国进行了肢解，引起了土耳其民众激烈反抗与斗争。正发党因其施政策略继承昔日言论内核，重新主导该舆论话题进行表述，重构土耳其民众对欧洲的态度与情绪。

二、理论与方法：焦点小组（focus groups）与批判话语分析（CDA）相结合

根据建构主义的观念，身份认同被理论化为关系和话语的建构。政治精英通过构建独特话语体系，进而向民众转述，将其纳入该体系内。土耳其精英向公民传达对欧洲的论述，表明了土耳其对欧盟成员国和与欧盟关系的看法，继而定义了土耳其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

本文使用焦点小组来收集话语数据，以分析整个土耳其公众对欧洲不断变化的看法以及欧洲与身份认同的精英建构的相互关系。焦点小组是一种研究方法，通过与研究者确定的主题进行小组互动来收集数据。就本研究而言，2016年3月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5个焦点小组会议，每个小组有7-10名参与者，每次会议持续约3个小时。共有43位参与者参加了焦点小组讨论。

三、分析结果

焦点小组的讨论产生的三个结果与上文三个论述主题相对应。

（一）欧洲是土耳其民主化和现代化“样板”；

（二）欧洲被土耳其视为“不受欢迎的入侵者”；

（三）虽然正发党面临反对派批评，但其灵活巧妙运用了“塞夫尔”综合症，占据了话题构建过程中的物质和道德制高点，引起了部分民众共鸣。

四、欧洲是土耳其民主化和现代化“样板”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初，欧洲被土耳其视为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样板”，土耳其被政治精英和民众看作民主“贫瘠”之地，尤其是在物质基础和人权福利等方面。当时的土耳其公民认为，可以通过国家加入欧盟而获得这一权利。而随着时代发展，中东爆发各种热点问题，正发党外交导向转变使得欧盟国家加大了对其反对派的话语支持与肯定。

这次调查也表明欧洲国家对正发党关于土耳其民主国家话语的质疑，导致了土耳其公众对欧盟态度发生变化。同时，也表明近年来欧盟的民主化和现代化“样板”的理念在土耳其反对派中得到加强与拥护。其原因在于为了应对土耳其民主制度的日益恶化，反对派群体中日益主张传统政治理念。更广泛地说，这些发现证明了政府/反对派通过在某些议题领域（例如民主）中，公开论述塑造了土耳其政府的话语体系，也在构建公共身份方面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五、欧洲在道义和物质上都逊色于土耳其

在土耳其部分精英和公众阶层观念认知中，欧洲在道义和物质上都逊色于土耳其。同样，我们在这项研究中发现，持有此观念的人群主要是由那些认同正发党的焦点小组参与者所组成。在该小组成员认知建构中可以观测到，在公民的认知观念里，土耳其不仅在道德上具有自身优势，而且在民主和经济表现等物质层面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究其原因，在于该小组成员认同一定的特定标准。例如国内治理，民主自由和经济指标，同时还取决于固有的道德归属。作为“文明的承载者”，正发党话语体系隐含了对奥斯曼帝国辉煌历史的怀念，构建了一个看似具有永恒文明本质的国家，是一个比欧洲更高的文明本质。

在关于外交政策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道德优势的构建。正发党的外交话语体系将土耳其定义为“被压迫者”的“领导者”，又是捍卫者的国家。因此，土耳其通过与“被压迫者”合作与联盟，不仅可以获得物质和资源等力量支持，而且拥有道德优势。站在历史的高度，无论过去的奥斯曼帝国，还是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均被正发党政府建构为“被压迫者”。该形象在土耳其的邻国中产生了天然的文化和宗教亲近感，而欧洲则处于该话语体系的低端。

本节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某些公共叙事中，正发党构建的新兴共识已形成，并占据了公众舆论的主导地位。同样，该话语体系思想也具有深厚的历史源头。20世纪60年代，当时极右翼和极左翼发展出的“新西方主义”表达了对欧洲道德的鄙视。

六、欧洲：不受欢迎的入侵者（塞夫尔综合症）

大量研究表明，“塞夫尔综合症”始终是土耳其在欧洲的精英和公共代表中的不变主题，被视为土耳其历史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它代表了对欧洲势力的憎恶，是分裂国家的象征。通过土耳其集体记忆和国家历史中隐晦的记忆，欧洲被土耳其构建成一个时刻威胁国家统一和分裂领土的身份或形象。该负面情绪不仅影响土耳其周边近邻，而且远渡重洋进入美洲地区。

本节中的发现表明，正发党和民族行动党（MHP）支持者的叙述与正发党关于欧洲是对土耳其持有有害意图（并对其采取行动）的行为体的主流话语之间似乎高度趋同。

尽管有数据表明，“塞夫尔综合症”在历史画卷中具有持久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一）该问题贯穿土耳其近代史，其中支持者不乏凯末尔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和民族主义在内的广泛社会群体；

（二）就“塞夫尔综合症”问题，昔日与今日表述有着巨大的差异，即以往研究并未显示出土耳其民族认同的潜在底蕴体现了历史文明的优越感。该论断表明，正发党站在时代前沿，以一种新的姿态重新诠释历史问题。

七、结论

本文旨在通过关注土耳其的具体情况，来阐明通过外交政策表达的关于民族身份的精英话语与公共身份变化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观察从正发党执政以来，与欧洲有关的土耳其固有身份认同是否已经反映在土耳其一般公众对与欧洲有关的国家身份的表述中。

研究表明，某些根深蒂固的民族叙事在塑造对欧洲的态度方面起着持久的作用。正如塞夫尔综合症的“渗透力”或道德优势的观念所证明的那样，这种现象在过去的欧洲公众认知研究中也存在。在具有民族中心性的情况下，即使土耳其面临重大社会政治变革，这一现象依然存在。

本文对那些研究土耳其政治身份以外的身份变化的人具有积极借鉴性。首先，本文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法，通过此方法可以观察到公共身份如何被建构，以及显示出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但不限于）外交政策言论与身份的精英表述之间的相关性。这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完成：在一个时期内已经发现，关于身份的精英话语已经发生了变化，并将这一时期的精英修辞的话语分析结果与焦点小组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相比较。从原则上讲，这可以帮助我们描绘出可以接受精英操纵/改变的身份区域，以及那些更难以抵抗的领域。

除了提供一种分析精英和公共身份建构的界面的方法外，本研究还提供了概念性见解，以探讨由统治精英或强势领导人提供的身份表征如何与公众观念互动，从而触发公共身份的变化或连续性。精英话语可以从现有的公共话语体系中汲取灵感，通过当代的新发展形式来表达身份特征。由于这些历史表现具有广泛的形式而且拥有厚重的历史土壤，它们在广大公众中引起了共鸣。因此，研究表明，过去和当今的精英话语在当代的身份表征中可能存在持续的相互作用，从而导致公众话语（某一部分）与精英话语之间达成共识，并使得贯穿在社会中的公共话语具有连续性。

但是，精英人士对历史因素的运用也可以与新时代特色结合，这也可以渗透到身份的公共话语中并引发变革。换言之，在精英们以新颖的方式解读历史的同时，关于身份的公共话语可以影响甚至改变建制派精英的话语。在民主等关键问题领域，特别是在土耳其政治精英和民众两极分化程度很高的情况下，社会的反对派对政府话语的争夺也可能导致变革。

译者评述

随着区域一体发展和经济发展势头持续衰弱，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瞬间燃爆部分国家的社会民生，引发暴徒横行和社会动荡。而在具体的实践中，政治精英可以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引领或引导国内社会舆论导向，尤其是在具有深刻的历史记忆的国家。例如，本文阐述土耳其的“阿喀琉斯之踵”——“塞夫尔综合症”，这不仅是历史的屈辱，也是时代的标识，更是记录了无论何种表面特征均无法抹去历史痕迹，无法修复土耳其民众的伤痛。

本文通过定性研究方式，观察到土耳其在外交政策转变过程中，土耳其民众对欧盟的身份认同发生重大转变。并且，在执政党积极引导下，其观点与政治精英的态度达到最大程度的共识。同样在该领域研究过程中，作者大胆探索，利用技术手段研究国际政治问题，对后期研究人员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在文中，作者注意到土耳其民众基于历史深刻的记忆，对欧盟国家的态度呈现出变化性过程，可因时因地表现出不同形式。正发党政府根据此原理，重新阐述历史问题构建新时代的话题体系，吸引和聚集民生力量。但会出现根深蒂固的固化形象，始终触发土耳其民众内心深处的虚构形象，进而形成恐惧或焦虑的状态，引发过激的单边主义行为。

以欧美为主体的部分国家政治精英同样具有固有思维偏见，即大国崛起必定称霸，通过身份或形象构建出一个丑恶的中国形象，并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大力推销，意图阻止中国和平崛起。例如，涉疆、涉藏问题以及所谓“种族灭绝”谣言。西方国家基于政治精英传统信念罔顾事实，不惜成本虚拟构建出中国人权负面记录，企图恶意抹黑中国形象和干涉中国内政，却在世界舞台上演一出又一出的“闹剧”。[1]更甚至，为迎接国内大选，加拿大部分政客操纵对华议题博取同情而上演了一出荒唐的政治闹剧。

而我国对此进行严厉的批判并声明，台湾、涉港、涉藏、涉疆等问题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都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都不应被外部势力横加干涉。美国的行政部门和国会根据一些反华政客炮制的假消息对中国的企业和个人实施长臂管辖，严重违反了国际法，也不符合国际公道良知。 [2]

注释

[1]新华每日电讯，《外交部驳蓬佩奥涉疆言论》，2019年06月12日，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9-06/12/c_138135885.htm

[2]外交部，《王毅同美国亚洲协会举行视频交流》，2020年12月18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41285.shtml

问题互动

问题1、建构主义的基本理念是什么？

问题2、土耳其转变对欧洲身份建构的话语体系背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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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王潇洒 审核 / 陈际界

再审 / 王盖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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