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忽培元较早，那时他在延安大学将要毕业，正在写论文，论文内容好像与陕北民歌有关。有一天我正在延安地区群众艺术馆和王克文闲聊，他来了， 一进门就不管不顾地说了起来，自信满满，侃侃而谈，既礼貌周全，又收放自如，这在当时延安的同龄人中极其少见，一看就不是个平常角色。他谈完事就忙忙地走了，走路的姿势像负重登山，又用脚踹地，每一步都沉稳而坚定，深思熟虑的样子。他一走克文就给我介绍了情况，知道他从小就是个风云人物，插队不久就入了党，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联队党总支书记，后还又当了公社党委副书记。由于我也当过大队革委会主任、联队生产指挥部主任，因此就觉得很亲切；但一想他还当过公社副书记，现在又大学快毕业了，自己还是个民办教师，心里又酸酸的，因此就没再多问。
说来也巧，就在这不久，路遥来延安，我在他住的地方又见了忽培元，仍然是忙忙地来，忙忙地去，说话干脆，行动利落，没有客套，不像朋友间闲聊，倒像是部队里的基层指挥员在战壕里确定行动方案，让我佩服之余，多少生出些自卑。他走后，路遥告诉我说：培元了不得，认人很准，做事很稳，目标很大，头脑很活，前途不可限量，随后还说了培元对他二弟有过帮助的事，令我顿生亲切之感。
又过了一段时间，延安地区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我们同在小说散文组，他虽发言不多，但每次发言都能引起众人的共鸣。别人发言时会场上总是乱哄哄的，只有他发言时屋子里鸦雀无声，大家都很认真地听，像好的歌唱家抓住观众一样，让我不由得佩服。打这之后，交往就多了起来，我们就成了朋友，一块开会时说这说那，分开后还时不时通信。这之后他好像在延安四中教过一段学，不久就调到小延安市（现在的宝塔区）文化馆了，主编一个名为《延园》的刊物。那刊物开本很小，像一本书似的，但无论内容还是封面和装帧都很雅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我的小说《二平》就是在这刊物上发表的，他对这文章很重视，多次推荐给人看。
忽培元虽然平时不说写作之外的事，但关键时候肯帮我，也会帮人。我因是农村户口，先当民办教师，后以临时工的身份当剧团编剧，为此不知着了多少急，求了多少人才在33岁转正。期间，有许多人出手帮忙，忽培元就是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位。我这里说“起了重要作用”绝非客套话，他那时是延安行署专员秘书，位置不同，了解的情况和说话的份量自然就不一样。为我的事他做了很多工作，但可能是纪律约束，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起过，事成之后我才从别人口里听说了这些。当然我也不是完全感觉不到，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有一次他随专员到延川视察工作，几次向县上有关领导打问我住在哪里，问清后利用下午吃饭时间，专门到我家来了一次。那时我在县城对面的一个村里租窑洞住，离县招待所有好远的距离，他这样做很显然是给县上人看的，不然放着招待所的好饭不吃，在我那破窑洞吃什么呢。说起来像笑话一样，他来我家，我连白面也没有，只好给他吃荞面，还不是浇汤的那种，而是菜和面一起的那种，他盘腿坐在炕上故意装出吃得很香的样子。正吃着突然给噎住了，歪着脖子半天咽不下去。我老伴不识字，记不住来客的名字，说起忽培元她不知道，一说被荞面噎住的那人就恍然大悟了。
我到西影厂时，他也被调到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离得很近，来往自然就多了。我一有机会就往他那里跑，他有空时也来我处转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直到他到奉调入京，到全国政协工作为止。
他进京后联系就少了，我记得只见两次，地点都在丈八沟宾馆，都是我去看他。一次是和西影厂的党委书记一同去的，另一次是我和西乡县县长吕阳平 ，前一位是要见马文瑞，后一位是想认识他。就是这次，他透露说组织要他在陕西挂职，任某地级市市委副书记。我问哪个市，他不说，当时陕西除过西安外，只铜川、咸阳、宝鸡三个市，我总以为在这三个之中，没想到是延安，当时延安地改市还准备阶段。他当延安市委副书记及后来当市政协主席后，我们联系得反而少了，不是他不接待，而是我自己没有联系，怕给他添麻烦。
忽培元从政之余，笔耕不辍，出版的著作有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青春纪事》；长篇小说《雪祭》；长篇文学传记《阎红彦将军》、《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耕耘者――木刻家修军评传》；报告文学集《秦柏风骨》、《难忘的历程》、《一枝一叶总关情》；散文特写集《山秀珍》、《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毛头柳记》、《延安记忆》；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就是有些重要情节可略展开。另最近出版《郑板桥传：糊涂百年》反响较大。等，在书法和绘画上也有建树且独成一家，广受赞誉。
责任编辑：雷建明 白军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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