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

我至今还没有将这“恐怖”仔细分析。姑且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白的，则：

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

……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二，……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

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 ，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 ，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

中国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所以，我终于无话可说。

——1926年，《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P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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