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的一天，因为妻子执意要离婚，戴望舒服绝望写下遗书自杀，幸好及时被朋友救助才活过来，但婚姻却再也无法挽回了。

1927年2月，戴望舒因参与革命被拘留，到好友施蛰存家中避难，认识了他的妹妹施绛年，两人都是花样年华，戴望舒二十二岁，施绛年十七岁。

戴望舒不禁爱上了眼前这个十七岁的少女，诗人的灵感喷发，为她写了不少情诗，那首著名的《雨巷》就是经典之作，他们经常手牵手在林间散步，施绛年偶尔会调皮地吻一下戴望舒，然后笑着跑开。

其实施绛年当时还是个少女，并不太懂爱情，对戴望舒狂热的追求始终不冷不热，这让戴望舒十分着急，戴望舒出版了诗集《我的记忆》后一举成名，再三向施绛年求婚却未得到肯定的答复。

痴情的戴望舒竟然选择了跳楼自杀，善良的施绛年只得答应了他的要求，1931年，两人在上海举行了订婚仪式，这里施大小姐提出了一个要求：戴望舒必须拿一个外国大学的学位才能结婚。

其实这只是施绛年的缓兵之计，她想等戴望舒出国留学后摆脱其纠缠，1932年，戴望舒赴法国留学，他是怀着对施绛年强烈的相思极不情愿地过来的。

戴望舒在巴黎混了一年，钱全部被他花光了，为了混一个文凭他只得换个开支低的学校读书，1933年，戴望舒进入里昂的中法大学学习，并获得奖学金，一次他去西班牙旅行时参加了反法西斯游行示威被警察通知了学校，学校十分愤怒，将他开除并驱逐出境。

戴望舒狼狈地回到上海，却发现恋人已移情别恋，他精神几乎崩溃，不顾父母在场，冲她脸了扇了一巴掌，这段长达八年的恋情终于画上休止号。

原来，戴望舒在法国留学时，施绛年就爱上了一个小商人，听到传言的戴望舒向友人求证，友人为了不影响他的学业，胡乱搪塞了过去。

戴望舒失恋后写了很多情诗抒发心中苦闷，不过没有颓废多久，他很快就有了新恋情，一天，失恋的戴望舒在友人刘呐鸥位于江湾的公寓长吁短叹，另一位好友穆时英看不过眼就把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他。

穆丽娟年方十九，婷婷玉立，一眼就吸引了戴望舒，而穆丽娟早已从哥哥口中知道了戴望舒的才华，充满了爱慕之心。

她跟戴望舒学打牌，陪他跳舞，还帮他抄写稿件，两人很快陷入热恋，1936年6月，戴望舒和穆丽娟在上海新亚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不久，女儿朵朵出生，戴望舒给她取名咏素。

后来上海艺华公司拍摄电影《初恋》，戴望舒和作曲家陈辛歌一起谱曲《初恋女》，其中歌词“你引我到了一个梦中，我却又在另一个梦中忘了你”让穆丽娟十分不快，她对人说：“戴望舒把感情都给了施绛年，他和我没有什么话说。“

1939年，抗战爆发，戴望舒携妻女去香港任《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主编，事业上有发展，婚姻却出了问题，戴望舒忙于工作，经常把自己关进书房几个小时，和妻女没有任何沟通，这让穆丽娟十分不满。

后来两人离婚，穆丽娟改嫁作家周黎庵，与周作家夫唱妇随，戴望舒和穆丽娟之所以会分开，主要还是性格不合，另外就是缺乏沟通，婚姻也是需要双方共同经营的。

穆丽娟后来回忆说：“我们从来不吵架，他是他，我是我，他对我没什么感情，他的感情都给了施绛年。”

1940年，穆丽娟回了上海铁了心要与戴望舒离婚，戴望舒苦苦挽留无果，只得独自回了香港，他的意志全部崩溃了。

1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他给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那是一封遗书他在信中说：“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已经五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让你得到解脱。”

后来幸好被友人救了过来，1943年，戴望舒看挽回不了这段婚姻只得无奈地签字离婚，其实戴望舒应该是爱穆丽娟的，只是文人性格的他把这种爱写进了作品，而不懂得如何表达。

四个月后，戴望舒在大同图书印务局当编辑时认识了抄写员杨静，1943年走进了第二次婚姻，杨静当时才十六岁比戴望舒小十几岁，他们的婚姻被杨的父母反对，但杨静义无反顾要嫁给戴望舒。

婚后两人还算和谐，两个女儿出生后婚姻却出了问题，戴望舒大男子主义极强，两人经常发生冲突，吵架成了家常便饭，最终以离婚收场。

1949年，戴望舒悄悄离开了香港，回了北京，出任新闻出版社总署国际局法文科科长，那时日本人用酷刑折磨他，再加上数次情变加婚变，他的精神完全垮了。

1950年2月28日上午，为了减轻痛苦，他为自己注射了过量的麻黄素在床上昏迷去世，走完了坎坷的一生。

在戴望舒三段感情中，除了第一段是单相思外，另两段都是高开低走，开头热烈，后来分离，归根结底还是戴望诗人的性格太过于不切实际，不懂表达。

戴望舒爱上的全是“丁香一样的少女”，而不是现实中的妻子，另外就是大男人主义严重，不尊重体贴女性，导致婚姻无法继续下去，或许这正说明了相爱容易相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