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
主讲人：罗平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课程简介：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强调，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执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对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讨论三个问题。第一，朱毛红军的由来与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第二，关于临时军委的不同意见与中共红四军七大。第三，“中央9月来信”与古田会议的召开。
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
主讲人：罗平汉
好，同志们，今天我们要交流的题目是《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
大家知道2014年10月30号，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强调，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执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
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对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次会议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初步回答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如何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之所以要召开这次会议，要于此前红四军内部在如何建党建军的问题上，曾发生过一场争论，有很大的关系，没有这场争论，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古田会议。
所以今天我们回顾这个历史，也许能够对我们今天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团结，健全民主集中制等等引发出一些思考。
我想和各位交流讨论这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朱毛红军的由来，与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第二个问题，关于临时军委的不同意见，与中共红四军七大，第三个问题，中央9月来信与古田会议的召开。
一、首先我们交流讨论第一个问题，朱毛红军的由来与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
1929年古田会议之前，红四军内部发生的意见分歧是由这年5月重新设立红四军军委这件事情引发出来的。因此要回顾古田会议的前因后果，就有必要首先回顾我们红四军是怎么成立的，以及红四军军委，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况？1927年9月9号，毛主席领导的著名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0月6号，在宁冈县的大村中见到了袁文才，因为在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也就是袁文才的驻地，建立工农革命军医院和留守处。1927年10月27号，毛主席随起义部队来到了井冈山的茨坪王佐的驻地，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志们一看这个时间就知道，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号正式爆发的，而毛主席这一种向井冈山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10月27号。那也就是说他是秋收起义爆发之后，一个月以上时间才正式上井冈山的。那为什么这么久他才上井冈山？应该说一开始按照秋收起义预定的计划，并没有想要上井冈山，而是要夺取湖南省会的中心城市长沙，这一计划本来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是敌强我弱，当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十一日到达长沙东面的平江县城东郊时,由于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使师部和第一团受到巨大损失，第三团也在14日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力弱而失利。第二团一开始发展比较顺利，在12日和16日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但后来因为国民党正规军集中兵力反攻，也使我们这个团几乎全部溃散。那就是说在进攻长沙的过程当中，我们遭遇了重大挫折，毛主席看到这个情况，当机立断，改变了原有的部署。下令各路起义军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起义时的5000余人，锐减到只有1500余人，受到了严重的挫折。9月19号晚上，毛主席在文家寺的理论学校组织召开了七军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当时工人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叫余洒度，他坚持去浏阳直攻长沙的方针，当然这也是符合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的当中也有不少人伴有这样的情绪，赞同余洒度的意见。但毛主席极力主张要放弃进攻长沙，要把起义军向来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接再图发展，这也是毛主席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能够做到实事求是。9月29号起义部来到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毛主席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一是把已经不足1000人的部队，收编为一个团，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
二是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许打骂士兵。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
三是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班排设党小组，支部建立在连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要统计党组织的书记担任，可以说三湾改编在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历史上跨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10月13号，起义军到达了井冈山脚下的宁冈县古城。在这里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两届前委扩大会议，他从前来列入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井冈山上有两支农民武装，一支叫袁文才，一支叫王佐，他们各有一百五六十号人，60来支枪，王佐的部队驻扎在山上的茅坪和大小五井等地方，袁文才部队驻扎的井冈山的宁冈的茅坪，他们互相配合，互相呼应。我们有不少同志去过井冈山干部学院学习，其实井冈山干部学院就设在井冈山茅坪即原来王佐的驻地那个地方，当时（工农）革命军当中，有人曾提议解除袁文才和王佐的武装，干脆把他们解决。他们不就是几十条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吗？毛主席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了，历史上有哪个人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个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的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毛主席还得知袁文才王佐特别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但枪不能少一只。袁文才部队一百五六十号人当中只有60支枪，于是毛主席向前委提出准备一下子送给袁文才100支枪，把袁文才的全部人员都武装起来，应该说这是个非常大胆的设想，有的人就表示怀疑，还有的人坚决表示反对。
经过毛主席反复说明，才得以陆续通过，中共湖南省委还向中央报告说，润之在赣市存有一大错认知，润之指的就是毛主席什么大错误呢？指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上井冈山的时候送了100条枪给袁文才。10月6日毛主席和袁文才见面后，毛主席当场宣布给袁文才送100支枪，这很是让袁文才感到很意外，也使袁文杰很受感动。袁文才向毛主席表示，一定要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600银元，并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也答应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
但与此同时，袁文才要委婉的对毛主席讲，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其实言语当中流露出了深刻的意思，为了不使袁文才为难，毛主席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先到井冈山周围打游击。10月27号，毛主席率起义部队到达了井冈山上的茨坪，送了70条枪，给王佐的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500多担稻谷和一些银元，工农革命军在茨坪住了几天，又回到了白鹭堤茅坪，也就是袁文才住的地方。从这个时候起就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主席后来说，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要进行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1921年中国成立共产党，我就便是共产党员，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5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他就是这样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
当然历史证明毛主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创出来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自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这样的表述和概念，当时使用的是工农武装割据，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这条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但当时我们党内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城市中心论，把革命的中心是要放在城市，而不是乡村的。本来中央就给他领导秋收起义准备要攻打湖南省会长沙，而实际上毛主席把起义部队带上了井冈山，所以这一年1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认为中国湖南省委对于农民暴动的指导完全违背中央策略，且工农军所经区域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实际上是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组织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本来是对的，结果当时临时政治局开会，把他错误的开除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做了决定，湖南省委要派人去传达，当时湖南省委十分困难，居无定所。于是就委托自己的下级组织中共湘南特委去到井冈山。湘南特委就派了周鲁（音译）去井冈山上去传达中央的决定。周鲁是中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湖南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指着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实现所谓是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策略，批判毛泽东右倾逃跑是枪杆子主意，并且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这样一来，毛泽东一度就成了党外人士，因为已经被做了宣布不是党员了，但是实际上中央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只开除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因为被做了宣布开除党籍了，他就不必继续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师长。毛主席后来说那段时间自己比较狼狈，因为他没有上过军校，也没有承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听不清14:49），但是随后不久，得知中央并没有开出他的党籍，仅仅是开出了政治局候补委员。
那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井冈山今天属于江西，而要湘南特委派代表到山上去传达中央的相关指示，这与当时特殊的环境是有关系的，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当时同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江西省委双方都有联系，但秋收起义是由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由湖南省委任命的，这是历史原因。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使毛泽东一向、主要是向中共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湘南特委要派人传达决定的这个因素。
这是毛主席上井冈山的情况，那我们讲朱毛红军那么朱老总又是怎么上井冈山的呢？1927年8月27号，根据中央的计划，起义军占领南昌后，要拿下广东，准备从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汇合然后占领广州，进而夺取整个广东，并取得出海口，予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北伐。然而起义军来到广东潮州，汕头地区时失败，剩下的一部分部队转移到了广东的海陆丰（听不清16:33）地区，与当地的人民起义军汇合。还有大部分剩余的部队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移到了湘南地区，也就是湖南南部。
1928年2月朱德、陈毅在领导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建立了湖南宜章、郴州，永兴、资兴等7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应该说一开始形势很好，整个湘南地区一片红旗招展，但不久，国民党纠集7个师的部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对起义军进行夹击，同时在起义过程当中，当时的中共湘南特委采取烧杀政策，造成一部分农民反水，起义军只得退出湘南，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应该说当时在湘南暴动的过程当中，湘南特委负责人在执行政策的问题上，一度发生了偏差，湘南各县要搞所谓的大烧大杀，不仅要烧掉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还要把县城的整个街道和所有的商店都要烧掉，而且还要把原衡阳是广东平时公路两侧15环内的所有的村庄统统烧掉，使敌人来进攻的时候没有地方可住，想用这样的办法阻止敌人进攻，但是今天看起来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敌人固然没有地方可住了，但这样烧杀把房子都烧了，老百姓也没有地方可住了。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对这个政策是比较反感的，这也是导致农民反水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8年10月，毛主席率领的工人革命军和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军，在江西宁冈县，也就是今天井冈山市的砻市，继原来的宁冈县城会师了。朱毛会师的时候，毛部有1000余人，朱部2000余人，与朱部同时上下的湘南农军有8000余人，全军1万余人，两军会师后，在砻市的龙江书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军合编为工人革命军第四军，同年6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地的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那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也得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这是我们党领导的应该说第一支规模比较大的成建制的革命武装，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怎么应该把它编为红一军，怎么一开始就编为红四军，因为爆发的时候，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作战非常的勇敢，一路所向披靡，在老百姓当中留下了很大的影响，群众称之为是铁军。所以我们在创建这次革命武装的时候，也希望我们自己的革命武装能像当年的就是北伐军第四军一样成为一支铁军。
所以把它称为第四军。毛主席的部队并为第十师，朱德的部队并为第十一师，湘南农军并为第十二师，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那我们党史上著名的朱毛红军，就是由此而来的。这就是两军会师以后，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的井冈山市，垄市的龙江书院，朱毛会师之初，全军变成39团，不久又缩并为26团，也就是第十师、第十一师，下辖第28团至第33团，其中第28团是原南昌起义的余部，第29团是宜章（音译）农军，第31团是原秋收起义的部队，第32团是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第30团和第33团是原湘南郴州永兴等地的农军，那也就是说在红四军当中，真正的主力部队是第28团和第31团暨原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当时的情况是井冈山地区人口不满2000，产谷不满万旦，这是毛主席写给中央这个报告当中讲到的情况。那大家想想，这么一点人，这么一点粮食产量而忽然之间，上万人的部队来到了井冈山，导致部队的给养十分困难。月底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决定撤销师的番号，由军直辖团，也就是第28、第29、第31、第32，而由湘南农军组成的第30团和第33团5000余人，由各县干部率领返回湘南，后来大部分失散了。事后看不应该让这两个团的部队回到湘南的，如果说把他们留在井冈山上，现在部队的给养可能一时有点困难，但是可以想办法解决。而且这5000农军是我们红四军很好的补充力量，但是让他们回去，就这么散掉了，有点可惜了。
当时作为农军干部的黄克诚，黄克诚同志1955年在我们新中国第一次授勋前的时候，被授予大将军衔，曾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讲到这个情况，他说拉到井冈山上的湘南的8000子弟兵，除保留下来的少数干部和第29团少数部队外，其余都损失掉了，没有能够形成一支武装力量。让各县武装返回湘南打游击的决定，过于匆忙，欠缺周密的考虑。应该说毛主席不太赞同这5000农军回到湘南去的，但是随同上山的湘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坚持要求回去。朱老总当时主张精兵主义，也同意了各县负责人的意见。朱毛会师后，“红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为委员的红四军军委，这是我们红四军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军委。同年5月下旬，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选举毛泽东担任特委书记，因为这个时候毛泽东既是我们红四军的军委书记，又是我们湘赣边界的特委书记，所以随后不久红四军军委进行了改选，毛泽东不继续担任军委书记，而由陈毅继任红四军军委书记。
1928年6月16号，中共湖南省委跟红四军发来指示信，要求取消红四军军委另外成立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指挥士军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中共湖南省委还指定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要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宋乔生及兵士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朱德、龚楚为常委。至于此前所担任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一职，再由中共湖南省委派来的杨开明同志继任，杨开明是杨开慧同志的堂弟，这是湖南省委给红四军的指示，要求成立前委。同志们从湖南省委的指示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前委不但可以领导军队，而且还可以领导地方，所以前委是根据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1928年7月中旬，为了阻止湘赣两省国民党军汇合于井冈山，红四军决定第32团留守井冈山，朱德、陈毅，率领第28团第29团进入湖南境内，攻击湘军的后方基地酃县，酃县就是今天的湖南炎陵县。而毛泽东随第31团进攻宁冈，从东西两个方向来夹击湘军。当时我们部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进行民主化管理。但有的士兵委员管理委员会出现了集团民主化的倾向，我们党历来强调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既要讲民主，也要讲集中，不能只讲集中，不讲民主，但你也不能只讲民主，不讲集中，那样的就可能出现集团民主化的倾向。在井冈山及以后一段时间，我们红军队伍当中曾经出现过集团民主化的形象，对部队的发展并不是有利的。
当时井冈山的老同志李志明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就曾经讲到过一个这样的情况，他说当时军管在行政管理上严格一些，操课的时间长些，有的士兵委员会就提意见，个别的连队甚至有士兵委员会举手通过打连长、排长屁股的事。那这样一来，连长、排长领导部队自然会出现一些不方便的地方。朱德率领的部队进入炎陵以后，由湖南宜章农军组成的第29团官兵，因过不惯井冈山的艰苦生活思乡心切，他们想回到湘南，回到自己的老家去。据后来杨开明给中央的一个综合报告里面讲，说“突然于12号晚士兵纷纷开士委会，一不通知上级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13号由酃县去湘南，私自找好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军委（四军党的最高机关）得讯即召集军委扩大会，士兵代表会，多方面解释阻止，依无效”。本想阻止他们不回湘南，但是士兵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他们坚持一定回到湘南。
与此同时，由中国湖南省委派了红四军的代表杜学军，也借着红四军去湘南活动。于是红四军于7月15号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按照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将军委改成前委。因为当年毛主席在永兴（听不清28:48）就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会议准许第29团，也就是由湘南宜章农军组成的这个团回到湘南，同时为了避免第29团回到湘南孤军助战，又命令第28团及南昌其余部，也前往湘南，实际上就等于第28和第29团都要回到湘南去。7月下旬前往湘南的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其中第29团几乎全部丧失，因为29团的官兵都来自于湖南的宜章，当时29团跟在了郴州，郴州市国民党军的后方补给基地，这里有国民党军的仓库缴获不少，而郴州紧靠宜章，所以29团的官兵要了缴获之后，纷纷想回家看看，这一回去部队彻底散了，被国民党后来各个击破，只有肖克同志率领一个连，回到了井冈山，同时由于红四军主力离开了井冈山，8月国民党军占领了井冈山根据地，永新、莲花、宁冈等县城，这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历史上著名的“八月失败”。
8月23号，毛泽东率第31团在湖南桂东县与朱德成立师的第28团汇合。当天晚上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主力重返井冈山，并取消前委，另外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部的行动，以毛泽东为书记。那就是说到这个时候红四军已经没有了军委，也没有前委，只有个行委，行委书记是毛主席。此前的6月4号，中国中央曾致信给朱德和毛泽东，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并指出“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以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5人组成，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中央的指示非常的清楚，既要组织前委，也要组织军委，由前委领导军委，前委书记毛泽东，军委书记朱德。中央在信上还提出，前委所管辖的范围，“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各县，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这也很清楚。前委是我们根据地最高党的领导机关，既可以指导领导红四军，也可以指导地方工作。
朱德毛泽东收到中央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11月2号，11月6号，毛泽东组织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6月10号的来信，并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重新成立红四军前委。要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5人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11月14到15日，“中国红四军第6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23人组成军委，由朱德担任军委书记，那就是说，到这个时候，红四军既有前委，也有了军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军委书记是朱德。
1928年12月，彭德怀率红五军到达了井冈山，红四军和红五军加在一起，总人数达到了五六千人，那自然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与此同时，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约3万人开始向井冈山发动新的会剿，为了打破这次敌人的会剿。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在宁冈县的柏露村召开了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及边界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和红四军红五军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是率红四军的主力，也就是第28团和第31团出击赣南，由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之后，应该说一开始不是太顺利的，在大余一战伤亡二三百人，在寻乌的项山圳下村又遭到敌人的袭击，军部被冲散，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俘，随后牺牲于赣州。伍若兰同志是湖南衡阳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文武双全，听说还同时使用双枪，被俘之后非常的坚强，坚贞不屈。国民党方面不但把她杀了，还把她脑袋割下来，挂在赣州城楼上非常的残酷。朱老总一生都喜爱兰花，1962年3月他重上井冈山，临下山的时候，别的什么也没有带，但是他带走了一盆井冈兰花以示对伍若兰同志的怀念。
1929年2月初，红四军到达了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的罗福嶂山区，这时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鉴于部队行军打仗和军情紧急，为了减少领导层次，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队各级党委。那这样一来，因为军委停止办公了，所以朱德的军委书记一职也就暂时被停职了。
2月11号，红四军在瑞金与宁都间的大柏地设伏，歼灭了一直尾追自己的敌军刘士毅两个团大部，歼敌800余，取得自离开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3月14号又歼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2000余人，占领了闽西重镇长汀。接管了郭部的军需工厂，全军每人发了一套军装，红军第一次实现了统一着装，并且每人还发了4块钱的津贴费。
现在我们一些放映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影视作品，看到我们井冈山的红军都是穿着整齐的红军服装，这个恐怕不符合当时历史的宗旨。因为我们红四军第一次统一着装，还是1929年，占领闽西长汀之后，才实现的，即使在井冈山上都是有什么穿什么，在长汀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两个团编为三个纵队。即原第28团大部编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党代表陈毅，原军部直属的特务营和独立营加原第28团一部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党代表谭震林，原第31团改为第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不久又将闽西地方红军编为第四纵队，付柏翠任司令员，张鼎丞任党代表。这其中的胡少海、伍中豪和蔡协民，后来都为革命牺牲了。
1929年2月2号，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朱毛红军撤离井冈山以后的行动方针问题。因为中央有一段时间没有得到朱毛红军的消息了。他们来到闽西，赣南也是从国民党方面的报道当中才得知的。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格局局面，部队应分散活动。朱德和毛泽东应当离开红四军，以减少敌人的目标。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信给红四军，这封信就是我们党史上的“中央二月来信”。“中央二月来信”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求红四军，将武装力量分编散入到各个乡村去，部队的大小可以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500人，应尽可能的散在农民中间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也就是说要红四军分散行动，不要集中在一块了。
“中央二月来信”的另一个内容就是要求朱毛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信上说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方面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利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面朱毛两同志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
4月3号，毛泽东和朱德在瑞金收到了中央的二月来信，4月5号，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对此进行讨论。会后毛主席根据会议所讨论的情况给中央复信。认为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不赞成将队伍分散到农村游击，和朱毛离开红四军。信中强调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信里面讲的比较清楚，我们自己不愿意离开红四军，当然了如果中央需要我们离开，那也是可以离开的，那请你们一定要派两个能力比我们更强的同志来。刘伯承同志军事上比朱德强，恽代英同志政治上比毛泽东强，如果你们能把这两个人派来，那我们当然就可以离开红四军。那为什么当时中央一定要红四军分散活动，要让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要离开部队呢？在党的“六大”上，当时指导“六大”的共产党国际处书记布哈林，就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在农村，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不动，说那样会把那里的老母鸡吃光，他说我建议你们要化整为零，不断的流动。今天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明天到另外一个地方杀一杀土豪劣绅，照样吃饭、喝鸡汤。等到有一天农民都起来了，放一个号炮，就可以杀出来参加总暴动。所以也就是说现在的主要任务还是一些分散活动，以后再集中起来。
周总理在后来回顾党的“六大”的时候，就讲过这样的情况，他说布哈林在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就会妨碍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毛泽东、朱德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只是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这就是中央二月来信为什么要红四军分散活动，要朱毛离开红军的这个缘由。
随后蒋介石和桂系之间的战争爆发，历史上叫蒋桂战争，中央对形势的估计，于是改变不再坚持朱毛离开红四军，中央也没有将朱毛认为能够胜过他们的刘伯承和恽代英派来。刘伯承同志后来确实来到了中央苏区，但时间是1932年1月，那是这个时候好几年以后的事情了，恽代英同志到他牺牲的时候，也没有来到过中央苏区，而是把刚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刘安恭给派来了。那么刘安恭是个什么人呢？刘安恭是四川永川人，永川现在已经划给重庆了。1918年他赴德国留学，1922年刘安恭结识了朱德、章伯钧等中共旅欧支部的成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刘安恭回国后,被派往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做秘密工作。公开身份是杨部参谋和成都市电话局长。不久杨森在四川军阀的奋战当中被打败了，移驻川东的万县，于是刘安恭也就随之去了万县。
1926年8月，朱德根据中央的指示，前来万县做杨森部队的统战工作，与刘安恭再一次相遇，同年9月，刘安恭因策动杨森部队的一个团起义没有成功，遭到了杨森的通缉，只好跑到武汉。不久朱德在杨森部队的处境也比较困难，也离开了杨森的部队去了武汉。
1927年初，朱德在南昌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担任团长，刘安恭担任了该团的副团长，刘安恭也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前往苏联高级射击学校学习。1929年初，刘安恭从苏联学习回国，随即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前往红四军工作。同年5月，抵达红四军驻地江西宁都。现在刘安恭来了，应当说毛泽东和朱德对于刘安恭的到来非常的重视，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适当的职务，于是红四军全委决定恢复2月初曾经停止办公的军委，并让刘安恭任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一时间刘安恭成了我们红四军内部仅次于朱德、毛泽东的第三号人物，当了个三把手。不过客观的讲刘安恭这个三把手没有当得很好，那为什么要给刘安恭这么一个重要职务呢？同年6月1号毛主席给中央的报告当中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今年1月四军在湘赣边界出发，向闽赣边界每日行程或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叠，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在前委，前委直接指导之下组织委员会，现在因时间开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以前大增，前委兼顾不来，所以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刘安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毛主席给中央的报告当中解释说为什么要恢复军委？主要是时间太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实际上虽然大柏地战斗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红四军确实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增加了1000多兵力，并且配合地方党组织建立了几个县的革命政权，但我个人觉得这恐怕不是恢复军委的主要理由，更为重要的是刘安恭来头很大，他是由中央直接派来的，而且也有国际背景。在苏联曾经学习过，自红四军创立以来，有这样的生活和经历的人在我们红四军内部还未曾有过。所以朱德和毛泽东对刘安恭的到来十分重视。先是刘安恭担任了军政治部主任，这个职务原本是要毛泽东接任的，后来又于5月23号攻占龙岩城后，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这是我想和各位交流讨论的第一个大问题。
二、第二个大问题关于临时军委的不同意见与中共红四军“七大”
临时军委的不同意见与中共红四军“七大”，离开井冈山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处境比较困难，于是在我们红四军内部，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当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在红军中的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与根据地建设等问题，可以说争论更是一直不断，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有许多我们曾经未曾遇到的情况和问题，你比方说怎么保证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在军队当中军事和政治是什么关系，党代表与军长这个关系怎么处理，这都是很多的新问题。
收到中央的二月来信后，这些争论又逐渐发展到了基层，而刘安恭的到来与这个临时军委的设立，又进一步的加剧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那为什么当年红四军内部引发激烈的争论呢？真正的起因可以说是多重因素造成的。
第一个起因前委与军委的职权如何划分？引发红四军内部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是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一职不久，就做了一项限制前委权利的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军委是前委的下级党委，现在是下级党委给上级党委做了一条决定，限制了上级党委的这个权利。曾经经历过这件事情的萧克同志在他的回忆录《朱毛红军侧记》当中这样回忆说，“问题就出在新组织的军委，刘安恭在军委会讨论工作时，对上级机关——前委做了一个决议，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对这项决定许多人就觉得不合适。下级怎么能够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从而议论纷纷”。尤其也是井冈山老同志曾志，这曾志是个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曾经担任过我们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她是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同志曾经回忆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这年5月中旬，红四军从宁都回师内境途中，快到宿营地的时候，有人就发现田野不远处有4只肥猪在觅食，于是就断定这些猪不是穷人家养的，将其没收杀了，改善部队的生活。对于这件事情朱德知情但没有制止，但后来一了解，那猪不是地主的，是富人经商买卖的猪，我们党的政策是非常清楚的，土豪劣生的财产可以没收，但商人的财产必须保护。现在我们把富人经商的猪杀了吃了，毛主席听了汇报以后比较生气，命令有关部门向那商人赔礼道歉，并且赔偿了猪款。当天晚上，毛主席又召开了干部会议，对这件事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刘安恭听了毛主席的批评后很不满意，觉得这次批评是针对朱德的。背后刘安恭对朱德说，前委书记在政治上干预太多了，军队是司令部单位，政治部门不能代位，政治部门不能直接干预军队的事。刘安恭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前委是我们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机构，怎么就不能干预军队的事情。
红四军内部争论的第二个起因小团体主义的影响。这年9月，陈毅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当中就这样说，“因四军是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历史的部队而组成，混编的办法始终未执行。因此历史的残余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脑中，武昌出发（毛部）南昌出发（朱部）的资格在军队当中是要相当的尊重的，尤其是军队的习惯，一班一排、一连、一营、一团，生活各为一集团，农民的自私关系，自然要划分界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团体主义的色彩就很浓重。各团为各团争利益，各营为各营争利益，各连为各连争利益。如枪弹人员之类则主张自己要多，如担任勤务则主张自己要少一点，尤其各连还有同乡关系，广东人、湖南人、北方老乡，他们真是情投意合，分外不同，遇有病痛，以这一类人为最能帮忙自己的。”国人是最喜欢讲老乡观念的，一听说老乡就感到很亲切，那我们红四军内部也难免出现类似的情况。
红四军内部争论起因的第三个原因，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的关系如何处理？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政治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恍惚是国民革命军旧习一样。前委未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特考查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可以有四个方式，一个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平等（结发夫妻式），结果天天要吵嘴。二，把政治工作人员权利只限于政治训练，这样军官权力过大，政治人员也会变成姨太太。三，照江西红军二四团的办法，军官须听命于政治工作人员，这样成了父子式了。四，军官与政治人员平等，由党内书记总其成，一切工作归支部，这样可以解决许多纠纷，划分职权，但这要许多人才”。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的湖南召开会议，会上就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前委与军委的分权等问题，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是要求要成立军委，理由既然叫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而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工作，是书记专政，有家长之倾向。这是一种意见，他们认为还是要设一个军委的好。
另一种意见那就是认为没有必要再设一个军委了。因为现在领导工作的重心在于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更有利于作战，没有必要设置重叠的机构，并且批评要求设立军委的人是分权主义。那毛主席本人是什么态度呢？在这年6月14号，他写给林彪的信当中，把自己的态度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把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现在只要4000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截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们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忌，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的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这实际上是不需要的”。
毛主席的意思很清楚，没有必要再设一个军委了，现在我们是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不像在井冈山时期，那是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那个时候既有前委也有军委是可以的，现在就没有必要设这么一个重叠的机构了。
其实湖雷会议没有解决军委是否应该设立的问题，可以说是议而未决，讨论了，提出来了，没解决问题，怎么办呢？继续开会。6月7号，红四军攻克了福建上杭县的白砂。第二天红四军前委在白砂再一次召开会议再度讨论军委问题，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也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毛泽东甚至表示我不能担任这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那我离开前委，那毛泽东为什么说自己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呢？是因为他发现红四军在写给中央的报告当中，竟然没有经过他这个书记签字，红四军在龙岩小池这个驻扎会议决定缩短龙岩也没有通知他与会，他是前委书记这么大的军事行动，居然他不知道，经历过最大争论的江华同志也在他的回忆里面曾经这样说，“军委在小池开会研究部署三打龙岩的作战计划，通知谭震林参加，而党代表毛泽东没有接到通知。当时，谭震林同志建议毛泽东同志也去参加，毛泽东同志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
会上朱德就党以什么方式领导红四军的问题发表了意见，认为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管理一切，表示集团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并认为红四军在原则上坚持的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了各级党部。结果白砂会议以36票对5票，通过决议决定取消临时军委，刘安恭所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被免除，随后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他所担任的军政治部主任一职，再由陈毅来担任。这就是白砂会议的旧址。事情到这似乎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这时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在白砂会议的当天，林彪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党管理一切的主张，支持权力集中，并且要求集中到政治领导，并认为毛泽东不应该学习支持而应与不良现象作斗争。信中还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也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成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切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把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的阴谋，（附）和这些少数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种可叹息的现象”。
大家都知道，正是“八一南昌起义”开始，林彪就一直是朱老总的部下，那么在这个时候，林彪写信支持泽东的意见，那他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动机或者处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我们党实际有这么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说这封信报道林彪的严重私心，林的私心已经在此前的6月上杭县白砂一次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便公开暴露过，他在会上说：“朱德在赣南行军途中，说我逃跑暴露了目标，给了我记过处分，这点我不在乎，就是这个月扣了我两块钱饷，弄得我没钱抽烟，逼得我好苦。”其实，林彪对朱德给他处分是很在乎的，他马上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攻击朱德的信，说朱德“好讲大话、放大炮、拉拢下层，游击习气”，什么叫游击习气？说他平时衣着破烂不整，说话高兴的时候喜欢提裤子，现在，林彪认为出气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他又给毛泽东写这封信，这是一个学者在他的一本书里面提出的一个观点。
因此说林彪对朱德的不满由来已久，有三件事使他对朱德的耿耿于怀。
一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起义军余部向湘南转移途中，林彪曾想脱离队伍开小差，但没有走出去又回来了，朱德为此严厉地批评了他。
二是在井冈山时期，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牺牲后，有人提议由时任第一营营长的林彪继任，但朱德鉴于林在湘南时的表现没有马上同意，后来林彪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对朱德记恨在心。
三是下井冈山后部队在寻乌的项山遭敌人突袭时，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时任该团团长的林彪拉起队伍就走，致使毛泽东、朱德和军直属机关被抛在后面，情况十分紧急，朱德在战后严厉的批评了林，并扣发了他当月的薪金，林彪对朱德更加不满。所以林彪是借此次朱毛之间的争论，攻击朱德，以泄私愤，这是另外一个学者在他们的一本书当中讲到的一个情况，这仅仅供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在6月14号，在福建连城县的新泉给林彪写了一封回信，并把这封信送给了前委，这实际上是一封公开信。信中说：“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斗争。”
毛泽东在信中认为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个人和意识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红四军发展的问题，毛泽东还分析了红四军的内部产生这样纷争的思想根源，他说：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统计，全军一千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他特别强调（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把有障碍腐朽思想是铲除和红军是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的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应该说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确实比一般人看得很深刻，他认为现在我们红四军内部所发生的这些争论，不是个人权利的问题，而是思想认识问题，是党与红军的关系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在福建连城新泉的驻地——望云草室。
在毛泽东给林彪写信的第二天，朱德也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就红四军党组织问题也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认为“党管理一切”最高原则，这个口号是违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的。朱德说，我们反对此口号，是因为拥护共产党的组织最高原则，恐被人曲解，一切工作归支部，此原则我是极端拥护的。党的新生命，就在此原则的实行，巩固党的基础，要打破家长制及包办制。一切实际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开联委开了数日，各级党部坐等命令到来，以便遵照办理，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
毛泽东和朱德给林彪的信，都公开登载在这年6月中旬前委编的油印刊物《前委通讯》第3期上，实际上也使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军内公开化。
现在看起来这个做法不是非常的妥当，我们领导班子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如果说还没有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之前，就把不同的意见在下级或者群众当中公开，是不利于我们班子团结的。这个时候因为在白砂会议上对免除了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职务的刘安恭，他不但继续坚持要设立军委的主张，并且说红四军的党分成了两派，一派以朱德为首，“是拥护中央指示的”，一派以毛泽东为首，“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刘安恭进而提出，要通过建立“完全选举制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
刘安恭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对的，首先红四军内部没有分成所谓的两派，不能说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而毛泽东是不服从中央指示。第二，刘安恭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不妥当的。如果说我们领导班子内部出现了问题，就采取能力分化，能够解决相互之间的纠纷吗？后来萧克同志回忆说，“在这种情况下，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的更热闹了，甚至连朱毛去留的问题都提出来了。四军驻新泉的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当时，领导上号召大家发表意见，放手争论。但得不出结果，大家觉得该有上边领导人来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
那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之下，1929年6月22号，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的公民小学召开。大会由陈毅作报告，参加会议的支队以上干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对于红四军七大的情况，红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傅柏翠后来回忆说：“当我到会场时，在主席台上坐有三五个人，朱军长正在发言，还在答辩那些问题，说得很多。大家说不要再讲了。他还在讲，并说让我说完吧。毛主席也发了言，他讲话简明扼要，胸怀宽阔，我记得毛主席说，有问题以后还可以争论，也可以写文章，现在不需要作出答辩则非留待以后由历史来证明，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吧。”
这个时候组织会议的陈毅应该说他的态度就比较关键了，而这个时候陈毅认为毛泽东思想领导是正确的，但不太民主；朱德对红军有建树，但重用刘安恭是不对的。实际上采取是各打50大板的方法，会议专门讨论了两人的去留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将由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未派人到军中工作前，他俩可以继续工作。
会议还讨论了前委的组成人选问题，决定以前由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不变动，仍为委员。按照中央的指示，红四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党部派一名主要负责人为委员。其余的委员名额，由军直属队推行出陈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各推选纵队负责人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上述五单位又各推选出一名士兵代表。在正式选举中，这十三个人全部当选。接着举行前委书记的选举，结果陈毅当选，毛泽东落选了。
应该说红四军期待，确实存在着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毛泽东是中央指定的红四军前委书记，没有经过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在红四军七大上叫三次讲毛泽东的前委书记，把他选掉了。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
萧克同志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当时在四军上下比较有威信的是毛、朱、陈。朱毛因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大家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不对的地方，陈毅受命筹备“七大”并主持召开会议。因为自四军成立以来，陈毅同朱毛一样也曾担任过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尽管我们也觉得毛陈两人相比，毛应居先，但陈毅是好领导人之一。所以通过民主选举，陈毅担任了前委书记，但决议还强调了一点，要把决定呈报中央批准，没有批准之前，先开展工作。
这是萧克同志在回忆录里面的解释，那贺子珍同志也有一个解释，或者是说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举前委书记，许多人不投毛泽东的票，他落选了，他为什么落选？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民主作风不够，在党内有家长作风。毛泽东是不是有家长作风？我的看法是，他脾气是有一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的作风是更好一些。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一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中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
我们结合萧克和贺子珍两个同志的回忆，交代红四军七大毛泽东为什么落选的原因，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红四军“七大”，因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对于红四军这是真正的原因，主要认为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一是由于四军党员的经济背景复杂，思想认识不一致;二是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引起了意见纠纷;三是组织上不完备，兼职较多，责任心都很重，爱多管事;四是新的理论批评旧的习惯反响;五是过去党缺乏批评精神。
应该决议案没有找到问题的实质所在，其实这是真正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党和军队的关系究竟怎么应该去处理？这样一来，因为毛泽东在红四军渠道上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他在红四军的处境就相对比较困难，继续留在红四军工作，就不那么方便了。所以中共红四军七大后，毛泽东与第三纵队党代表蔡协民、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谭震林、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红四军直属队支部书记曾志等，受红四军前委的委派，于7月8日从龙岩动身，前住上杭的蛟洋，代表前委出席中共闽西一大并对会议加以指导。据江华回忆:“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们的马也扣留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这就是毛主席出席闽西“一大”的旧址，上行蛟洋的文昌阁，这是我也和同志们交流讨论的第二个大问题。
三、第三个大问题，中央9月来信与古田会议的召开
中央9月来信与古田会议的召开，6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报告红四军4月5日从瑞金发出的对中央“二月来信”复信。周恩来提出，中央政治常委已决定召开一次军事会议，朱德、毛泽东处应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于是，中共中央再次致信红四军，要求其派人参加会议并汇报工作。
7月29日，朱德和陈毅从新泉赶赴蛟洋，与毛泽东等召开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商讨应对闽、赣、粤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第一次“会剿”的作战计划，并决定由陈毅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一职由朱德代理。
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汇报了红四军的有关情况。李立三表示他将尽快向政治局作报告，并要陈毅赶紧写出几种上报的书面材料。8月27日，李立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扼要介绍了陈毅报告的红四军有关情况。会议决定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由陈毅出席并作详细报告。会议决定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由陈毅出席，并做详细报告。这是抵达上海后陈毅同志留下的一幅照片。
8月29号，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当时的总书记向忠发和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和关向应。陈毅在会上就红四军的全面情况，和朱毛之间的争论做了详细报告。会议认为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都很重要。于是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和陈毅组成一个委员会，由周恩来任召集人，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审议，并提出一个决议，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发给红四军。
随后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多次讨论研究红四军问题，周恩来一再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恢复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央宣布毛泽民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同时周恩来拿陈毅根据此前召开的中央军事会议和谈话精神，对中央起草一份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很快陈毅写出了这份题为《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的文件。在经周恩来审定后，于9月28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这就是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其实“中央九月来信”是陈毅起草的，在朱毛之争的发起过程当中，陈毅同志其实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的。
要知道陈毅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前委书记了，但是他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发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需要毛泽东回来工作，而且他对于有关问题的认识，经过这一段经历也更加深刻了。“中央九月来信”的主要内容，已经收入了《周恩来选集》，如果同志们想了解的话，可以找来《周恩来选集》进行阅读。关于毛泽东和朱德的关系就越来越近了，专门做了一节做指示，指示强调红军是生长在于敌人的内部中的，他的精神主要是要对付敌人。
而此届红四军前委在处理朱毛问题时存在4个方面的缺点。一、是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存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和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二是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三、是削弱了前委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四是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的信仰发生影响，指示明确要求红四军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并提出了四条的具体办法。
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做坚决的斗争。第三，且为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和接受。
指示强调党代表名称也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附属命令等，军政治委员可以由前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可不兼政治部主任，他还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急切的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红四军“七大”后，军中的主要领导人，只剩下朱德一人，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难免有所放松。1930年1月6号，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四军八九十，3个月中，前委机关不健全，毛同志去地方养病，陈毅同志去中央，前委只余朱德同志一人，因此应付不开，政策上发生了许多错误。
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面对这种情况，朱老总还是相当着急的，他一面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以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议问题，一面亲自给毛主席写信，希望他能回来主持前委，但收到了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
他是不是真的身体不好？这个时间他确实身体比较差，他得了疟疾也就是打摆子，身体非常的虚弱。
这个时候国民党方面因一时得不到他的消息，竟然造谣说他已经死于肺结核病，甚至共产国际慰问毛泽东已经病故了，还在1930年初的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个1000多字的互告。互告说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者中共游击的创立者和中共红军的缔造者主义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肺结核而在负责前线逝世。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应该说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完成历史使命。
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城太忠庙召开，会议由朱德主持。这次会议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会议又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在事先没有拿出一个意见就让大家讨论，结果会议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所以我们今天开会一定要认真去做好准备。这就是中共红四军八大的会址，上杭县城的太忠庙。当然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中共红四军八大上陈毅再次被当选为前委书记，在他未回来之前由朱德代理，在会议过程中，第三纵队九支队党代表罗荣桓提出要将毛泽东请回来，得到了不少代表的支持。
其实朱老总也有这个意识，但他担心毛主席不愿意回来，于是就让刚来到红四军的军政治部主任张恨秋，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敦请信”，张恨秋在信中说，接此信后，若不回来，就要给予党内处分，毛泽东也怕处分，所以当时他尽管病得很厉害，接到信后，只得坐担架，从永定的金丰大山前来，可是等到他来到上杭城的时候，八大已经开完了。红四军八大以后，毛泽东在上杭县城的临江楼养病，这时地方党组织给他请了一位当地的著名中医，为他开了一个方子。
服了这个老中医的方子之后，毛主席的身体逐渐的好转，因为身体好转了，个人情绪也当然就好起来了。所以在农历重阳节，也就是10月11日这一天，他看到临江楼院前的黄菊盛开，于是提了一首词叫《采桑子重阳》。这首诗我们好多同志都非常的熟悉，从这首词可以看得出来，应该说毛主席的情绪也是在好转的，因为他身体好起来了。
10月22号，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在广东蕉岭县的松源与朱德会面。当天晚上，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听取陈毅传达中央的指示。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致信毛泽东请其回到红四军，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同时考虑毛泽东因病一时不能返回部队，决定前委书记暂由陈毅代理。
就在陈毅回到红四军的前两天，曾经在红四军那场争论当中，起到不是很好作用刘安恭，在率部进攻广东大浦的虎头沙时中弹牺牲，时年30岁。所以今天我们的刘安恭同志，也没有必要过度的加以指责和埋怨。人家毕竟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11月2号，陈毅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请他回前委工作。11月18号朱德和陈毅率部抵达上杭的官庄，两人又一次致信毛泽东，请他为军中主持前委工作，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朱老总和陈老总请毛主席回来的态度是相当诚恳的。
11月23号，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长汀，红四军前委在这里作出决定，促请毛泽东速回主持工作，并派部队去迎接。这时的毛泽东一方面身体情况正在恢复，另一方面看了陈毅传达的九月来信，已经知道了中央的态度。于是在11月26号，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的陪同下，来到长汀与朱德、陈毅汇合，并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可以说古田会议前我们红四军内部的这种争论，到这个时候就已经完全化解了。
11月28号，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同一天，毛泽东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汇报自己回到红四军的情况和目前的工作计划，信中说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识已完全达到。1929年12月28号和29号，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的古田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朱德做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了红四军新一届前委成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旧址。很多同志可能到这里参观学习过，古田会议强调红军是一个实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纲领，都写方针政策，红军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任何借口地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
今天我们讲“古田会议”确定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其中这句话就非常的关键，红军是一个实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我们的红军与别的军队相同的地方，那就是要打仗。军队是为打仗做准备的，但是我们的红军与其他军队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除了要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还要筹款，还要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政权等等等等。总之红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这就意味着只能是党指挥枪，而不能枪指挥党。所以军队必须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可以说《古田会议决议案》实际上是立下了一系列的规矩，比方说关于红四军内部曾经一度存在的极端民主化问题，决议案提出的纠正的办法，除了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外，还强调在组织上要履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那么实行什么样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呢？决议案提出的办法是：
（一）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二）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三）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对于当时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什么是非组织观点呢？主要表现为少数不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决议案提出的纠正的办法是：
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事分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至得到明显的结论。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应付多少人是同意的决议，除必要时得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会，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今天我们党的政治纪律最根本的是四个服从，四个服从当中有一个服从叫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在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当中就已经提出来了，在《古田会议决议案》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
对于红四军内部一度存在的非组织的批评，决议案强调党内批评是坚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根据个人（利益）。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怎么去纠正？决议案强调就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以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之一，怎么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我们怎么去开展批评？决议案讲得很好，批评的目的是增强党的战斗力，要增强党的团结，而不应当把批评作为攻击别人的工具。
对于当时红四军内部所存在的组织不纯的问题，决议案为此提出的纠正的办法是：
一、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果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赌博等，屡教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二、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
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介绍到进党。有些同志看了这5条以后，觉得这个要求也不是很高，怎么我不吃鸦片不赌博，也作为新分子入党的条件之一，其实这是很有针对性的。因为我们红军相当多的人员是旧军队，而在旧军队抽鸦片赌博是个普遍现象。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新党员条件之一就不能吃鸦片，不能赌博。至于其中所提出的发洋财的观念不能有，实际上更有现实意义。为什么今天我们党员干部当中有些同志出问题？不就是脑子里没有发洋财的观念吗？共产党也不应该发洋财的思想。
讲到这同志们今天我们想一想。如果当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红四军内部的政党争论当中，仅仅为他们个人的名誉地位考虑，为他们的个人权利着想，他们这场争论是否能够得到化解？如果这场争论不能化解，那朱毛红军的结局又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团结出战斗力？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第二年的九、十月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说，他说要说到党内是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尽管他们之间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形成什么派别的组织，所以这也就是红四军内部这场争论，最后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结局的重要原因。
以上就是今天我也和同志们交流的内容，谢谢各位配合，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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