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幻电影是世界科幻电影的风向标。
笔者在分析1921-2020这百年内的35部西方经典科幻电影文本后，认为女性形象经历了“她者性”、“他者化”、“去性征化”、“赛博格女性”四个阶段的变化。以女性为主角的科幻电影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她者性”阶段：被凝视与摆布的她
在父权话语体系渗透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阶段，科幻电影中的女性常常处于被观看、被弱化甚至是被歪曲描绘的境地。对女性固定化、类型化的刻画，实际上反映出女性主体性“在场的缺席”。
在这一时期的科幻电影中，女性形象基本分为三类：一、男性的附属，是被男性凝视的对象。二、传统叙事中的异己力量，邪恶的“Femme Fatale（蛇蝎美人）”。三、对女性特征与母性有不同解读。
处于男性附属地位的女性角色通常柔弱美丽，处于被拯救与被保护的位置。女主角的伴侣通常是富有智慧与勇气的科学家或社会精英。女性负责倾听烦恼，贡献顺从与崇拜的目光，情节需要时还会成为牺牲者或被毁灭者。
如《金刚》（1933）中，女性角色Ane就是一个典型的被拯救者，表现出奉献、取悦、妥协的女性形象。
《金刚》（1933）
在这一阶段的另一种科幻电影中，女性又被塑造为危害现行秩序的“异己”力量。美艳而神秘的“Femme Fatale（蛇蝎美人）”成为男性观众潜意识内实现征服的对象。
《大都会》（1927）中机器人Maria，拥有金属质地的身躯，具有明显的人类女性性征，如曲线毕露的身体以及纤细的四肢。这种形象妖魔化了女性的性征及性欲，Maria构成的威胁反映了男性对于强大领导力的幻想和渴望。
《大都会》（1927）
在另一些电影中，女性与母性的符号则表达地更为隐晦。对女性身体符号的挪用和对母性的解读，则充满了神秘或扭曲的色彩。
电影《世纪争霸战》（1980）中，女机器人驾驶的飞船外形和女性身体轮廓相似，中间部分像女性身体一样纤细，圆形船舱暗喻女性乳房。
这些科幻电影通过一系列的话语征引和符号调用，将女性作为一种工具性存在。女性主体只能为男权欲望背书和代言。这种性格的规训和精神的压制，进一步凸显出男权性别规范对女性主体性整体绞杀的时代症候[1] 。
“他者化”阶段：模仿男性气质的她
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批判兴起，这是从当时欧美的女权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极具活力、具有较强政治性的批评理论。诸多女性主义学者对一些电影中女性“被凝视成为景观”的现象进行批评。
“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主旨是揭露和抨击银幕上的性别歧视，阐明男权社会的无意识所构成的电影形式的反女性本质[2] ”。
“女性会选择取消自己一部分的身体观看性，主动实现向“他者”的靠拢。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一种对作为观看物品的反抗以及对男性凝视快感的解构，而反抗的终极目标是父系秩序话语下的厌女表现[1]” 。
平权运动海报
科幻电影中，此阶段的女性角色成为专业人员或领导者，富有勇气、智慧与同理心。同时，某些角色即使有独立的人格与社会身份，仍设定为在男权审美中具有性吸引力的对象。
《千钧一发》（1997）中的Irene是一个拥有完美基因的女性精英。在基因主义泛滥的年代，她勇敢地选择为男主角保守秘密，和他成为“跨越基因”的恋人。她具有完美基因者的才能，却没有傲慢自负，欣赏奋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散发着善良宽容、破除偏见的光芒。
《千钧一发》（1997）
《黑客帝国》（2004）中的性感黑客Trinity战斗值惊人。以上女性角色被赋予了宽容、大气、智慧与勇气的“传统男性美德”，但却仍然在形象上是展现身材曲线的、具有迷人外貌的女性。
《黑客帝国》（2004）
"去性征"化阶段：被隐藏的她
这一阶段，科幻电影中越来越多的女战士或精英具备充分的自主人格，其影像呈现不再追求用性感、紧致的服装去凸显其身体特征，而追求在去性别化的服饰造型中表现女性独有的气质[3] 。
《异形》（1979-1997）中的人类科学家Ripley主张科学研究有禁区，人类应该敬畏自然。她多次在危难时刻拯救相信“技术万能”论的自大男同事们。
《异形》（1979-1997）
《星际穿越》（2014）中Brand与Murph也是精英女性。前者作为宇航员穿着厚重的宇航服，后者更穿上了美国男性工人常穿的工装夹克。这些轮廓刚硬的服饰设计，很难再体贴地衬托出性感的身体曲线。可见，这些科幻影片想要强调的显然不是女性常常被观看的身体形态，反而是其突出的、独当一面的个人能力。
《星际穿越》（2014）
值得一提的是，人文软科幻电影《降临》（2016）中的语言学教授Louise，在代表人类和外星人沟通的过程中，既展现出温柔、有亲和力等社会性别气质，也拥有坚强、主动、勇敢等社会性别气质。
也就是说，电影使用女性视角，彰显女性的能力并不意味着将女性男性化，而是认为各种社会性别气质是可以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传统社会性别对于两性气质的划分是应该被抛弃的[4]。
《降临》（2016）
这些鲜活的女性形象糅合刚性和柔性的综合特质。“融合型”主体进一步弱化了传统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体现出女性主体性所具有的生动复杂意涵[1] 。
在人类女性形象被不断完善、被赋予更多灵魂的同时，另一种消解人类与机器的、男性与女性的、物质与非物质的赛博格形象逐渐兴起，一部分赛博人或类赛博人的形象是以倾向于女性来塑造的，这将会在下一部分详细说明。
赛博格阶段：主体地位觉醒的她
“赛博格(Cyborg)”是科学界和科幻电影理论中的一个特定的名称，由模控学(Cybemetics)和有机体(organism)两个单词组合而成，指人类生物组织与机器结构的复合形态 。简单来说，近视的人通过戴眼镜来弥补自然视力也是一种“赛博格”装置。
赛博格女性主义是哈拉维将她的赛博格思想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女性通过赛博格技术可以增强体能、寿命与智慧，不仅能够改变传统社会的性别规制，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女性从生殖负担中解放出来。如此，基于性别身体和性别分工的社会结构也被瓦解，女性不再需要以二元性别来建构自我身份，进而回归到人的本质[1]。
赛博格女性主义漫画
在赛博格女性形象中，性别甚至人机的界限逐渐模糊，但形象设计仍受固有模式所限。主要有虚拟数据、基因杂合、人机共生、以及纯机器四种形象 [6] 。有时候被设定为挑战人类主体地位的觉醒者或反叛者。
《机械姬》中的Ave是一个由人工智能变为赛博人的角色。她完全具有人类的主体意识，拥又独立思考的能力与渴望自由的想法，身体符合男性凝视中对女性的审美特征，并无过多的情感需求。
她利用Caleb杀死了他的制造者Nathan。如果说Nathan用数据科技塑造了Ave的身体，那么Ave则拥有父权神话中那些叛逆而又强大的女性力量：夏娃的智慧、美杜莎诱惑式的美丽、复仇女神的睿智 [5] 。
《机械姬》（2014）
值得思考的是，Nathan的服务型机器人京子，在影片中常常被认为是Ave的对比：她不会英语、沉默寡言、乖巧顺从。然而，抛去京子的人设展现出的西方人对东方女性的刻板印象来看，京子这一人物并非只为衬托Ave。在与Nathan搏斗的关键阶段，是京子捅了杀死他的关键一刀。
京子的存在也表明了差异个体能够因为共同诉求而团结起来，协同表演，从而颠覆性别规范的霸权话语 。她们之间的“女性情谊”超越了简单的女性“命运共同体”，呈现出阶级、种族的多重意识形态[6]。
《机械姬》（2014）
《阿丽塔：战斗天使》（2019）中的Alita是残缺机器与义体拼接而成的赛博人，在格斗方面具有强大能力，是一个锄强扶弱又富有爱心、为爱牺牲的女性超级英雄。阿丽塔的存在并不为反叛某一个她的造就者，也并非因受到人类奴役而愤起反抗，她的目的是纯粹自主而自由的。
《阿丽塔：战斗天使》（2019）
然而，除去柔弱的被拯救者和身穿紧身皮衣的女英雄，本质无性别的女性赛博人，也从未离开被凝视。女性赛博人通常面容姣好，凹凸有致，某些外表包裹着金属骨骼与电子线路的机器人更加充满着情欲色彩。
因此，随着科幻电影对赛博格女性形象如出一辙的刻画，她们被贴上美艳、冷酷、异类的标签，统一的外形设计与情节设置将其片面化。
万千个赛博格组成的“她们”悄然消弭为单一的“她”，统一的共性取代了每一个赛博格形象独特的个性，由此形成新的窠臼[5]。
由本文引发的更多思考
由上文可知，在西方科幻电影史上，女性有很长一段时间呈现出依附、失语、被凝视的形象。在近百年妇女解放运动与女性平权运动的影响下，西方电影中女性角色的故事任务与叙事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
艺术为现实服务，现实深刻影响艺术的呈现。正如西方经典科幻电影中女性的声音与诉求始终在有限范围内发出，始终带着脚镣起舞一样，在当今世界，女性主义运动虽取得一定成果，但综合上讲仍然是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平等”。
现实生活中的性别平等更多地停留在“形式上”而非“实质上”，也就导致思想产品与艺术作品隐含歧视与不平等的色彩。要真正在科幻电影中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根源还在于打破现实生活中男女的“形式平等”或者说“实质不平等”。
参考文献：
[1] 曾丽红,叶丹盈. 顺从、抗争与颠覆:解魅科幻电影中女性主体性的流变[J].电影新作,2020,(1):32-38.
[2] 沈国芳. 观念与范式[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3] 俞膺洁.视觉形象的服饰魅惑——论新世纪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女性形象[J].当代电影,2016,(6):169-171.
[4] 朱晓娟.电影《降临》的女性视角[J].电影文学,2017,(23):188-190. DOI:10.3969/j.issn.0495-5692.2017.23.065.
[5] 金明.跨界后的性别流动想象——赛博女性主义视阈下的《机械姬》[J].电影新作,2017,(3):21-25. DOI:10.3969/j.issn.1005-6777.2017.03.004.
[6] 董思伽,王骏.试论AI时代的"性别-权力"关系[J].科学与社会,2019,9(4):113-128. DOI:10.19524/j.cnki.10-1009/g3.2019.0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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