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父母的独生子女。她对律师说：“开庭就别让我爸爸到庭了吧，我怕他太过伤心。”
她的母亲55岁，去年9月从江苏省的另一地区来南京帮她看孩子，顺便到南京某三甲医院做了个体检。医院说，发现纵膈占位，是良性的，手术可做可不做，做微创手术也是很简单的小手术。
这次微创手术却要了她母亲的命。
医院给的死亡原因是急性过敏，医方无过错无责任。
今年3月，律师看到她母亲病历，已经是事发半年后。律师问她，这半年为母亲的事都做过什么。她说咨询过许多当地的律师，回馈都是说三甲医院出的事，按照江苏省的规定又必须到医方组织医学会做医疗损害鉴定来定医方的责任程度，很难有较好的维权预期。但是她总觉得母亲是死于微创手术的术中大出血。
律师研读病历后发现了医院紧急输血、止血抢救的证据，发现了无麻醉医师资质的女外科医师实施全麻手术等证据。给她介绍这些情况时，她仍然感到很震惊。
交谈中，她说自己从崩溃的情绪中走出来不容易。权且相信医院的意外过敏致死说法吧。可维权讨说法的事是必须的。毕竟医院在术前一再说只是个微创的小手术，却使她平时很注意健康养生的母亲丢了命。
律师跟她讲患方维权往往很艰难，需要多次对看似对方很强硬反驳的维权策略反复坚持。她表示完全理解。
她按照律师的交代不怎么给律师直接打电话，而是使用微信交流。因为相比较电话，微信有留言的功能，律师可在有时间看到后回复。
她去卫生行政机关举报医院违法违规，找机关的具体领导也很难，并且看似并非一帆风顺。她却总能撂下工作、家务，积极去执行这些维权措施。
她的母亲与律师属于同年代人。她让律师感到一定程度上的欣慰。（宋中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