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已就相关措施的后果以及货币当局需要让渡多少权力展开角力

新冠疫情以及疫情期间推出的非常规刺激措施改写了央行的职能。在经济复苏加快之际，全世界已就相关措施的后果以及货币当局需要让渡多少权力展开角力。

无论是在不同地区之间；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抑或是富国和穷国之间，角力双方的对阵内容都没有太大分别。在率先将通货膨胀率作为政策目标的新西兰，其财政部长力促新西兰央行在制定政策目标时把房价纳入考虑因素。巴西的利率决策者最终为政策的制定争取到法律保障——但也付出了代价。在印尼，东南亚最有影响力央行的独立性正受到政客的蚕食。

他们在国会提出了一项法律草案，希望印尼央行能在金融紧急状况下支援政府的预算需求。这是在印尼央行去年同意认购574.4万亿印尼盾（400亿美元）国债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而当时推出此举则被认为是遭遇新冠疫情之际的单次措施。有人认为这只是极端紧急状况下的应对之策，但也意味着印尼央行不用负什么责任就可以实施被普遍视为离经叛道的债务货币化。试图通过将类似手段与金融失序（而非致命的疫情）联系起来，议员们实际上是在寻求把非常规的经济调控手段变成常态化手段。

尽管央行独立性被蚕食的情况不只发生在非印尼，但货币经济学的重塑已经全球化。在大多数国家，作为新冠疫情爆发后经济深度衰退放的标志性对策——大幅降息已经结束。今年全球商业有望大幅反弹，投资者开始担心通胀再度抬头。全球经济增长有望加快，使进一步探索非常规政策的去留成为艰巨任务。如果这方面有进展的话，我们将看到某些刺激措施退出。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与以满足财政需要为主要目标的立法机构相比，各央行已经表明它们可以迅速采取行动。

印尼的超低利率引起了政客的注意，七天期逆回购利率持续下降。数据来源：印尼央行

实施者的成功之处也正是其软肋。超宽松货币措施几乎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方面，推行者们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在疫情最严重时期采取的部份紧急措施能否变成永久措施？政客早已知道到央行可以做些什么。就算是想从利率决策者榨取更多，也毋须苛责。

结果会如何？从新西兰和巴西央行的争斗和妥协当中可见一斑。新西兰央行是1980年代率先将通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央行，政府要求其在决策时考虑房价因素。新西兰央行最初反对这个想法，但财政部长罗伯逊（Grant Robertson）占据上风。将房价纳入考量是赤裸裸的政治选择：对选民来说，在房价高涨的新西兰，没有什么比买得起房地产更重要的事情了。

在巴西，新冠疫情肆虐带来的副产品是央行的独立性得到正式认可。巴西央行的官员一直渴望这种认可，尽管已经实行其不受政治影响，自主决策的方案一段时间。然而，这种新的法定自由并非没有代价。立法者在该机构的法定职能授权中增加了要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这是该行高层人士最初担心的，但也不得不予以接受。

坚决反对高通胀的斗士不必过于沮丧。长期以来，联储局一直都将维持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促进就业也是印尼央行的目标之一。该行的捍卫者们应该据理力争，他们不应担心劳动力市场的敏感性；在对抗通胀的重大战役中已经取得了胜利。无论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取得多少增长，都无法根除新冠疫情导致的高失业率。这是经济上，也是政治上的现实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是对太偏重抑制通胀的反应。就印尼和巴西而言，相关变化反映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引对央行职能的重塑。例如，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过后，印尼对央行治理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公共生活秩序的重建延伸到了利率的设定。

围绕低通胀和超宽松政策环境后果的争斗正在上演。你很难从非常宽松的环境中完全解脱出来，尤其是当宽松政策已经渗入财政领域的时候。要金融秩序恢复到某种程度的常态并不容易，无论是回到哪种程度。——Daniel Moss；译王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