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虽然有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灭佛事件”，但总体上南北朝时期，佛教信仰信众较多，特别是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之所以出现，“二武灭佛”（后来还有唐武宗灭佛，史称“三五灭佛”，周世宗也曾灭佛，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主要就是佛教讲究“六根清净”，如此对政权的财政、兵源等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隋唐先后建立后，儒家渐渐成为治国理政的思想下，佛教受到了有意识地抑制，也就是儒佛之争。其中还有一点，就是统治稳定，宗教起义问题。

佛教的宗教起义在隋唐前很少

在隋唐以前，以佛教名义的起义比较少，佛教起的好作用比较大。比如，正是因为政府看到佛教对慈善很重视，已经形成规模，如此，才把慈善作为正规慈善部门。正是因为大量佛教徒，才使得政府把建立正规的独立的政府部门作为一项工作。之前基本上都是临时抱佛脚。

佛教起义虽然少，但也不是没有。延兴三年（473年），北魏孝文帝统治下的佛教大乘教起义；太和五年（481年），佛教爆发起义。太和十四年（490年）、延昌三年（514年）和四年等，在北魏都爆发了佛教起义。

这些佛教起义都是以在佛教内部权力斗争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而造反，其后逐渐转变为对整个统治阶层的反对，进而有组织地利用佛教思想。

本土宗教起义在隋唐之前是宗教起义的主力。自东汉末年张陵创立天师道（亦称正一道、正一盟威之道、五斗米道，它以老子信仰为基础，结合了巴蜀地区的巫教信仰，后代张鲁在三国时期建立的政道合一的政权使道教获得了空前发展）开始，道教起义就很多。最著名的当属，天师道之后的太平道领导到黄巾大起义，直接催生了“三国时代”。

南北朝之后特别是唐朝的建立，佛教信仰更是有了很强发展，佛教的慈善业在玄宗时期受到过一次打击（详见上文），到了唐武宗灭佛时期则受到了重大打击。

北宋文臣治国国策确定后，百年的高度发达塑造了畸形经济发展

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宋璟建议废除“悲田院”，之后，政府将政府于734年，开始在“病坊”内收养男女老幼病弱残孤。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武宗灭佛，全部接管了“悲田养病坊”。自此，政府击败了佛教开始作为主体救济民间。

北宋建立后，在京师设置了东西福田院，1063年添加了南北，四院各能收养300人。

蔡京（1046-1126年）最终进行了革新，1102年福田院分为居养院，主要收容贫穷老人和被遗弃的孩童；安济坊负责治疗贫病者。经费来源于常平仓。之后，蔡京将其推广到京城之外。

蔡京不仅仅是将救助灾民、医治灾民、粮食仓储制度等进行了有机结合，而且其所创造的“荒政体系”可以说是除了朱元璋在外最为完善的制度。

在蔡京当政的岁月里，对于福利制度给予了很好的扶助。然而，也许是北宋末年两极分化过于严重，而对外战争又苟于和平，被“和平的腐蚀之水”给泡烂了。所以，蔡京也可能是为了装点自己的政绩。但不管怎么样，北宋对于福利制度的整体建设非常到位。

然而，这项政策却被世人批评。例如当时的民谣就有“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这些批评是有问题的，例如“具帷帐，雇乳母女使，靡费无艺”。收养婴儿、弃婴是主要内容之一，乳母、女使是很正常的事情。军队也指责蔡京，挤占了军饷。

当然，因为蔡京的名声不好，所以，这些指控您说有多少是真的还是假的故意捏造？这些也不好说。总而言之，因为我要为蔡京说话的话，在现代的社会氛围特别是“他人道德必须无瑕”者肯定该骂你了。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这种指责有许多属于谣传性质是毋庸置疑的，蔡京在这方面下的力气也挺大，也历来被历史学家所夸耀。

北宋和南宋畸形的经济政策中哪个是能臣、名臣、奸臣？

北宋属于文官治国时代，冗员问题非常严重，而且官员的工资也都还不错，所以，文官之间互相攻伐、文官欺负武将的事情非常多。例如大英雄狄青就是典型的悲剧，活生生地被气死、吓死了。生怕文官造谣说他要造反，而造谣人当中就有诸如欧阳修等一大堆被人视作名臣、好官的人。

到底谁算奸臣谁算好人谁能说得清楚呀。总而言之，在北宋文官治国开创时期内，文官为了自己的地位又做过什么事儿？我们只能就事论事地说。蔡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贡献的，其他的咱们也就不多说了。

说了北宋，南宋咱们也要说说，南宋时期，除了安济坊之外，还在1131年在绍兴、临安建立了养济院，之后推广到全国。南宋政权南渡后便发现百姓溺杀婴幼儿的形象比较广泛，为此，南宋政权为了抑制民间贫穷百姓溺杀婴幼儿女的行为，立刻对贫户的育儿进行了资助，1138年减赋的同时支米四千。1217年，江东转运使真德秀（1178——1235）创办了慈幼庄。

同时，也在1148年建立了惠民药局、施药局等免费施药的医疗保障部门。但也有资料认为成立于北宋末年蔡京时期前后。其后惠民药局在南宋开始推向了全国。

南宋割据政权的福利建设更上一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