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1888—1956），浙江定海（今舟山）人，出生于上海，是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后将资本投资火柴、水泥、毛织等业，是集“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纺大王、水泥大王”等于一身的“企业大王”。刘鸿生的一生是不平凡的，是光辉的，实业救国、志振中华，是对他一生极好的诠释。

“象”“马”联手 击败日本“龙牌”

19世纪末起，我国传统沿用作建筑胶凝材料的黏土、石灰、糯米浆等逐渐被英国人史弥敦发明的水泥所代替。当初，国内水泥都靠从国外进口，或由国内的外资公司生产出来，故而水泥又叫“洋灰”，按照译音则叫“水门汀”。随着水泥使用越来越普遍，市场上供不应求，巨大的商机，使刘鸿生有了开办水泥厂的想法。

1920年9月，由刘鸿生发起，沪上商界名人朱葆三、谢仲笙等20多人共同投资，成立“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商公司”），并决定用五彩大象作为生产出来的水泥商标图像，商标即为“象牌”。刘鸿生派专人将“象牌”商标送到北京北洋政府商部商标局登记注册，并领到了该局颁发的注册证书，这是我国水泥行业第一个审定商标。在办妥商标注册的同时，刘鸿生负责在上海龙华盖起厂房，购进生产设备和原料。1923年8月，华商公司的“象牌”水泥正式投产，产品经上海工部局和上海化验室化验，拉力、压力等各项指标均超过合格标准。“象牌”水泥畅销江南市场，当时上海的各大企业，如江南造船所、华洋德律风公司、浚浦局等建设厂房、造桥梁，都使用华商公司生产的“象牌”水泥。

“象牌”水泥投入市场后不久，遇到两个强劲对手——“马牌”和“龙牌”。其时，在华的外资水泥厂大量倾销他们的产品，数量达每年122万桶，占全国水泥总销量的45%，其中尤以日商小野田水泥会社生产的“龙牌”水泥销量最大。由于竞争激烈，国货水泥的售价一降再降，至1924年，华商公司亏损达38000余元。在不利的形势下，刘鸿生没有气馁，他审时度势，决定走国货水泥厂联合之路，共同抵制洋货的倾销。1925年5月，刘鸿生亲自出马到天津，跟生产“马牌”水泥的启新公司总经理陈一甫协商，签订为期5年的联合营业合同。按合同规定，“象牌”水泥销售以江南为主，退出东北、华北、华中市场；“马牌”水泥则退出南方市场，主要销在北方。“象”“马”联合后，销售量大增，两家企业相继涨价两次，所获利润不但弥补了以前的亏损，还有不少盈余。20年代末，全国水泥市场形成“大象”“奔马”战“蛟龙”的局面。到1931年，国货水泥已占全国水泥总产量的85%，日货“龙牌”水泥销量锐减，“象牌”一举成为全国水泥行业的第一品牌，刘鸿生当之无愧地成为“水泥大王”。

1938年3月，日军入侵上海龙华地区，华商公司被日军占领，由日商三井物业株式会社与小野田水泥社托管经营。这两家日商利用华商公司的厂房、设备和原材料，偷工减料制造劣质水泥，而冒华商公司“象牌”水泥的名投放市场，欺骗消费者。刘鸿生和华商公司股东们对此非常气愤，为维护“象牌”商标声誉，一方面通过中外报刊发表长篇报道揭露真相，另一方面搜集各种证据向上海特区第一、第二法院起诉，控告日本奸商。1939年上半年，经过先后两次判决，日商分别判罚法币100至400元不等。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日商企图改变策略，假惺惺地跟刘鸿生商量，表示要与华商公司“合作经营”，继续用“象牌”商标，被刘鸿生断然拒绝。抗战胜利后，华商公司才又回到原主人手里，恢复了国货“象牌”水泥的生产。

支援抗战前线

为新四军“保驾护航”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中国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率领下奋起抵抗。16日，中共地下党员叶进明、毛纪法等在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刘鸿生的支持下，从上海各煤商处调集来150辆卡车，组成“中国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开赴前线支援抗战。煤业救护队救护伤员，抢救难民，运送慰问品、慰问信，日夜不停地穿梭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前线，有时还帮助战士构筑工事，为“淞沪抗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西撤。煤业救护队100名队员，在田萼芳等的率领下，驾驶25辆卡车随军撤退。途中多次遇敌机轰炸，不少队员受伤，且因给养中断，队员生活发生困难；卡车因缺乏燃料，无法启动，田萼芳只得回上海求援。刘鸿生听了田萼芳的汇报，当即调集起一批燃料、粮食和医药等物资，并筹来大笔款项，让地下党员叶明进、忻元锡等人携带赶往安微屯溪，解救护队燃眉之急。

是年10月，国共两党在南京达成协议，将留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938年初，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由南昌移驻皖南岩寺，要求上述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员按国民党指定路线，徒步行军到岩寺集中。其时，人数逾万的红军游击队历经三年艰苦卓绝的山区游击战争，队员们大都极度虚弱，伤病员很多；再则，沿途国民党军队虎视眈眈，随时有阻拦、加害游击队员的危险。在此情况下，救护队主动向新四军军部项英、周子昆、李一氓、曾山等首长请命，承担起运送游击队员的任务。108名队员，驾驶25辆卡车，穿红十字会服装，佩戴红十字会臂章，车上插有红十字会旗帜，随身携带有红十字会钤记的证件，借红十字会的名义投入了运送游击队员的征程。100余名队员分作10个分队，编成3路，分头行事。

期间，救护队得到刘鸿生的有力支持，他要求救护队队员们所在的各个煤号以补发工资和车辆保养费的名义，凑集起一大笔钱；同时又向中国红十字会领来购买药品、器械和汽油的经费一并交给救护队使用，消除了各路车队的后顾之忧。救护队的卡车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在国民党军队眼皮底下，将数千名红军游击队员一批又一批接送到皖南岩寺。

煤业救护队完成接送游击队员的任务之后，108名队员全部参加了新四军，那25辆卡车也随之编入新四军战斗序列。消息传到上海，刘鸿生很高兴，他派中国红十字总会代表金芝轩，会同上海煤业公会代表田萼芳，专程赴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同时带去2辆奥斯摩比尔救护车和刘鸿生个人捐献的别克轿车，以及捎给救护队队员的家信和物品。金、田等人到达岩寺，受到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的热情接待。第二天下午，岩寺东街祠堂内举行千余人参加的欢迎晚会。当会上宣布上海煤业公会的2辆救护车和刘鸿生的别克轿车捐献给军部时，全场顿时掌声雷动。刘鸿生的爱国举动使新四军将士受到极大鼓舞。

脱险回大陆 服务新中国

1949年年初，国民党政权行将覆亡，刘鸿生身为民族大资本家，是国共两党都要争取的对象，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何去何从，刘鸿生感到苦恼、彷徨，拿不定主意。

刘鸿生有过撤退到台湾去的打算，但一想到抗战期间，国民党“四大家族”的权贵们不讲诚信，不守诺言，使刘氏家业受到重大损失的教训，刘鸿生又犹豫起来。

不去台湾去香港又如何呢？他派遣章华毛纺厂的总经理等人携外汇、运原料到香港见机行事。他思虑再三，还是不敢贸然行动。

这时，刘鸿生的第六个儿子、中共地下党员刘公诚和他在延安时的抗大同学王戴德一起来做刘鸿生的工作，向他宣讲共产党的各项政策，说明像他这样的民族资本家会得到共产党和新政权的保护的。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渡过长江。23日，南京解放。形势越来越紧迫。刘鸿生收听到解放区电台在向他呼吁：“请刘鸿生先生留在上海不要走，解放军保证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保护刘氏的所有工矿企业。”正当刘鸿生安下心来，决定留在上海之时，国民党特务又盯了上来。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纠缠，刘鸿生的子女们以刘鸿生心脏病复发为借口，企图将刘鸿生转移到中山医院暂避。不料就在刘鸿生将要转移的那天深夜，上海社会局局长陈保泰带着特务来到刘家，说是蒋总统派专机来接刘鸿生，叫刘去广州参加紧急会议，“汤恩伯总司令命令我来叫你，请你立即动身！”说着，强行将刘鸿生用汽车送上飞机，直飞广州。所幸这时广州的国民党已自顾不暇，乱作一团，刘鸿生趁机避走香港。

周总理专门派人到香港做滞留在香港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工作。刘鸿生觉得自己已过花甲之年，且一生的事业都在内地，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想留在海外做‘白华’”，于是他设法避开国民党特务监视，深夜乘太古轮到了天津。

刘氏父子刚抵天津新港，就接到周总理的电报，邀他们进京，在北京受到周总理的热情接待。周总理向刘鸿生再三说明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要他解除顾虑，并希望刘鸿生在上海工商业界起带头作用，与政府密切合作，共渡难关。回到上海，刘鸿生受到陈毅市长的宴请。为抵制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尽快恢复经济，刘鸿生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副会长，上海市行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经济审核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上海工人阶级服务，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

1953年至1954年，刘鸿生先后被选为全国工商联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副主任委员。

1956年10月1日，刘鸿生去世。临终前，他告诫后人：“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几万元，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国家，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一点微小的表示，也是我最后的嘱咐。”

刘鸿生去世后，胡厥文赋有一诗，概括了刘鸿生坎坷而又辉煌的一生：“明察秋毫，恢恢大度。创业惟新，不封故步。细大不捐，勤攻所务。爱国心长，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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