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决定送老蒋回南京，在此之前关于释蒋的问题，他与杨虎城并没有达成一致。当天下午3点，张打电话让杨虎城来公馆，杨虎城非常高兴，以为张学良回心转意。

但杨虎城到张公馆时，却发现老蒋正准备离开，事情太过突然，杨虎城根本来不及反应，只能与张一同送老蒋去机场。更让杨虎城吃惊的是，在机场张学良给了他一张手谕，上面写道：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虎臣即杨虎城，孝候即东北军将领于学忠。张学良突然将如此重任托付给杨虎城让其措手不及，这也许是杨人生中最惊愕的一天，他完全来不及作出反应。事后杨虎城对部下说：

张先生事前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

周恩来确实没有收到消息。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知道消息后立即跑到周恩来住处，希望他能拦下张学良。然而周恩来火速赶到机场，张学良已经飞走。周恩来仰天长叹：

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张学良此举给历史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就其个人而言，近乎终身软禁，只是寿命较长，等两蒋均已作古后才完全恢复自由。他软禁了老蒋14天，却被老蒋软禁了54年。

1936年时的周恩来

就整个大局来说，张学良走后，东北军群龙无首。随后又发生了少壮派刺杀元老王以哲的“二二事变”。东北军最终被老蒋分化整编，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由于他的离去，红军、西北军、东北军的“三位一体”被打破，东北军被瓦解后不久，西北军也遭到老蒋的分化，杨虎城被迫赴欧洲考察。抗战爆发后，杨虎城数次电请回国，老蒋置之不理。待杨虎城自行回国后，即遭软禁。

事实上，张学良遭软禁以后，老蒋在西安承诺的六项协议，最终也没有完全实施。尤其是抗战爆发以后，全国团结一致，权力高度集中在老蒋手中，事实上又成了其个人独裁。

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成了萧何，败也萧何。张学良执意要送老蒋回南京，成了西安事变中争议最大的一点。其擅自匆忙地做出决定，一直被世人诟病。很多人将此归结于少帅过于年轻，政治不成熟，幼稚冲动，做事不考虑后果。

事实上在释蒋的前一天下午，张学良就召集东北军少壮派开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让少壮派不要胡来，顺便透露了自己将亲自送蒋回南京。会上众人纷纷劝说张学良不要去，张自认为：“我这一着比你们想得高。”他主要说了3点理由：

1、帮助老蒋重新树立威信。
2、向老蒋讨债，让他兑现在西安的承诺。
3、去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

对于张学良此举，后来毛主席也进行了肯定。1937年3月1日，毛主席在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说：

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

毛主席认为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二是答应蒋善后处置办法。两者缺一不可，否则无法和平解决。

答应老蒋的善后处置办法很容易理解，但为什么说张学良不送蒋回南京，西安事变就无法解决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分析：

1、少壮派强烈反对释蒋，危及老蒋生命

1929年，张学良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两位元老后，东北军内部派系矛盾逐渐淡化。但东北军退入关内以后，大量青年学生、爱国人士也随之流亡关内。为了整合这些力量，张学良对东北军进行了整顿，大量任用青年学生。

东北军中又逐渐形成了少壮派和元老派。少壮派虽然级别较低，但大多担任张学良的秘书、警卫等职务，与张非常亲密，非常受信任，相当于张的化身。从诉求上看，少壮派普遍比较激进，强烈要求抗日、打回东北。西安事变中，带队活捉老蒋的就是少壮派核心人物孙铭九。

抓住老蒋后，少壮派的意见是将之处决。当时少壮派在西安城内粘贴标语，散布激进言论，甚至打算将老蒋处决。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少壮派军官通过决议，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和他的僚属。”

张学良的秘书高崇民也在回忆文章中说：“因蒋十多年的反革命，祸国殃民，万恶滔天，无不恨入骨髓，故颇多人主张把他枪毙。”西安城内只有张学良的一个警卫团，这是少壮派的核心。这些激情的年轻人，情绪一旦起来，恐怕连张学良也难以控制。

好在中共以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方面对南京亲日派的武力威胁作出反应，一方面协调张、杨与宋氏兄妹协商。最终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老蒋同意张、杨提出的六项主张。但问题在于，老蒋不肯在协议上签字，只表示以“领袖的人格”担保。

西安事变时的宋子文、张学良

从老蒋的角度来看，这份协议无异于城下之盟，如果屈服签字将极大地损害其个人威信。事实上，他内心也完全不认同这份协议。此外协议是对基本国策的调整，老蒋虽然有能力让其实现，但在从法定程序上，他应当先同南京政府的要员协商一致。故不愿意单独签字。

在此情况下，少壮派向张学良报告，老蒋不作出可靠保证，绝对不能释放。同时，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17路军高级将领联名给宋子文写信表示：协议必须签字，中央军必须退出潼关，否则即使张、杨愿意释蒋，我们也誓死反对。

就连杨虎城也表示，必须有条件地释蒋。24日晚上，张杨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虎城表示：“在未获任何保证下，你竟然允许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而张学良只回答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两人不欢而散。

此时张学良已经铁了心要放老蒋。当时杨虎城在西安周边有9个团，而张学良只有一个警卫团在城内。事实上，他的警卫团也是少壮派的核心，是坚决反对无条件释蒋的。

也就是说当时的局势已经不完全在张学良的掌控之中，少壮派表面服从张学良，但很难保证他们私底下不会采取过激行动。尤其是，越拖下去，少壮派的情绪越难控制。

张学良甚至与宋子文商量，秘密把老蒋带到机场，然后突然离开。但宋子文认为此举太过危险，此时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被监视。悄悄离开正好给少壮派留下逃跑的口实，而老蒋一旦有什么闪失，整个国家又必将陷入内战。

因此，张学良别无选择，他只能采取果断措施，决定无条件释蒋，并亲自将其护送回南京。

2、帮助老蒋重新树立威望，领导抗日大局

清末以来，中国长期陷入军阀混战。自北伐以后，才完成形势上的统一。这之后地方军阀仍然非常强势，没人愿意服从老蒋。让老蒋真正奠定统治地位的是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老蒋率领的中央军打得很差，他自己也差点被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活捉。关键时刻，张学良率兵入关支持老蒋，战局顿时逆转。某种程度上看，是张学良一手把老蒋送上领袖宝座。老蒋也非常感激地说：“得友如兄，死无憾矣。”

当然一个人能否成为领袖，不仅仅是武力上的强势，更要在声望、威信方面能服众。老蒋仅占有武力上的优势，威信也只是勉强能够支撑大局。

当时的局势，外有日本侵略威胁。内有晋、桂、滇、川等数路地方势力，尤其是桂、晋两派对于中央权力是有企图的。即便在南京内部，汪精卫与老蒋政见不一，总想取而代之，其威望并不比老蒋低。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何应钦也积极行动，一方面电邀汪精卫回国，一方面改造军事委员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主张武力解决事变。鉴于自身资历较低，其如意算盘无非是拉汪精卫主持政府，自己取代老蒋掌控军队。

这种情况下，老蒋在西安被关押十多天，假如张、杨没有任何说法，蒋铩羽而归，威信大打折扣，更难以服众。那意味着以后，任何人只要政见与中央不一都可以采取“兵谏”的形势胁迫老蒋，老蒋再也难以发号施令。

张学良和红军都清醒地认识到，面临日本的入侵，中国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人物，来统领全局。否则全国抗战必然又是一盘散沙，在日本武力威胁下，势必出现更多的投降派。由于老蒋长期把持中央，将黄埔军队变成其个人私军，不论汪精卫或者任何地方领袖恐怕都难以达到老蒋的统治力。

委员长被捉之地

张学良在说服少壮派的会议上说：

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

张学良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做了个很形象的比喻：老蒋当时就是个泥菩萨，我把他扳倒了，只好再把它扶起来。它有灵，拿它我脑袋疼，不能不给它磕头呀。

其实张学良设计的剧本是亲自送老蒋回南京，主动认错，然后老蒋再放他回西安。这既让老蒋有了面子，又能显露出他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可惜张学良没料到，老蒋已经不要面子了。

3、澄清舆论，化解内部矛盾。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事变后东北军与中央的敌意如何消除，东北军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如何扭转。

事变爆发以后，张杨准备了发往国内外的电报，但被东北军里一个叫蒋斌的交通处处长扣押了三天，且他还暗中与何应钦联系。直到第三天，宋哲元发来电报问西安事变怎么回事，张杨才知道部下出了叛徒。

这关键三天，东北军悄无声息，而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封锁消息、隐瞒真相，外界对张、杨产生极坏的印象，舆论一边倒地批评张、杨。

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等7个学术团体通电声讨张杨，称其“劫持统帅，摇乱国本”。南京大学校长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杨，指责扣蒋是“亡国之举”，要求“迅将蒋委员长护送出险”。

回到南京

清华大学教授会朱自清、闻一多等联合发布宣言称张杨此举：“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申报》《大公报》等100多家报社发布联合宣言，要求张学良立即恢复老蒋自由并安全护送返京。在各界精英裹挟之下，普通民众也大多对张杨持批评态度。

在国际方面，美、英也出于自身利益对西安事变进行了批判。最让张学良没有料到的是苏联的态度，由于需要扶持老蒋牵制日本人，苏联也对张学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真理报》称：“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之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助日本使中国分裂。”

这比当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而退守关内时舆论的谴责有过之而无不及，张学良对于舆论的误解感到非常苦闷。他的秘书高崇民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这是当时张学良最恼火的一件事。”

他已经背负多年“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必然不愿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此他必须亲自到南京“负荆请罪”，向外界表明，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不是叛变，而是要求领袖团结一致抗日。否则，东北军永远在舆论面前抬不起头来。

而且，张杨在西安与老蒋达成的协议更像是城下之盟，如果让老蒋一个人回南京，不仅他很可能不会兑现，南京内部的“亲日派”也绝无可能同意那些条件。张学良亲自出面，就是想要南京心服口服地兑现承诺，中央军撤出潼关，联合一致抗日。否则，双方之间仍很难避免一战。

有人认为张学良生在富贵人家，从小养成花花公子的性格，思想幼稚性格冲动，缺乏政治经验。其实这样的评价是不太公平的，虽然其生在富贵人家，他的人生却是困难模式。

从亲信郭松龄反奉起，他就深陷政治漩涡，那年他才24岁。此后的事情一次闹得比一次大：

1928年，父亲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随后他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1929年，处决东北元老杨宇霆、常荫槐稳固自身统治；同年，挑起中东路事件，却被老蒋摆了一道，东北军损失惨重。1930年，中原大战，东北军入关支持老蒋。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避免冲突，退入关内。

其经历的几乎都是影响国家和历史的大事。尤其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从捉蒋到放蒋并亲自送蒋回南京，张学良无人商量，全靠自己决策。普通人买个房子还要纠结几个月，而西安事变是关乎领袖生命国家命运的大事，张学良只有13天时间思考。

客观而言，少帅并不缺乏果断与当担。尤其是事变结束时，毅然护送老蒋到南京，也能体现出几分成熟。只是时间太过匆忙，未能对东北军后事进行详细交待。整个西安事变中，看不出他的决策有什么重大失误，唯一没料到的是老蒋“不讲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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