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如果不是李渊的一系列矛盾做法，兄弟阋于墙的惨案极大可能不会发生。
相对于其他开国帝王，李渊在唐朝史书中的形象并不怎么突出，这其中的原因无须赘述；但纵观隋末的表现，他称得上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更是李唐王朝的实际奠基人。在当时的乱世中，李氏家族起兵的时机并不是最早，很长一段时期内也并不是最强的势力，但为啥能迅速异军突起，并对窦建德、薛举父子、李密等等同行形成优势呢？李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是他的身份带来的特殊资源优势。
我们都知道，李渊的身份贵气十足：他的祖父李虎是北周“八柱国”，位居关陇集团统治核心；李渊七岁就袭封了家族的唐国公爵位，长大后，由于“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 仁容众”的性格，他在贵族圈内外都深受欢迎；
而李渊的姨妈是史上有名的独孤皇后，姨夫正是被西方人视为中国第二号皇帝的隋文帝杨坚。“文帝独孤皇后，即高祖从母也， 由是特见亲爱”，这两位亲人对李渊特别照顾。在最高首脑的关照下，李渊仕途亨通、官越做越大，在隋朝整个统治集团中具备了可观的影响力、号召力。
《旧唐书》也承认：“高祖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顶级贵族资源、多年的官场生涯、大气的性格，让他积累了令人艳羡的人脉。这里所指的“豪杰”，当然不单单指的是关陇集团内的人员，也包括他先后担任过行政长官的谯、陇、岐等州的豪强。
正是由于这些出色表现，在表弟杨广即位后，李渊遭到了重点猜忌，因此他甚至不得不用酒色与贿赂来麻痹对方。事实证明这一招很有效，随着隋炀帝南下扬州，李渊获得了太原留守的职务。在这一北方重镇，他受命外抗匈奴、内平起义，获得了独掌一方、积蓄实力的机会。
按照史书中的说法，李渊太原起兵是被李世民、刘文静推动的；为了逼其造反，甚至还鼓动裴寂私下安排晋阳宫内的宫女服侍李渊、让其惹上杀头的欺君之罪。
真实的历史无法脑补，但根据常理，当时已五十岁、历经官场阅人无数、轻松驾驭一众豪杰的李渊，在面对隋末乱局时，不大可能毫无主见、无动于衷，全程被年仅18岁儿子推着走。
李世民确实是个不世出的顶级人物，但没人生下来就是领袖，想要展示才华、获得人们的认可与追随，这客观上需要一个过程。李氏起兵，领袖自然是威望、阅历、名声、资源、手段都在当时位居顶流的李渊。
从李渊前期对抗突厥、镇压母端儿/柴保昌等起义军的手段来看，他是一个富有谋略、能征善战的政治家、军事家。相比较年轻气盛的李世民，李渊的优势是隐忍、谨慎，在蛰伏中捕捉机会。就像王夫之评价的那样：“高祖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对于儿子的所作所为，李渊心知肚明，只是故意隐忍静待时机。
决定起兵后，李渊展示出了自己的眼界与手段。他以雷厉风行之势，巩固后方、铲除异己、外联突厥、开仓放粮，随后举起义兵的大旗杀向长安。
李渊直奔关中，不仅是为了占据这一“形胜之地”，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关中是北周、隋朝的统治中心，是关陇集团的根据地，更是李渊资源的集中地区。只要占据了这里，李渊的事也就变了性质：不是反叛，而是继承了关陇集团的衣钵——出自十二大将军之列的杨氏将天下带向崩坏，那么由出自八柱国的李家出来收拾乱局，接手周、隋两朝的统治资源自然顺理成章。
在这个过程中，李渊的号召力得到了充分展现。比如当他住在长春宫时，“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当时的长安还在隋朝手中，关中豪杰百姓已经迫不及待的前来投靠，可见对于李渊夺权，关中上下发自内心没有排斥感。
攻打长安时，李渊再次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智慧，他保护隋朝宗室，宣布“犯隋七庙及宗室者，罪三族”，以此获取了中立势力的好感；攻下长安后，他命人搜集图籍、约法十二条，然后立代王为皇帝，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手段老辣、步步为营，几乎是完整演示了“合法”谋朝篡位的流程。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进入长安前，李渊的一切表现完全吻合一位开国皇帝必备的素质。但这并不是说他随后的表现不佳，而是指他在一个关键的事项上犯了大错：亲手培育起了无人可比的李世民，却无法处理随后带来的争储矛盾。
从李渊起兵之初的人事安排我们可以发现，他偏向让自己的儿子掌握军权（太原起兵时，李建成为陇西公、指挥左军，李世民为燉煌公、指挥右军，李元吉镇守太原）；而在称帝后，他按照传统的宗法制立嫡长子李建成为太子。但储君不可擅动，此时的李唐王朝只是占据了关中、太原等地，艰巨的带兵作战工作，自然落到了初露锋芒的李世民身上。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李世民担任唐军统帅，几乎包揽了打下中原、西北的所有战功。刘武周、薛举父子、王世充、窦建德，这些最强悍的敌人，无不倒在了军事才华卓越的秦王脚下。
而为了表彰儿子的战功，李渊不断对其加官进爵。最初是右武候大将军、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节度蒲、陕、河北诸总管兵马；
到了公元621年，由于李世民创造了一举灭掉王世充、窦建德两大强敌的旷古烁今战绩，李渊认为，儿子的功劳太大了，以往的所有官衔都无法彰显他的功勋，于是加封了史上罕见的殊荣：“乃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增邑户至三万，赐衮冕、金辂、双璧、黄金六千斤，前后鼓吹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
李世民此时地位，已碾压所有藩王，仅仅处于太子之下。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掌握了关东地区的军政大权。
那么，李渊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就没担心过会出现“功高震主”的情况吗？由于父子关系，李世民也许震不了李渊，但对李建成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李渊确实尝试过压制李世民，公元619年，他曾杀鸡儆猴，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了太原起兵的元勋、李世民的死党刘文静；其后，当刘武周进攻太原时，虽然形势不利，李渊也故意不起用李世民。但随着形势的恶化、河东领地几乎丢失殆尽，最终他还是无奈面对一个现实：只有二儿子能够对付得了刘武周。
随后李世民临危受命，带上关中全部兵马北上，在极度不利的情况下扭转了局面，不仅收复了失地，甚至一路穷追猛打、除恶务尽，将刘武周、宋金刚连根拔除，顺带还收复了尉迟敬德等绝世猛将。
李世民通过此战证明了自己的不可替代；而随后平定王世充、窦建德，更是牢牢夯实了他的特殊军政地位。但他的这一角色，已经对唐朝的权力架构产生了巨大冲击：
李世民不甘心现有的地位，同时担心因“功高震太子”遭到针对，自然希望更进一步；而太子李建成既对李世民的威望如坐针毡，更对自己的宝座深深忧虑。双方的手下则各为其主，为了替自己争取更高利益，他们积极鼓动、配合自己的主公开展攻防战，太子、秦王两大阵营明争暗斗就此拉开。
客观来说，双方各有优势和短板。
李建成的优势在于官方认定的太子地位，以及多年在关中培育起来的利益群体；长安是他的势力范围，他和李元吉在这里甚至拥有两千多人的私人军队，领头的是薛万彻这种忠勇双全的猛将；
但他的劣势就在于战功不足。因此，王珪、魏徵曾推动、协助他一举平定了窦建德余党刘黑闼，但这远远不能弥补跟李世民的差距。
李世民的情况则相反。他掌握了关东地区的大权，军功赫赫、威名震天下，在军队中的号召力、感召力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当主要的战事结束后，他是待在长安的，而这里是李建成的地盘。
因此，在夺储之战中，李建成一度占据了优势。李世民也不甘示弱，他也豢养了800死士，积极为撕破脸的那一刻做准备。
在局面愈来愈恶化的情况下，能够解决问题的也许只有李渊。他既可以当机立断、废建成立世民；也可以以皇帝的身份和权势，彻底剥夺李世民的权力、扼杀其实力和念头。对他而言，这虽有难度，但并非做不到。
但英明了大半辈子的李渊，此时却陷入了犹豫。他不愿废掉李建成，毕竟嫡长子继承制符合规矩，何况还有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的惨痛教训。同时，太子李建成并无过错，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轻易改储必定造成大范围动荡。
但面对能力卓越、一手帮自己打天下的李世民，李渊也不忍辜负。在这种两难情绪下，李渊最终采取了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鸵鸟战术，坐视三个儿子斗得你死我活。
在生活中，和稀泥也许是个没办法的办法；但在政治领域，两边不得罪却最愚蠢的，最终变成两边都得罪，并且在客观上会推波助澜、激化矛盾。
于是，找不到话事人的李建成与李世民亲自上阵。在李建成的势力范围内发动玄武门事变，本质不过是一场赌博，但实力不占优的李世民准备充分、敢于冒险，最终上演了逆袭。
手足相残，并且斩草除根、把亲兄弟的后代全部杀死，唐太宗虽为一代明君，但玄武门事变是他一生中迈不过的坎。但我们要看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如果李世民落败，李建成也不会对他的后代手软。在数千年的历史上，父子兄弟为了皇位自相残杀的事件还少吗？
可怜的李渊为自己的优柔寡断付出了惨重代价，但好在随后他终于恢复了清醒，作出了明智的决定——承认李世民为太子，其后主动当太上皇、默默地度过了余生。最是无情帝王家，此言非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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