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博物馆内的字母文字列表（李思琪/摄）
一、字母文字的缘起（公元前10世纪以前）
现代以色列人称希伯来语为‘iḇrīt（עברית），其词根为‘ḇr（עבר），意即“渡过”。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经典《创世记》，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从两河流域的乌尔城迁至迦南地（12:1–5），之后就被称为“希伯来人”（14:13）。这一称谓很可能意指“渡河而来的人”，在《希伯来圣经》中可泛指以色列民族的前身。也就在公元前2千纪，西奈和迦南地区出土的石碑铭文为字母文字的发展史拉开了序幕。
公元前2千纪初期，埃及西奈，Serabit el-Khadem，石碑；图片来源：Joseph Lam, “The Inven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lphabet,” in Visible Language: Inventions of Writing in the Ancient Middle East and Beyond, edited by Christopher Woods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2010), pp. 189–195.
公元前16世纪，以色列，拉吉城，铜匕首上的铭文：“【】RN【】”（李思琪/摄）。
公元前13世纪，以色列，拉吉城，陶碗上的铭文：“BSLST_Y”（李思琪/摄）。
二、第一圣殿时期的希伯来文字（公元前10—前6世纪）
虽然目前对古希伯来文字的具体成因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古希伯来语脱胎于原始迦南和原始西奈字母体系，并逐渐在公元前10世纪成形。一直到巴比伦帝国于公元前6世纪攻陷犹大国耶路撒冷的圣殿为止，古代以色列人都沿用腓尼基的22个辅音字母，并在其基础上发展出古希伯来潦草字体。见证这接近400年希伯来文字发展的原始资料包括了大部分在以色列—叙利亚地区出土的石头碑文、文字陶片、图章和护身符。这些文字材料折射出当时人类生活的浮光掠影，反映了迦南地的政治、宗教和日常生活。
公元前10世纪的基色月历（Gezer Calendar）可被视为古希伯来语最早时期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一铭文主要记录了古代以色列地区每（两）月的务农活动，但鉴于其内容过于简短，我们只能笼统地做出关于这一时期古希伯来语言发展的推论。一般认为，铭文上的希伯来文字与腓尼基文字如出一辙，均为辅音。三个辅音字母heh（ה）、vav（ו）和yodh（י）在这一时期还未被当成元音或是“读音之母”（matres lectiones）来使用。
公元前10世纪，以色列，基色月历上的古迦南/古希伯来字体；右图为希伯来文方块字母转写。图片来源：Shmuel Aḥituv, Echoes from the Past: Hebrew and Cognate Inscriptions from the Biblical Period (Jerusalem: Carta, 2008), pp. 252–257.
公元前9世纪，约旦迪邦（Dibon）古城，米沙石碑上的摩押/古希伯来字体；右图为其拓印。图片来源：Shmuel Aḥituv, Echoes from the Past: Hebrew and Cognate Inscriptions from the Biblical Period (Jerusalem: Carta, 2008), pp. 389–419.
上图为以色列博物馆展出的西罗亚碑文照片（李思琪/摄），下图为其拓文。图片来源：Shmuel Aḥituv, Echoes from the Past: Hebrew and Cognate Inscriptions from the Biblical Period (Jerusalem: Carta, 2008), pp. 19–25.
现今的西罗亚水池（李思琪/摄）
左图为以色列博物馆所展出的拉吉陶片书信5（李思琪/摄），右图为其拓文。图片来源：Shmuel Aḥituv, Echoes from the Past: Hebrew and Cognate Inscriptions from the Biblical Period (Jerusalem: Carta, 2008), p. 80.
三、第二圣殿时期的希伯来文字（公元前6世纪—公元70年）
公元前8-7世纪，为了方便统治和管理各个征服地，亚述帝国开始使用另一西北闪米特字母文字——亚兰语—为官方语言。之后崛起的巴比伦帝国也采用亚兰语为当时外交和贸易的主要语言。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军队向耶路撒冷挺进，摧毁第一圣殿，犹大国正式灭亡。犹大国的君主、贵族、工匠及精壮男子被俘虏至巴比伦，这些上层精英在流放期间学会了亚兰语，逐渐将它作为日常用语。这一历史现象一直延续至波斯帝国兴起，甚至更晚的时期。公元前5世纪，驻扎在埃及象岛的犹太雇佣兵团主要使用亚兰文在纸莎草上撰写公文和私函。从以下的象岛纸莎草文献可以看出，和古希伯来文潦草字体相比，亚兰文字母的线条更少，形状更方正和开放。这样更为简便的字形发展可以归功于该文字在不同帝国统治下的广泛应用。
公元前5世纪，象岛犹太人申请在当地建造圣殿的请求。图片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ephantine_papyri#/media/File:Elephantine_Temple_reconstruction_request.gif
库姆兰第四洞穴发现的《出埃及记》残片（4Qexb），其上的方体字母清晰可辨。图片来源：https://www.deadseascrolls.org.il/explore-the-archive/image/B-365624
左图：第一次犹太起义（公元66–70年）的钱币；右图：第二次犹太起义（公元132–135年）的钱币。图片来源：Kanael, Baruch，“Ancient Jewish Coins and Their Historical Importance，”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26 (1963): 38-62.
纳布卢斯城中的其中一个牌匾上印有撒玛利亚文字（李思琪/摄）
四、《希伯来圣经》中的古希伯来语
综合以上史料可以发现，“古希伯来语”历经不同时期的发展阶段，了解这门古代语言的重要资源既包括那些主要源自第一圣殿时期的铭文，也兼容第二圣殿时期的死海古卷、钱币等出土文物。这些一手文献最直观地反映了古希伯来语的原始状态，但由于年代久远，历经风吹雨打，流传下来的史料多属于只言片语，因而使该语言历史的完整重构困难重重。
相比之下，《希伯来圣经》作为传世经典，因其篇幅的长度、内容的完整度、对传统在一定程度上的忠实传承，成为了解古希伯来语另一非常重要的资源。迄今流传下来最古老且最完整的《希伯来圣经》为公元11世纪的《列宁格勒抄本》（Codex Leningradensis）。抄本上记录着公元7世纪以后由犹太马索拉文士开发的元音和重音符号，多分布在辅音字母的上下方，以帮助读者发音和分段。抄本的左右两侧和上下两边各写有名为“小传统”（masorah parva）和“大传统”（masorah magna）的笔记，主要是帮助编订者避免抄写和编辑上的错误。
《列宁格勒抄本》的《以斯帖记》开篇，其摹本为D. N. Freedman, A. B. Beck, and J. A. Sanders, eds., The Leningrad Codex: A Facsimile Edition, Eerdmans, 1998（李思琪/摄）
除却这些中世纪的音标符号和笔记，抄本上的辅音内容可以上溯至更早的创作时期。《希伯来圣经》内的一些诗歌，如摩西之歌（《出埃及记》15章）、狄波拉之歌（《士师记》5章）、雅各的祝福（《创世记》49章）、摩西的祝福（《申命记》33章）、巴兰的口谕（《民数记》23–24章）等就属于最古老的文本分层，其中所展现的一些语言特征被定义为公元前10世纪或以前的“远古圣经希伯来语”（Archaic Biblical Hebrew）。和《希伯来圣经》的其他部分相比，这些古诗的遣词用字较不寻常。比如，第三人称单数阳性代词词尾在《创世记》49:11为–ה（-h）而非–ו（-w）；第三人称复数阳性代词词尾为–מוֹ（-mō）而非–הֶם（-hem）或–ם（-m）。古诗内的一些单词，如רֹבַע（尘土）、פעל（工作）、חָרוּץ（黄金），鲜少出现在《希伯来圣经》的别处，但却常见于古老的阿卡德语、乌加里特语、迦南北部的闪米特语言。大部分的《希伯来圣经》用语被定义为公元前8至6世纪的“标准圣经希伯来语”（Standard Biblical Hebrew）。这一分层的语言对冠词ה–（h-）、特定直接宾语的记号（את）、连接词אשר和כי的使用更为一致和频繁。在流散时期或回归之后编撰而成的书卷，如《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历代志上下》，多受亚兰语、波斯语甚至是希腊语的影响，主要反映了“晚期圣经希伯来语”（Late Biblical Hebrew，公元前4-前2世纪）。从语言分层看来，《希伯来圣经》绝非一气呵成，而是由不同的佚名作者怀揣着大相径庭的意图，从远古时期至波斯帝国末期或是希腊化时代初期汇编而成，再由后世的编辑打磨誊抄而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