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振兴的普遍手段。

从理论上城市化带来三大好处：

一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促进工业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反哺农业发展的机制;

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能有效调节劳动力结构，平衡农村劳动力过剩与城市劳动力短缺的关系；

三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能释放碎片化的土地向规模化转变，为农业规模化生产及土地流转创造条件。

但是必须注意，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农村劳动力因为过剩才向城市转移；二是农业生产力较高，农业安全得以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所释放出来的巨大人口红利不仅能推动工业经济的发展，还能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我们发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建立在几个特定条件上的，由于特定条件与恰当的时间相匡配，所以造就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繁荣。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与城市化进程是相匹配的。也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化高速发展之前就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二业化体系，这就大大缩短了城市反哺农村的周期，为农村、农业提供了技术与经济支持。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进程中并没有对农业、农村产生较大的影响。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这个周期长达80-100年，给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及城乡平衡创造了缓冲与调整时间。相比之下，中国用了30多年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实现的城市化率，劳动力转移与产业结构的转换显得一蹴而就。

再则，西方国家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取长补短”，是劳动力结构均衡的自然流动。因为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之前，西方国家就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过剩现象，西方国家在“土地革命”中倾向土地使用价值的分配制度，既保留了“地主”的积极性，又保证了农民的合法利益，所以西方国家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元的庄园化发展，形成“一户家庭种植几万亩土地”“10%的农民能养活90%的城市人口”的高产量种植模式。当10%的农民可以养活90%城市人口的时候，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自然就不会对农业发展产生影响了。

相比之下，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背景与条件是相对不足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农村劳动力存在严重的过剩，但过剩的原因并不是农业生产力过高导致的，而是农业生产力严重不足导致的。在农业产业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转移农业劳动力是种“断臂求生”的悲壮举措。但是转移了这数亿的农村劳动力并不代表农业产业就能高速发展，而是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工业增长后再反哺于农业。

根据数据统计，仅2000年到2016年期间，中国农村人口就减少了2.2亿。

截至2018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规模达到2.8亿人左右，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有效地弥补和解决了城市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短缺间题。

但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农村的“血液”是否被城市吸干？

城市从农村汲取人才、土地、农副产品等资源，但是城乡二元结构却始终存在，这严重限制了农村人口分享城市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这种长期性的“剥削”不仅制造了城市人与农村人的社会阶层分化，还使农村资源陷人枯竭的风险。受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村老龄化日益严重，出现了大量空巢家庭、空心村，土地闲置及农业后继人才短缺等现象。2015年，中国6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比重就高达48.0%。这种现象在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根据江西省100个村庄的调查，35岁以下青年劳动力不足6%；50岁以上农村劳动力占52.97%，超过半数；其中60岁以上的占总样本的29,21%，江西农村劳动力呈现较为严重的老龄化、高龄化态势，青年劳动力出现断层，留守农村的大多为50岁以上的农民。农村高龄化现象还在扩大，逐步丧失劳动能力，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平均年龄在37岁左右，而农村劳动力却高达50岁左右，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速度远高下城市劳动力。

虽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一种门愿的行为，但是人口的流动更是受政策或环境的诱导，由于当前农村的公共配套、社会保障、机会成本等与城市特别是发达城市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人口外流的趋势难以抑制。

从收入利差的角度上看，农业生产者由于受到土地规模、生产技术、市场价格等因素制约，务农收入水平与从事城市生产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因此选择进城务工是由利差因素决定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通过技术、政策、资本、产业等全方位的乡村振兴才能改善，才能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构想，才能实现城市反哺农村的承诺。

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60%，预计2030年将达到70%。由于中国底子薄、人口多，在城市化发展初始阶段通过“弯道超车”促进增长是情有可原的。

但当城市化进程到了中期以后，就必须兼顾质量与生态并行的发展。如果还一味地追求城市化率的速度及城市扩张的规模，那么就会导致城市蔓延的风险，农田被征用、住房被拆迁，大量失去农业生产条件的农民就会涌人城市之中，给城市带来负押的同时也给农业带来了危机。

保守估计中国未来农业劳动力合理水平在1亿——1.2亿人口，目前农村有效劳动力也勉强维持在这个水平，如果按照以往每年800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那么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70%的时候，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会出现严重短缺的现象，给农业安全埋下潜在危机。当然，中国农业发展如果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10%的农民养活90%的人口”的水平，这种危机将因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消除，但是，在十年内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估计有点难。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经从曾经的发展红利逐渐变为农村衰退的压力。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这个理论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他认为拐点将导致城市增长放缓，工业发展进程放慢，最后城市因为失去源源不断的农村劳动力而失去增长的动力。实际上，他的观点只是根据当时社会生产力及经济背景所做的判断。他忽略了人类迎来新经济发展的可能，城市建设与工业生产将通过人工智能来填补人力劳动的不足，城市或工业已经不需要像前三次工业革命时期那样依赖密集型劳动力支撑。恰恰相反，中国农业在没有实现规模化、现代化种植的情况下，对劳动力的依赖依然存在。

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更符合当前的逻辑，尤其是高素质人才向农村转移对中国农业发展的促进有着重要的意义。综上，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既是承诺也是战略，不能再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