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和儿子朱琦、儿媳赵力平

1937年，戎马半生的朱老总已进入知天命之年。年龄的增大，让他对家乡和亲人倍感思念。

他在当年9月先后寄出去的两份家书中这样写道：“十年来，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实不成样子”。

并进一步询问，理书（朱德二哥之子）、尚书（朱德大哥之子）、宝书（朱德之子朱琦）等在何处？

从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开始，10年时间里，纵使无数大小战争磨砺出了铮铮铁骨，可老总依然有着柔情的一面。

尤其在当年8月份偶然得知儿子的下落后，朱德的思子之心更加浓烈。毕竟从儿子宝书幼年算起，二十多年时间过去了，父子间再未谋面。

朱德与儿子朱琦、儿子赵力平

那年8月，朱德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的身份到南京开会，彼时，国共双方展开了第二次合作协力抗日。

在南京出差时，龙云告诉了他一个天大的消息：朱德的儿子正在他所辖的部队里服役。

只是朱德并不知道，儿子是以抓壮丁的方式强迫参军的。

之后，他在跟周恩来闲聊时无意间说起了此事，并在其后的家书中，进一步询问孩子的下落。

朱德没有想到的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周恩来能体会到一个中年男人，还从未与儿子见过面的心情是什么。

于是，他亲自布置按照线索开始查找。

青年时期的朱德

1937年秋，陕北已是一片丰收景象，而朱德也在彼时收获了与子重逢的喜悦。

当警卫员领着一个年轻人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朱德似乎看到了21年前的自己。

他激动地起身，用手去触摸年轻人的耳后根，当他再次看到那块熟悉的拴马柱胎记时，不禁高兴的自言自语：“没错，是保柱，我的儿子。”

当年的朱保柱，现在已叫朱琦了。

那一刻，这位统帅千军万马的上将军，只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父亲。

那一刻，他的回忆穿过岁月的长河，回到了梦想的起点——昆明。

云南陆军讲武堂

1912年，云南，陆军讲武堂。26岁的教官朱德，风华正茂。

那年秋天，年轻的朱德和昆明师范学院的学生萧菊芳结婚。

虽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但彼时的中华大地还沉浸在推翻帝制的喜悦中。

两个刚成家的年轻人，也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1915年底，袁世凯选择称帝，云南的蔡锷随即组建了护国军，宣布讨袁。

朱德也随同护国军第1军北征四川。

出征前夕，夫妻俩依依不舍，此时的萧菊芳已经有孕在身，但年轻的朱德怀着一番雄心壮志，必将踏上征途。

朱琦的母亲萧菊芳

怀着身孕的萧菊芳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而朱德则与北洋的嫡系吴佩孚鏖战于四川。

那年秋天，他们的儿子顺利降生，由于孩子右耳后有一块胎记酷似拴马柱，因此朱德就为其取名“保柱”。

只是得子之后的喜悦还未延续太长时间，妻子萧菊芳便患上了热症，其后两年多时间，她都是在病痛中度过的。

1919年夏，萧菊芳不幸去世。

孩子未满三岁，幼年丧母已是不幸，然而朱德在军中东征西讨，亦没有时间照看他。

于是，孩子便被送回了四川老家，由第二任妻子陈玉珍抚养，朱琦与父亲朱德的这一别，就是21年。

陈玉珍

这之后，朱德为了革命理想四处奔波，在南昌起义与国民党正式决裂后，更是成为蒋介石通缉的“匪首”。

战争岁月，朱德更没有任何机会亲眼看到儿子的成长了。

转眼到了1937年，由于此前的内战，再加上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开始更加严厉的到处抓壮丁强迫入伍。

而且军阀林立，很多地方部队都是胡乱自行征兵。

虽然当时的规定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役、老人亦免”。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甚至连儿童都不能幸免。

而且，那点少得可怜的安家费，还时常被保长侵吞克扣，于是就有民谣：“生了孩子归老蒋，拿了银子归保长。”

年轻时的朱琦（修复版）

21岁的朱保柱，已经有了正式的名字——朱琦，他在家族中年龄合适，自然免不了被强征到队伍里。

幸而在周恩来的寻找和安排下，他终于辗转来到延安，与父亲朱德相见了。

心愿已了，朱德询问朱琦接下来有何打算，朱琦正值年轻，一腔热血，表示想上战场打鬼子保家卫国。

朱德对儿子的选择很是欣慰，不过却提醒他：“你应该先接受系统的革命理论学习才行。”

毕竟，共产党的军队不是胡乱抓人组成的，所有参军的战士，都抱着崇高的革命理想。

朱德（左二）与战友在延安

再者，朱琦常年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四川，他需要接受新思想的洗礼，要确立一个目标，才能继续自己的人生之路。

于是，朱琦被父亲留在了延安进行系统的学习。

彼时的延安条件十分艰苦，和其他的青年学员一样，除了学习之外，朱琦也参加各种劳动。

汲取了革命理论，并经受了延安新的生活的锤炼，朱琦的思想也在一点点发生变化，他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系统的学习后，朱琦随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那是1939年左右，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成长。

延安抗大

朱琦参加了不少战斗，而且和被强征入伍的心态不一样，在八路军的队伍里，他知道为什么而战。

可惜战争是残酷无情的，在一次对敌作战中，朱琦腿部负伤，而且伤好之后留下了残疾。

年纪轻轻的他，再也没有机会上前线与鬼子厮杀了。

作战部队已不适合再呆下去，于是在1943年，他奉命回到了后方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担任队列科长。

延安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虽然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但根据地内军民的斗争热情更加高涨。

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

朱琦所在的抗大学校，师生们日常除了学习，还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劳动。

种地、种菜、挖窑洞、纺线织布，甚至他们还有自己的土制印刷厂、肥皂厂以及墨水厂。

工作和劳动之余，朱琦原本以为，有时间可以和父亲多相处些时日。但由于抗大第七分校，和彼时中央领导人的驻地不在一起，相距也有一段路程，因此朱德父子俩还是聚少离多。

更重要的是，作为八路军的总司令，父亲的工作非常繁忙，朱琦也不敢贸然去打搅他。

何况，朱德的治家观念非常严格，不能搞任何特殊化，一再告诫他平时要以工作为重心。

朱琦、朱敏、朱德、康克清

回到延安工作不久，朱琦便很快领略了父亲的严厉。

有一次，延安城内晚上举办了一次隆重的娱乐晚会，这是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少有的放松闲暇时刻。

父亲朱德和毛泽东等当时在延安的各个首长，以及亲属们都参加了。

朱琦随同父亲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已经是深夜，由于朱琦的腿脚不便，朱德的警卫人员觉得他走夜路不安全，便把他安排到了朱德乘坐的军委公车里，让其一同回朱德所在的杨家岭住地。

“你下来！”朱德发现后，严厉地制止他。按照规定，公车是不能私用的。

朱德和康克清、赵力平，后排为赵力平的五个儿女

但是返回杨家岭之后，朱德却发现儿子居然也跟着来了。

原来，警卫人员觉得老总太严苛了，朱琦被父亲赶下车后，随即被警卫人员偷偷拉上了驾驶室外的踏板上，乘了一段顺风车。

朱德在得知情况后非常生气：“这是占公家便宜！踏板是警卫人员的工作位置，你怎么能随便站上去？今后，类似的情况绝对不能再发生！”

父亲的严厉批评，使朱琦认识到了错误，他做了深刻检讨，并且牢牢记住了不占公家便宜的教导。

多年之后，在天津工作的朱琦经常回北京看望父亲。但每次下车后，他都是坐公交车自己返回家里。

朱德和妻子康克清

朱德身边的秘书看不下去：你腿不好，老总的车可以直接到车站接你，这样方便许多。

但朱琦每次都连连拒绝：“让父亲知道我坐他的公车，他会很生气的。”

就这样，在父亲严厉的教导下，朱琦也在一天天成长。

在延安期间，朱琦也邂逅了自己的爱情。

赵力平，一个河北定县的农家姑娘，最初并没有想到与朱总司令的儿子交往。

在朱琦向她表达爱慕之情的时候，赵力平本能地拒绝了。

她征询朋友的意见，总司令的儿子追求她，她要不要答应？

朋友们的态度和她一样，于是最初赵力平选择了拒绝。甚至朱琦邀请她去见见父母的时候，赵力平都不敢去。

朱德与家人合影

1945年，抗大七分校转移到了晋绥根据地的内蒙古丰镇，贺龙主动为俩年轻人当起了红娘。

次年春，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但是直到1948年8月份，赵力平才以儿媳的身份，第一次在西柏坡见到了公公和婆婆。

两位老人待人和蔼，一下子也让赵力平的拘束感消除了。

康克清还一再说，你们要早点要个孩子，我和你爹爹都喜欢孩子。

只是，彼时的朱德和康克清都不知道，朱琦和赵力平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三天就夭折了。

只是为了怕老人伤心，她和丈夫一直隐瞒着。

上世纪的火车司机

此时全国解放在即，地方上需要各种各样的建设人才。

朱德又专门叮嘱儿子：“全国解放了，军人也要服从组织的工作分配，无论干什么，都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不要挑挑拣拣。”

那时候，铁路部门正需要人，朱琦于是便转业去了石家庄铁路局。

由于父亲要求在先，不让他在机关里坐办公室，于是，在部队里已是团级干部的朱琦，到铁路部门之后，从机务段的工人开始做起。

朱琦不懂业务，就从学徒开始，然后又在车头做司炉，最后当上了司机。

就这样，朱琦成为了火车司机，而且一干就是十多年的时间。

朱德与外孙刘建、刘康在香山

一次，朱琦驾驶一趟车从北戴河开往天津，刚到站的时候他就接到通知，说是车厢里的一位首长要见他。

那时候的火车头是蒸汽机车，一趟车跑下来，司机就像是从煤堆里钻出来似的。

朱琦顾不上收拾，就这样带着一身的煤黑去见这位首长了。

见了面他才知道，今天这趟车原来拉的是父亲朱德。

朱德对儿子能安心本职工作很满意，他继续勉励朱琦，在岗位上要务求上进。

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朱琦才离开了铁路一线，在北京铁路局的车辆处任机关干部。

朱德与妻子康克清、孙子朱和平（朱琦的第二个孩子）

彼时，朱琦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已渐渐长大，就连最小的儿子朱国华，也都十几岁了。

原本他以为，离开了一线岗位，可以有时间陪伴父母以及孩子了。

然而也就在此时，全国性的政治风潮爆发。

1969年，朱琦先是被下放到了山西榆次的五七干校学习，年底回京后，旋即又被下放到天津汉沟的一个小车站里做仓库保管员。

在这里一呆就是4年，直到1972年，他才恢复正常的工作。

然而由于多年来的工作劳累，再加上政治风潮的持续冲击，他患上了心脏病。

1974年6月10日，由于心脏病突发，朱琦去世，那一年他连60岁都还不到。

彼时的朱德已是耄耋之年，丧子之痛使他的身心备受打击。

更重要的是，政治风潮尚在持续。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朱琦生前没有时间去引导和教育自己最小的儿子朱国华。

成年之后，这个朱家最小的孩子，不但没有记住爷爷朱德倡导的严格家风，甚至自恃高官后代，滑入了犯罪的万丈深渊。

1980年7月的一天，23岁的朱国华到天津铁路局自动化指挥部办公室报到，他的工作是担任技术员。

朱国华

那时，组长陈光中对他的印象还不错：懂礼貌、随和、而且办事规矩。然而这一切只是表象，随着时间拉长，朱国华另外的一面暴露了出来。

“他天天迟到早退，每天上午11点多才来单位。尤其夏天的时候，机房里有空调，他去那里睡上一觉就走了。”

陈光中有些无奈，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就批评他：“天天这样迟到早退，月底扣你奖金！”

谁知朱国华完全是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愿意扣就扣吧。”

朱德与后辈们

陈光中并不知道，这个看起来比较随和的年轻人，还在两年前的时候，就已经与他人一同涉嫌多起刑事案件了。

但彼时因为政治风潮刚刚结束，国内的法制几近瘫痪，再加上参与者都是高官后代，而且最初他们认为自己所犯只是“作风问题”，不会触及刑律，因此才愈加肆无忌惮。

朱国华在天津时的住处，是天津五大道的睦南道。

在彼时，老百姓将其称为“高干住宅区”，朱国华的左右邻舍皆是显赫之家。

他家的右边，是原武汉军区政委肖思明将军寓所，左边则是原民国总统曹锟的宅邸、原河北省副省长高树勋的官邸、原天津市委副书记谷云亭的别墅。

1983年前后，天津“严打”游街

然而就在1978年，到1982年朱国华被捕之前，他的住所成了其实施犯罪的重要窝点。

在朱国华的手下，有不少女性都遭遇了梦魇。

1982年10月，朱国华正式被逮捕。

其后随着严打的开始，1983年9月，朱国华等六人被判处死刑，当年的9月24日，他被执行死刑。

有传言说，朱国华在被终审后，天津市委曾向中央发出请示报告，文件在邓小平处没有被批示，他指示将文件转交给康克清。

康克清则向身边的秘书叶梅娟，谈起了朱德生前的嘱托：后代子孙如果不争气犯了错误，没有必要生气，一切按党纪国法办。之后康克清在请示上批复：同意死刑。

康克清晚年与外宾会谈

此后，康克清有时在饭桌上也会对着后代们发火：“你们出了问题，不是个人的事，是在折腾你爷爷！爷爷有话在先，你们如果不争气，做了违法的事，要我登报声明，与你们断绝关系！”

事实上，当年高层相关的情况都未解密，朱德后人以及康克清其后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朱国华案件的记载。

大好年华的年轻人就此沉沦和终结。

和他的父亲年轻时比起来，朱琦二十多岁时，正好置身于朱德的正确引导和教育之下。

所以，良好的家风，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

20世纪60年代，朱德与孙子朱援朝、朱和平谈心

朱国华成长的关键时刻，正是那个混乱而动荡的年代，加上其特殊的身份背景，最终在成年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朱国华的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不错的业绩。

而且，一生牢记爷爷和父亲的教导，以严以律己的作风，起到了一个革命家庭应有的表率作用。

对大众来说，老一代革命家的治家情怀，也是一种良好的教育和启示。值得后代称颂，更值得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