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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那年冬天，我登上了太行山脉的十字岭。十字岭，位于山西省麻田县东部约20公里处，坐落在群峰似海的太行山中的波峰浪谷之间，海拔1000多米，山峦起伏，松柏苍翠，气势雄伟。因山岭纵横，状如十字，故名十字岭。然而，我来这里不是观景的。站在十字岭的悬崖边，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是前不久，听了伯母向我讲述了伯父在抗战期间曾在这里跳崖的事儿之后，专程到这里探访的。

我的伯父伯母，都是经历过长征的老革命。伯父姚一廷，是河南省济源市人。1929年3月，在闽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开始时，曾任中央红军先遣工作团粮秣科长。抗战之初，调任第十八集团军驻垣曲兵站办事处主任。后因国共摩擦，兵站办事处被国民党围困半年之久，幸亏朱德总司令赴洛阳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后，伯父和兵站办事处的同志们，才得以解救。他跟随北上支队上太行后，被分配到刚刚成立不久的冀南银行任发行部主任。而我的伯母，是四川省通江县人，1932年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中曾三过草地。伯父任兵站办事处主任时，她任出纳员。伯父调任冀南银行任发行部主任时，她任钞票鉴定员。

伯母曾说，1942年5月，华北的夜色，是用火网织成的，整个太行山都在战斗，都在燃烧。自5月15日开始，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等部先后进犯沁河、浊漳河地区，我军机动转移。23日，和顺之敌南犯松烟镇，并向冀晋交界推进，企图扼制太行高峰，配合深入邯郸——长治公路及清漳河一带之敌，将我军压缩至偏城、辽县狭小地区消灭之。在太北地区，敌自武安、长治、沁县、襄垣等地出动，多路向桐峪、麻田方向推进。当时，麻田是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

在抗战史上，1942年5月24日，是我太行根据地军民一个最难忘的日子。这天，强敌从四面八方扑来。这是继敌“二月扫荡”以来，又一次向我八路军总部发动的疯狂进攻。这天，我八路军总部及其直属机关，被包围于桐峪、尖庙、周家垴、南艾铺地区，日军在飞机、大炮的密切火力配合下，向我加紧进攻，情况异常危急。

但是，这种情况，远在黎城冀南银行的我的伯父姚一廷并不知晓。因为5月底，总部及其所属机关人员要发军饷，下个月总部机关的办公经费也要提前送达。因此，伯父姚一廷带领骡马队，装上“冀造票”和用“冀造票”在民间兑换的黄金，于5月23日到达八路军总部供给部。当天，离总部不远的松烟镇战斗已经打响。姚一廷在垣曲“十八兵站”时的政委曾仁文，就是在这场战斗中牺牲的。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总部供给部的首长，只好安排姚一廷和他的骡马队留下来，和总部一起转移。

5月25日上午10时，我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报社、党校的大队人马，集结在南艾铺、高家坡一线的山沟里，准备转移。此时，四面到处都是激烈的枪声。日军采取“张网捕鱼、纵横合击”的战术构成包围圈，并统一控制包围部队的速度，以防八路军乘隙突围。各路分散部署的敌军指挥官为协同策应，都掌握着相当数量的机动部队，随时准备进行突然袭击。光冈明指挥的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的红头飞机，在围绕总部转移的高山深沟轮番俯冲。日军已对窑门口、南艾铺、十字岭、挖拉铺一线摆下了“铁环合围”之阵。显然，日军汲取了“二月扫荡”中各自为战的教训。

突然，五六架敌机向总部机关部队隐蔽的山沟里投弹、扫射，上千匹骡马，惊跳起来，有的负伤倒下，有的吼叫着，有的挣断缰绳在山上乱窜。熙攘无序的机关人员被骡马辎重堵在山沟里。这种场面，我的伯父姚一廷入伍之后，只是在当年红军抢渡湘江时见过，没想到今天的情况竟这么糟!幸亏左权副总参谋长及时调整队伍，才加快了行军速度。

其实，造成今天这样的被动局面是可以避免的。早在5月19日，总部就责成左权副总参谋长指示后勤部门，将能坚壁的物资全部坚壁，并规定了他们的转移路线。但后勤部门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以为才经过“二月扫荡”，按照以往的经验，即使敌人再次扫荡，也不会来得这么快。因此，要求提前转移的被服厂、制革厂、纺织厂没有按时转移。再加上携带的物资过多，没有战斗经验的工人行动又不敏捷。上千匹骡马挤在山道上，一夜才走了二十多里，影响了整个行动计划。所以，才出现了几千人挤在一起的被动状况，让敌人发现了我军突围的目标。

面对如此危急的局势，总部首长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杨立三果断决定，部队必须实施分路突围。所有人员共分三路纵队。伯父姚一廷及其骡马队，是来供给部办事，属后勤部门，编为第三纵队，由后勤部长杨立三率领，向东北方向的十字岭突围。

十字岭，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今天却由炮火把它摇撼起来了。日军野兽般的吼叫声和掩护部队的喊杀声、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交织成震耳欲聋的响声，烟柱、黄尘冲天而起，几乎把白昼变成了黑夜。烟雾中，伯父姚一廷不断听到一个熟悉而此时又显得嘶哑的声音高喊着：“不要隐蔽，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同志们冲啊!”突然，一发炮弹打来，再也听不到这个熟悉的声音了！就这样，左权将军在这场战役中壮烈殉国。

此时，十字岭上出现了短时的宁静。伯父姚一廷一边走，一边招呼奔跑的人们跟上队伍，和杨立三同志一起，指挥着这些非武装人员继续向十字岭东北方突围。可是，走了大约一箭之地，却发现了一个土不土、洋不洋的中年人，鬼鬼祟祟地躲在一个大石旁。伯父上前盘问：“你是干什么的?”

“打柴的。”中年人慢吞吞地说道。

伯父一听，觉得不对劲：现在什么时候了，还顾得上打柴?

“老实说，到底干什么的?”伯父掏出手枪，对住了那中年人的脑袋。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那中年人吓得哆哆嗦嗦地说：“是日本人让我藏在这里观察你们的行动，给他们打信号向你们开炮的，我该死!”

“好啊!”伯父愤怒地说：“原来你是奸细，今天成全你。”说着，遂命他的警卫员和另外两个人，把这个奸细抛向空中撂下了陡峭的山崖下，摔了个粉身碎骨。

就在这时，日军的包围圈也越来越小。伯父敏锐地觉察到，看样子今天是走不了了。他对杨立三部长说：“把所有的金条、钞票和给养给我留下，我把它做上记号扔下山崖，等扫荡结束再来寻找。刻不容缓，你赶快带领人马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去，快呀!”

杨部长带着人马杀出去了。伯父迅速组织留下的二十名同志，从驮骡身上卸下成捆成捆的钞票和两小箱金条以及其它给养，全部扔下山去。做完这些，他们急忙撤退。可是跑了一段路，已无路可走。前边是陡峭的绝壁，后边是追赶他们的日军。怎么办？不容思考，伯父果断地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大家跳崖吧!”

“跳崖就跳崖!”大家发出同一个声音。

接着，随着伯父“一二三”的喊声，十字岭上一幕英雄的壮举发生了——21人全部果敢跳崖!

日军的扫荡持续了七天七夜。敌人撤退后，总部机关没有返回麻田而是又回到了砖壁，并在这里为左权将军举行了追悼大会。然而，我的伯父姚一廷却没有回来。后勤部首长和同志们为此焦虑不安。总部只好派兵站站长刘海山带着几个人去找。第三天，有人报告说：“刘海山他们回来了。”

杨立三急忙迎出门外，只见我的伯父姚一廷被骡子驮着，刘海山和卫生员扶着他，正向总部走来。杨立三简直不敢相信，姚一廷还能够活着回来。他急切地催促道：“一廷同志，先说说你是怎样活下来的?”

伯父姚一廷被两个战士扶着，不慌不忙地下了马，乐哈哈地说：“小日本还没完蛋，我的任务还没完成，马克思咋能接收我呢？”接着，他叙述了跳崖之后那不堪回首的一幕， “那天，跳崖时，我是时而蹬腿，时而伸胳膊，旋转着下去的。 下去后，刚好摔在一个大草堆上，当时，我只觉得屁股疼了一下，就晕过去了。 原来，草堆里有一个大石头，刚好顶住了我的屁股，我整整昏迷丁三天三夜才醒过来。 醒来之后，我怕敌人发现，就爬进草堆旁边的一个山洞里藏起来。 第四天，有一个老乡发现了我，给我送来了一碗稀饭。 他让我到他家去养伤，我怕连累了他，就一直躺在山洞里，老乡就天天给我送饭，直到扫荡结束。 后来，刘海山他们就找我来了。 ”说到这里，他有点说不下去了。 因为他是这次集体跳崖的惟一幸存者!他思念着牺牲了的、永远长眠于十字岭下的战友。 伯父后来得知，那天，十字岭战役损失惨重，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兼北方局机关报总编辑何云和40多名记者血染十字岭; 3名女记者藏身于一个山洞，其中一名女记者的丈夫藏在对面的山洞里，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同事奋勇还击后砸断手枪跳崖殉国; 还有2名朝鲜义勇军也在这次突围中牺牲。

伯父姚一廷在总部野战医院休养了半个月，又回到了冀南银行。因他跳崖后股骨严重受伤，行动很不方便，尤其是阴雨天疼痛更甚。在这种情况下，总部首长特意安排他到延安休养。

伯父姚一廷在延安休养期间，曾担任延安联防司令部招待处处长，伯母彭克昌则负责伯父的日常生活。1945年日本投降后，伯父调任军委后勤部所属陇东分区土产公司经理，为西北和华北战场筹措军需物资。西安解放后，他先后任西北华纱布公司经理、中国煤业建材公司西北区公司经理（以上两公司当时均为军管）。他曾获西北、华北军政委员会两枚勋章。伯母彭克昌也先后在伯父负责的这两个公司任出纳员。新中国成立后，伯父和伯母调往北京。伯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行政处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享受副部级待遇），伯母任中国百货总公司干部科长（享受司局级待遇）。伯父和伯母分别于1968年、2009年在北京逝世。其骨灰均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作者简介：姚景强，河南济源人（现居广东省深圳市）。1976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任工程兵某部新闻报道员、新闻干事，济源市人武部党委秘书。长期从事新闻写作兼搞文艺创作。曾在《解放军报》长征副刊（文学版）和《人民工兵》《奔流》杂志发表过散文、报告文学。1987年转业地方后，曾任济源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济源日报社记者、济源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在省内外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学术论文多篇，多次在河南省政协和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上发表文章。现为河南省济源市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监制：孔繁茹 李四海

审核：刘帆

责编：王广厚 姜燕

编辑：陈丽 李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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