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国民党大佬、汪伪政权的第三号核心人物、军统的秘密卧底……

你是否相信这些互相矛盾冲突的身份都曾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

无论你相信与否，历史上真实地存在这样的人物，他就是周佛海。

有人感叹：“生在中国近现代民国乱世的周佛海其人，乃变化无常之第一千面人也。”（周祖涛）

1948年2月28日，51岁的周佛海口鼻流血不止，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自己荒诞的一生。临死前的一个月他备受折磨，心脏病引起的多种并发症让他形销骨立、坐立难安。持续的病痛让他在死亡线的边缘挣扎了一年多时间，国民党政府也没有人愿意把这个卖国巨奸送出去“保外就医”，于是他只好在只好将被褥高高叠起，伏在上面日夜喘息呻吟，无法入眠。临死前的最后的38天，周佛海的惨叫声、呼号声每天都响彻监狱内，似乎告诉人们所谓的“天谴”是何模样。

但令人讶异的事情是，本就没有被判处死刑的周佛海竟然被国民党官员高调吊唁，报纸上铺天盖地上都是关于他的死讯，似乎在告诉人们死的这是一个“抗日英雄”？同时，周佛海竟然进入一口价值2万法币的上好楠木棺材中沉眠。

也许只有周佛海这样复杂的人物，才能让我们真正体悟动荡的年代那一颗颗颠沛流离、没有底线的内心，也能窥见那个时代的荒诞。

其实早期的共产党人中，不少人只是跟风而动，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来赶时髦的。

周佛海就是这种赶时髦的人中的典型代表。

1920年，这个23岁的少年就跟随陈独秀筹建了位于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并在《共产党》月刊上发表了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当年的周佛海意气风发，这个出生于湖南沅陵一个没落地主家庭的男孩在好友和学校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他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拥趸者。

共产党“一大”前后的周佛海照片

从资历上来说，周佛海显然是要比毛泽东要“高一级”的。当时他早就和陈独秀等人相交甚笃，在1920年的暑假就到上海和陈独秀以及第三国际代表魏金斯基见面，商讨组织共产党的相关事宜。在1921年的中共“一大”上，作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也参与其中。不过和他后来自己夸大的情况不同，他说自己“被选为副委员长，在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期间内代理陈独秀的委员长职位”，实际上是他自抬身价，不过大会倒是真的决定过，在陈独秀没有回到上海之前，书记的职位由周佛海代理。

按道理说，周佛海作为党的创始人，前途当然也是不可限量的。不过和当时大多数摇摆的年轻人一样，周佛海并不是“真的信仰共产主义”，何以见得呢？这主要从周佛海参与成立后干的那些事情说起。

周佛海的资历虽然比他的老乡毛泽东要高，但这个毛头小子还是担当不起“代理书记”的职位。在陈独秀返回上海后，周佛海就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杨淑慧回到了日本完成自己在京都大学的学业。

周佛海后来回忆，他们那时候的生活非常清苦，“有时官费（每月75元）没有寄到，便把衣服或书籍，拿到当铺去当。”所以他必须要“勤工俭学”，做一些兼职。周佛海笔头功夫好，又懂得正时髦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后来，他曾描绘了当时自己纠结的内心，我们马上能领会他后来为何“背叛革命”了：

“没有考进学校，非常忧虑；学校快毕业，却又非常恐慌。没有进学校，不能领官费，饭都没有吃，哪里能读书？毕业离开学校，官费不能再领了，如果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哪怕你志气比天还高，哪怕你野心比海还大，不能生活，什么都是空的。志气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咳！生活！生活！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我当时有两个打算：
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学教授。因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很出风头。陈仲甫（独秀）、李守常（大钊）也都是那里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提高，也有相当的名声。但是唯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当时北大学阀的门，又关得相当的紧，哪里能够如愿？
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看见很多留日同学，在那里任编辑，薪水最多的，每月是 150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以满意了，但是谈何容易！商务的编辑虽然没有北大教授那样困难，但是也不容易到手。”

周佛海这样的性格就是毛泽东所批评的“小资产阶级”的性格。软弱、妥协，容易囿于“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抛弃革命。拥有这样性格的人是非常普遍的，早期的共产党人，也有许多跟周佛海一样因为“生计”而抛弃革命的。

如果考虑到周佛海的年龄、阅历，再观察一下当代年轻人频繁跳槽的生活，我们似乎能够理解周佛海当时的选择。

理想啊，有时候在现实面前，愚蠢得像头猪。我们自己又何曾没有背叛过自己当初的理想呢？

但是，生活所迫而背叛理想其实并不算应该背叛自己曾经的亲友人不应该违背自己的底线。

周佛海被戴季陶200元大洋的薪水吸引到广州来了，这时的他其实还没有正式毕业，而这一年正好是1924年，国共合作刚刚开始的那一年。在被戴季陶责问“你为什么在日本写了许多宣传共产党的文章？”的时候，周佛海讪讪地说：“嘿，那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在“澄清”了误会后，戴季陶又给周佛海引荐了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广东大学是中山大学的前身），又给了周佛海一份活儿干。周佛海身兼两职，月薪高达400多元！要知道，当时的一个月挣8元能养活一大家子人了，在北大图书馆打工的毛泽东一个月才挣8元。周佛海年纪轻轻高薪到手，一下子冲昏了头，成了国民党的忠实“笔杆子”，在理论阵地上和中共打起了笔仗。

第一次国共合作

周佛海写了一封信给中共广东区委要求脱党，周恩来当时是给周福海一顿劝，但周佛海是铁了这条心了，最终在1924年9月，中共将周佛海开除党籍。周佛海竟然感觉“心情舒畅”，说“我的生涯开了一个新纪元，我的生活得了一个新天地。”

此后周佛海对中共所坚持的理论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并将戴季陶庸俗化的三民主义树立为“救国主义”，甚至扬言“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后来甚至和极右组织“西山会议派”（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一个十来个人的小团体，攻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攻击共产党员，这个派别遭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共同抵制）混到了一起。所谓“君子绝交，不作恶声”，不少中间派人士对周佛海攻击共产党的行为感到非常的不齿。

西山会议，“另立中央”

他和“西山会议”派走得太近也倒了霉，连蒋介石都觉得这搞得也太露骨了，导致周佛海名声臭遍天下，他只好选择灰溜溜的跑到日本京都大学完成自己未竞的学业，毕业回国后到武昌商业大学当教授，没想到遭到了一大堆人的合伙抵制，直接让他丢了工作，灰溜溜的来到了上海。

也算是因祸得福，周佛海通过戴季陶这条线，攀上了后来如日中天的蒋介石。

1927年1月12日，武汉军校秘书长周佛海夜访蒋介石，为蒋介石献计铲除共产党。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将屠刀落在我无辜平民和共产党的头上。

在国民党左派控制下的武汉方面，掀起了一场规模庞大的讨蒋运动，30万人走上街头宣传，一些国民党极右分子被公开枪决。

周佛海危险了。

周佛海的第二任妻子杨淑慧

他知道他作为蒋介石的铁杆“走狗”，必须要撤离武汉这个是非之地，便通过他的岳父逃回了上海（此时他的岳父并不认可他和杨淑慧的婚姻，不过在周佛海写了一封动情的家书，再加上俩人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周佛海岳父还是无奈认可了这桩婚事）。

不过周佛海的船一到上海，就遭到了巡捕房的逮捕。毕竟这个曾经的“共党分子”有莫须有的“谋反嫌疑”。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急得哭出声来，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张治中求援，好不容易把周佛海给救了出来。不过这趟周佛海是被一顿好打，在监狱里被揍得鼻青脸肿，饿得眼冒金星。蒋介石听了周佛海在上海的“传奇经历”，竟然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也好，应该让他接受点教训。”而后又阴阳怪气的和周佛海说了一句话：“现在，党内的许多同志对你信不过，认为你是共产党的‘贰臣’，当然啦，这些话我是不听的，既往不咎嘛。”

北伐战争时期的蒋介石

看来，蒋某人对周佛海这样的政治投机分子，打心眼里也不是十分认可的啊！不过收小弟这事儿他还是不含糊的，没过多久他就把周佛海接到了南京来，还给他的肩膀上挂上了少将的肩章，任命他为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

有的人说他很难理解像周佛海这样没有底线人的行为准则，其实很好理解：

周佛海这类人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随风而跪，四面投降。

他的唯一行动准则，就是自己的利益。

因此在政治上他四处投机，只是为了利益最大化。

在蒋介石手底下工作，“忠诚”的周佛海青云直上，到抗战爆发前已经成为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他主要干些什么事儿呢？

骂共产党呗，还能有啥。

当然了，除了干这事儿，他还骂骂桂系啊、骂骂胡汉民、冯玉祥啊等等，总之谁跟蒋先生作对，他就拿起他拿锋锐的笔杆子或者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骂人去也。有人形容他为“天子近臣”，那可是一点儿都不夸张的。

不过，周佛海尚未能“位极人臣”，他做到的最高的职务也只不过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而已。这当然跟蒋介石内心的不信任有关。可周佛海的政治野心可不仅限于此，一旦有机会“鲤鱼跃龙门”，他将再一次放弃底线，背叛他曾经效忠的人，甚至是生他养他的祖国。

七七事变后，高宗武、陶希圣、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代表了国民党内部一部分期待用和谈解决日本侵略问题的势力，或者我们可以不客气的称之为：投降派。

周佛海坚信“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他在西流湾8号的家中经常邀请一些达官贵人来商讨国事，弄得“低调俱乐部”一点儿也不低调，坊间已经开始传闻这里是“投降主义的策源地”。蒋介石当然知道此事，还当面责问过高宗武等人，甚至还点名批评“周佛海走得太远了”。后来，周佛海亲自上呈一份材料，建议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中日直接谈判，蒋介石见到此状大为光火，大骂“胡闹”。

蒋介石对“低调俱乐部”投降政策的不采纳、不合作甚至是批评态度，使得周佛海、汪精卫、高宗武等人大失所望。淞沪会战后，上海失守、南京沦陷。半壁河山沦入敌手，周汪等人亦痛心疾首，认定这是“亡国之初兆耶！”而后蒋介石不得不请德国驻日大使示意让德国作为中日谈判的调停人，没想到日本开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高，蒋介石破口大骂“痴人说梦，直欲视我中国为无物耶！”

周佛海彻底失望，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句话：“闻德国调解失败，焦灼万端，命运已定，无法挽回矣，未知吾辈死在何处也。”

从文本上解读，周佛海似乎是把自己的小命看得太重要，由此才开启了他的叛国之旅。

1938年12月中旬，在周密的计划安排下，酝酿已久的周佛海、汪精卫接连出逃，在越南河内汇合。两人合谋写了一封文告，即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艳电》。该文署名汪精卫，号召中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应和日本方面的“近卫声明”。

从此以后，周佛海和汪精卫正式沦为汉奸，走上了卖国求荣的道路。周佛海在这次叛变中“功劳颇大”，在1940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陆续被任命为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实际上成为了汪伪政权的第三号核心人物（第二号核心人物为陈公博，此人亦曾参加“中共”一大。）

1942年10月，戴笠终于见到了这个神奇的客人——周佛海的线人、已暴露身份的国民党军统特工程克祥。

无论坊间对这位政治投机分子、大卖国贼有怎样的评论，戴笠还是得把话好好谈拢、把事情搞搞明白、弄弄清楚。

周佛海的再次叛变有多重原因。这直接原因、导火索就是他老母给军统抓了。

真没骂人，真给抓了。

起因还是蒋介石随口对戴笠说的一句：“周佛海的母亲好像在湖南的乡下吧？他可是个孝子啊！”问候别人家人，蒋委员长真是有一套的。抓到周母后，军统伪造家信对周佛海进行策反。

当然，这只是在周佛海决策的天平上加重了一个砝码而已。真正让周佛海再次心生叛意的首先是他对日本人的不爽。

原本他想建立一个“完整的”政权，而日本方面则期望蒋介石当“正房”、汪精卫当“侧房”，汉奸政权也只是管理占领地和吓唬蒋介石的，别把蒋介石往绝路上逼。双方在新政权建立伊始是否派遣“全权大使”、是否递送“国书”等方面打起了笔墨官司，在新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周甚至破口大骂，指着犬养健（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子）说：“狗养的日本人，拿我们耍猴玩”。

但周、汪等人怎么斗得过有枪杆子的日本军阀呢？奴才最终还是屈服了，周佛海作为奴才却不想当奴才，这让他很拧巴、很不爽。

新政权建立之后，其内部的围绕权利的纷争就没有消停过。周佛海和汪精卫、李士群等人之间的政治斗争逐渐激烈。

进入1942年后，中日战场基本呈稳定态势，所有战线都在焦灼，日军陷入了泥淖。而欧洲战场的战争态势也并没有让周佛海觉得有100%胜利的希望。

在种种利益的权衡，周佛海决定再度投靠他的前任老板：蒋介石。

1942年10月18日，周佛海通过线人程克祥联系到了戴笠，程克祥转达说：“周佛海自己表示，愿意戴罪立功。”自此以后，周佛海和重庆之间开始建立了稳定的、秘密的联系。

后人无法知晓蒋介石知道周佛海“复叛日本”的消息后是什么样的表情，蒋介石只在戴笠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上，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可”字。

周佛海见字后欣喜若狂，他自觉可持“天子剑”正式的效命中央，客观来说，他输送了不少重要的情报，并掩护重庆方面的特工在伪工作。

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后的南京伪政权解散，旧日的汉奸惶惶不可终日，只希望能在这个非常时期赶紧拥抱蒋介石，求得一线生机。蒋介石倒是乐见其成，吸纳了伪政权的残部有助于他日后跟共产党的决战，按照他的原话来说就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来了，只要绊住毛泽东的腿，是人是鬼都行。”

周佛海自信满满，此时他已经有3万大军牢牢掌控上海，他完全可以将整个上海完整地交给国民党而不被新四军“趁虚而入”。活干得不错，国民党倒也很高兴，但似乎这并不能改变周佛海的命运。

9月下旬，蒋介石讲了一番这样的话：“参政会与共产党都骂我们保护、包庇汉奸。从现在起，要开始肃奸，把‘坐着不动’的汉奸都抓起来！”

这话要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蒋介石迫于政治压力，要开始抓汉奸了，第二层意思是“坐着不动”，还没来主动投降的汉奸，都得给抓起来。当然，说你“坐着不动”，那你就“坐着不动”，一切解释的标准还是在国民党手上。

周佛海要遭殃了。当时戴笠到上海滩好好见了这个曾经的汪伪政权第三号核心人物，期望他“暂时委屈一下，去重庆当面向委座谢罪，也好堵堵天下人及共产党的嘴。”周佛海死马当活马医，也只能期望国民党不要过河拆桥了，哪想到这一走，那就是死了。到了重庆后周佛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1946年11月7日，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佛海作出死刑的判决，蒋介石下令将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蒋介石给周佛海减刑，可能是考虑到了周佛海早在1942年就曾和重庆方面取得了联系，后来帮助国民党接收有功，再加上周佛海的妻子“一哭二闹三上吊”，为自己丈夫的生命豁出了自己的脸皮。蒋介石这才有了这样的改动。

无期徒刑中如果周佛海表现良好，他此生中是有可能出狱的一天的，奈何天谴已至，1948年2月28日，在剧烈的痛苦中，他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令人觉得诧异的事情是，周佛海死后竟然得到了蒋介石的厚葬。国民党当局不仅花了2亿法币为他购买了一口上好的楠木棺材，还派遣了他的老朋友陶希圣、陈布雷、陈方等政府大员前去调研，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也让人讶异，这难道死的是一个“抗日英雄”吗？怪不得连当时的国民党党报都阴阳怪气的说了一句：“各巨奸死后，有政府现任高级官员公开往吊者，周逆尚为第一人”。

乱世浮萍，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立场上朝三暮四，原则、底线一退再退，可能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真实写照。而周佛海以这样高调的方式逝去，是否也象征着，那个时代的蒋介石、国民党之流，也是一丘之貉呢？我想，答案不辩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