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史上，1934年8月红六军团的西征堪称悲壮惨烈：九千七百多名红色健儿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探路者和先行者，从湘赣苏区出发，与湘、桂、黔三省敌军和众多民团一路血战，最后只剩下三千人在黔东与贺龙红三军会师。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 西征中的许多情节与人物，长期笼罩在迷雾之中，现在，就让我们重新还原那段壮阔凄美的历史吧！

1934年7月，对于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无疑是一个阴郁的时期。

自从去年9月蒋介石再次调动一百万军队对全国各红色根据地发起大围剿，并以五十万大军对面积约五万平方公里的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以来，中央红军在左倾路线的指挥下连连失利，中央苏区的形势日益恶化，苏区越打越小。尤其是4月的广昌之战，中央红军遭受到巨大的损失，整个中央苏区内笼罩着一股悲观的气氛。昔日中央根据地内军民到处传颂的“英国美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金”的乐观主义精神，此时已被忧虑的心绪代替。

就在7月就要过去的时候，7月23日这天，湘赣省委突然接到中央来电。

中央在电文中明确训示：萧克领导的红八军和湘鄂赣的红十六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红六军团，离开根据地进行西征。

“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

“第一步到达湖南省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扩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广大地域发展，并向北与贺龙红三军取得联系……准备离开湘赣苏区的部队为十七、十八两师及红校学生、野战医院、制弹修理厂，弼时同志及部分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原来，这是中革军委的一盘大棋。

为了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中革军委曾在7月初时，命令红七军团六千多人，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从江西瑞金向闽浙皖赣边挺进，谁知敌军并未分兵。于是，才有了让红六军团再作为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诱饵”，吸引敌军兵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之举。

湘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井冈山、赣西南、湘东南地区革命斗争基础上，于1930年2月建立发展起来的。包括湖南的茶陵、攸县、酃县、醴陵等九个县和江西的永新、宁冈、莲花等十六个县，共计二十五个县，基本苏区人口约一百余万。

中革军委的这份电令，使得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和萧克感到了分量之重。

任弼时是中共资深领导人之一。

他出生于湖南湘阴县，1921年，十七岁时到了苏联，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出任团中央总书记。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来到中央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他因对中央苏区打“AB团”有不同意见，被中央撤去组织部长职务，调任湘赣省委书记。

萧克比任弼时小三岁，1907年出生于湖南嘉禾县一个普通的书香之家。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上了井冈山。1930年2月，井冈山最早跟随毛泽东参加红军的绿林好汉袁文才和王佐被错杀后，袁文才王佐部下一些人收拢其残部，投靠了国民党，并全部控制了井冈山地区。萧克曾奉命三次率军攻打井冈山均未成功，致使井冈山这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摇篮，直到1949年才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任粥时和萧克等领导人按照中革军委的电令，紧急准备起来。

为保证红六军团西征的顺利进行，湘赣省委从地方部队中抽调了一批干部加入红六军团，并从地方动员了两千多名青壮年和五百多枝枪补充红六军团。另外，还抽调了两百多名军政素质较高的地方干部加强红六军团，这样一来，红六军团的总兵力就达到了九千七百多人。

为了继续保卫湘赣苏区，红六军团还留下了五个独立团，加上各县地方武装共约五千人。然而，谁也不有想到的是，当红六军团开始西征和中央红军长征后，湘赣苏区后来和中央苏区一样，很快沦为国民党军之手。

8月12日，红六军团进到湖南省桂东以南的寨前圩，在这里，任弼时正式宣布了红六军团的成立，并向连经上干部宣布了中央的任命：

任弼时为中央代表，萧克为军团长，王震为军团政委，李达任军团参谋长。红六军团下辖两个师。萧克兼十七师师长，王震兼十七师政委，龙云任十八师师长，甘泗琪任十八师政委。成立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作为红六军团此次西征军事行动的最高领导机构。

由于军情紧急，当天晚上，红六军团就向湘西南纵深地区挺进了。

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深入湖南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和湘赣两省的敌军慌作一团。

一直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围剿江西中央红军的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湘赣苏区的红军会在重兵围剿下突围。在蒋的命令下，湖南军阀何健一面急派两个师的兵力追击红六军团，一面令湘军和各地的民团全力沿途防堵拦击红六军团。广西军阀白崇禧也下令桂军主力第七军的两个师向广西北部边境调动，防止红六军团进入广西。

面对敌军重兵追堵，红六军团一路与敌发生战斗，由于参与围堵的敌军部队越来越多，红六军团考虑到敌众我寡，在桂东地区建立根据地已无可能，于是进入零陵县境，直向永州府逼近，准备强渡湘江，经广西与贵州交界处山区进入贵州，向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根据地黔东靠拢。然而，红六军团没有想到的是，湖南军阀何键亲自坐镇永州，率数万湘军严密封锁了零陵境内湘江流域沿岸，阻止红六军团西渡湘江。

红六军团急转南下萧克的家乡嘉禾，再折向西行，渡过潇水，离开湖南，进入了广西全州地区。

听到红六军团进入广西的消息后，湘、桂两省之敌数万人又向全州地区扑来。尤其是桂军，唯恐红六军团深入桂境，急于堵住红六军团进入广西纵深通路，而湘军则希望将红六军团赶离湖南，故而也全力调集重兵尾追红六军团。为了支援湘、桂军，蒋介石每天派出飞机对红六军团进行轰炸侦察。红六军团全军以急行军之态继续西行，9月4日，红六军团先头部队攻占了西延县城。

9月8日这天，任弼时、萧克和王震收到中革军委急电，要求红六军团在湘西南的城步、绥宁、武冈地区打击敌人，最少要将这一地区保持到９月20日，然后沿湘桂边境行动，与在湘西活动的贺龙的红三军取得联系，在湘西的凤凰、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其实，此时中央红军已经秘密在准备离开中央苏区，踏上长征之路，中革军委此份电令的主要目的，是要红六军团箝制更多的敌军，直接配合中央红军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只不过中革军委并没有把这一真正意图告诉红六军团。

在接到中革军委电令后，任弼时、萧克率红六军团离开全州地界，再入湘西南地区，准备进攻城步、绥宁、武冈地区，但未能得手。闻讯而来湘、桂两省敌军也猜出了红六军团军准备与贺龙红三军会合的意图，于是，它们将重兵置于红六军团前进路上，堵死了红六军团北上的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只得转向攻占了湘黔两省交界处的湖南通道县城，并准备分兵两路，进入敌兵力薄弱、苗民聚居的贵州黔东南地区。

这样一来，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以期待调动围攻中央苏区部分敌军的初衷，随着红六军团被迫进入贵州而失去了价值。

红六军团不知道的是，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域。

1934年9月20日这一天，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的率领下，从湖南省通道县境进入贵州黔东南地区。

黔东南地区是一块极为神秘的区域，这里是中国苗族聚居的中心地区。

苗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蚩尤九黎部落，涿鹿大战以后，蚩尤兵败被杀，部族南迁。后来苗族先民经历了无数次规模不等的迁徙。从黄河流域南下，到清时，主要散居在鄂西南、湘西、川东和贵州各地。其中、黔东南地区这块面积约为三万多平方千米的土地，成为中国苗民聚居的中心区域。

有东方犹太人之称的苗民几千年来受尽了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压迫。明清以来，黔东南一带的苗民为反抗封建统治而发动了数十次起义，素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之称，民风尤其强悍。清雍正时期，黔东南苗民在包利等人领导下发动起义，清政府调集两湖、两广及云贵川七省兵力才镇压下去。咸丰、同治年间，黔东南苗民在张秀眉领导下举行的大起义，占领了几十个州县，并曾在黄平县境内的黄飘，一次全歼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声名显赫的湘军主力一万多人。苗民的战斗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萧克家乡湖南嘉禾离黔东南地区并不远，萧克自然知道这一段历史。

因此，在红六军团在进军黔东南之前，军团政治部就针对黔东南苗民的历史，在干部战士中认真广泛地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红军进入黔东南后，每到一地，到处张贴布告，严格执行纪律，向当地的苗民宣传红军和苗民是一家，争取当地的苗人首领和头人不与红军为敌。

得知红六军团进入贵州的消息后，湘军派出七个团的兵力，由何健的女婿、湘军悍将李觉指挥，跟踪红六军团进入黔东南追击；桂军则出动四个主力团，由桂军第七军军长廖磊亲自指挥进入黔东南；贵州军阀王家烈指挥在黔东南一带的全部黔军和民团，全力堵截红六军团。黔桂湘军总兵力约有二十四个团四万多人，还得到黔东南一带数量众多、民风强悍的地方民团配合。

黔军在黔东南重镇黎平只有一个团，在与红六军团首次接战后就被击溃。红六军团渡过清水江，进入锦屏县境，继续深入黔东南腹地。桂军和湘军跟踪红六军团进入黔东南。9月25日拂晓，红六军团先头部队到达剑河县境后，遭到湘军一个旅迎头拦截，红六军团先头部队当即向桂敌发起进攻，力图夺占敌山头阵地，打开前进方向。不料敌军火力凶猛，红军进攻未能如愿。红六军团主力赶到后，立即组织新的进攻。就在两军激战之时，桂军后部闻讯也赶来助战，任弼时和萧克为了避免损失，果断下令撤出战斗，并将下一步行动方案电告中革军委。当天傍晚，红六军团全部撤出战斗。

次日凌晨，红六军团先头部队来到剑河县一个叫做大广坳的地方。

这大广坳地处深山中，四周群山环抱，森林密布，到处是悬崖绝壁，只有山上几条羊肠小道可通山外。当红六军团先头部队来到这里时，不幸进入了湘敌的伏击圈，红军立即与敌展开激战。

此时，红六军团主力陷入一条山谷之中，形势极为不妙，一旦尾追的桂军赶到，湘桂敌军以优势兵力两面夹攻，后果不堪设想。任弼时和萧克当机立断，命令红十八师师长龙云率红五十二和红五十四两个团留下阻击敌军，军团主力则迅速脱离战场。

在龙云的指挥下，留下担负掩护任务的红五十二和五十四两个团以攻为守，从山下向山上的敌军发起主动进攻。上千战士漫山遍野地冲向山上敌军攻击，一直攻上半坡上，这时，红六军团主力得以迅速转移。

红五十二和五十四两个团在完成掩护任务后正准备转移时，不料后路被敌军截断。原来，敌军在当地一名坏人的带领下，从小路抄了红军退路，导致两个团的红军被敌包围，湘桂敌军以优势兵力和有利地形，拼命围攻红五十二和五十四两个团。经过一场激战后，红五十二团突出了敌军包围，但五十四团却依然在敌重重包围中。湘桂敌军向红五十四团发起总攻，红军损失惨重，除极少一部分战士得以突围外，大部分干部战士被打散、受伤被俘或阵亡，团长和两位营长壮烈牺牲。

大广坳血战是红六军团西征以来受到的最大一次损失，任弼时和萧克因红五十四团损失惨重，忍痛下令撤销五十四团建制，所剩人员编入了其他部队。这样，红五十四团就成了红六军团西征以来，第一个成建制被敌军消灭的团队。

战斗结束后，红五四团的团旗被当地民众在战场上拾到，并精心保存起来。二十三年后的1957年，当地群众将这面浸透了红军烈士鲜血的团旗，献给了遵义会议纪念馆。

大广坳血战后，红六军团离开剑河，继续深入黔东南腹地，一路与堵截的黔军交战。10月1日这天，红六军团主力进入黄平县境后，遭到当地守军的堵截，黔军利用早就修筑好的工事，打退了红军的进攻。红军随即采取正面继续进攻，加派部队从两面迂回，终于击溃敌守军。此时，两个团的黔军赶来增援，敌我双方激战了大半天，战至下午，红军后续部队赶到后立即投入战斗，黔军不支，纷纷向后溃退。此次战斗，红六军团击伤俘黔军百人，敌军两个团受到重创。红六军团击溃敌军后，继续向前挺进。

至此，红六军团从9月20日进入贵州黔东南地区以来，在短短的十来天时间内，与优势的湘桂黔三省敌军二十多个团进行了多次激战，虽然消灭、击溃了大量敌军，但自身也受到极大损失。尤其是在大广坳血战中，红六军团六个团中，一个团不复存在，另一个团受到重创。三省敌军兵力是红六军团数倍。还有，红军不通苗民语言，地形不熟。更主要的是，红六军团长途行军，无后勤保障，在黔东南苗民地区又很难打土豪，粮食和弹药消耗极难补充，伤员无法安置，这些都给红六军团带来了极大不便。

为了摆脱这些不利因素，红六军团准备攻占黄平县旧州镇，走出黔东南民族地区，经瓮安县渡过乌江转战黔北，甩脱敌军尾追重兵。

说起这旧州，可是贵州一座著名的历史名城。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旧州就是两个神秘古国之一的且兰国的国都（另一古国是夜郎）。晚明重臣、死守扬州城破后自刎未遂、被俘后壮烈就义的著名的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曾任过黄平知州）。郭沫若的外祖父杜琢章，清咸丰年间曾在旧州任知州。当苗族义军攻陷旧州后，郭沫若的外祖父亲手杀死了郭沫若年仅四岁的四姨，然后在公堂上自尽。当时，年仅一岁的郭沫若的母亲杜遨珍在奶妈的帮助下得以幸存下来。

就在红军到达旧州城外时，发生一件奇特的事。

那就是红六军团前卫部队在旧州城外，意外地俘获了英国籍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

薄复礼1897年出生于英国的曼彻斯特一户瑞士移民家庭， 1922年9月，他来到贵州传教，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 。

攻下了旧州后，薄复礼帮助翻译了萧克在教堂里发现的一张法文贵州地图，这张法文贵州省地图对红六军团后来在贵州的转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薄复礼在红军一直呆了一年多时间，还参加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当红二六军团长征中路过昆明附近时释放了薄复礼。薄复礼回国后，出版了回忆录《抑制的手》，比斯诺还早一年向各西方世界介绍红军的生活。后来又怀着对中国的友情回到中国贵州的盘县传教。1949年离开中国。五十年后的1984年，萧克与薄复礼再次恢复了联系。

1993年，薄复礼去世，享年九十六岁。

红六军团先头部队攻占旧州后，于10月4日到达了离乌江不远处的瓮安县猴场镇。

正当红六军团准备西渡乌江时，却突然接到中革军委发来的紧急电令：

“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三军已占领印江，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

自从离开江西西征以来的五十多天里，红六军团孤军与湘、桂、黔三省敌军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斗，部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现在好不容易到了乌江边，一旦过了乌江，就可以摆脱敌军重兵的围追。可现在，中革军委却要红六军团再次掉头东返，这不是正好与敌军追兵相遇。中革军委的这份电报，使得任弼时和萧克不知如何是好。

然而，两人都是党性很强的老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指示，他们是要坚决执行的。

红六军团立即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迅速掉头东返，向江口方向前进。

10月7日清晨，红六军团前卫部队——红十七师四十九团和五十一团在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的率领下疾向甘溪镇，行军途中，部队遇到了一位过路的邮差，红军向他打听国民党军的动向。邮差告诉红军，他刚从石阡县城过来，一路上并没有看到政府军队。红军从这名邮差随身携带的报纸上，也没有发现敌军在石阡地区活动的迹象和线索，这样一来，红六军团的警惕性就更差了。

部队继续前行，上午九时左右，红六军团前卫部队进入了甘溪镇，镇里看不到一个人，部队没有进入群众家，只是隐蔽在街道两旁的土墙边休息待命。炊事班开始生火做饭，大部分红军战士坐在路边休息，毫无战斗准备。这也难怪，红六军团对中央军委电报中讲的“桂敌南移”说法没有怀疑，而这位过路的邮差的话和他带来的报纸，使得红六军团的警惕性更松懈了。

红五十一团三营长周仁杰身穿便衣，带着几名战士在小镇中探查了一遍后，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但周仁杰还是有些不放心。他站在镇口，下意识地朝通往县城方向的土路上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在朦胧雨雾中，他突然看到了前方闪出了三个穿土黄色上衣的农民，他一看几人可疑，立即下令部队隐蔽，同时派出两个便衣侦察员，夹着雨伞，装扮成保甲长的模样迎了上去。

这三个农民看到有人扑了过来，立即撒腿就跑，然而，红军侦察员更快地冲上前去，抓获了其中两个人。

两个农民被红军侦察员带到了周仁杰的面前，一审问，周仁杰的脑袋“轰——”地一下就大了。

因为从这两个农民口中，说出的竟是他一句也听不懂的广西方言。接着一审问，俘虏供认了，他们是桂系王牌部队十九师的侦察员，桂军第十九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甘溪镇北面的山坡上。

原来，这中革军委对敌情的判断出了大错，桂军并没有象中革军委电报中所说的那样南开，而是在这里等候红六军团落入罗网。

红六军团对此却浑然不知。

周仁杰立即指挥部队沿小镇火速散开，其中一个连跑步上山占领前面的高地，还下令把两个桂军俘虏送到团部去。但是，两小过去了，前方的桂军也没有丝毫动静。他也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指示，红六军团后续部队也没有进一步抢占周围的有利地形。

红六军团有关领导为什么对桂军到达的消息没有反应？后续部队也没有进一步抢占周围的有利地形？这成了后来几十年的党史研究中的一桩疑案。

然而，桂军利用这宝贵的两个多小时，悄悄占领了甘溪镇北面和东面的山头。

中午时分，桂军向甘溪镇发起猛烈进攻。

周仁杰立即率前卫营与桂军展开激战，李达率身边的其他部队也陆续与敌军接战。

在敌军突然袭击中，红四十九团一营营长刘转连也在率领部队应战。这刘转连十八岁就参加红军并入了党，和周仁杰一样，他也是红六军团一员身经百战的战将，他发现部队正被桂军压制在一个山沟里，情形十分危急。面对敌军的攻击，一个连的红军已开始后退。刘转连立刻指挥另一个连从侧面迂回阻敌进攻。同时命令正撤退的这个连队停止后撤，坚决顶住敌军。

红六军团先头部队在敌军的突然打击下，已被桂敌分割包围，红军各部拼死阻击着桂军一波又一波的进攻，战士们各自为战，面对敌人包围和猛烈攻击，始终坚守阵地，与敌军拼死激战。

桂军大部分是广西人，个头小，动作灵活，善于山地作战，在国民党军中属于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打得十分艰苦。红六军团先头部队各自为战，面对敌人包围和猛烈攻击，始终坚守阵地，与敌军拼死激战。

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已无法指挥全局战斗，他利用周仁杰、刘转连两位营长的掩护，指挥两个团的团部人员和一个机枪连的兵力共六百多人，经过一场血战，从东面突出了敌军的包围圈。

红六军团主力也与桂军全面接火，战至下午，桂军也越来越多，萧克命令红十八师师直和红五十二团，在红十八师师长龙云的率领下，由后卫改为前卫，为军团主力开突围开路前进。

为使军团主力能迅速摆脱敌人，其余部队分路阻击桂军，掩护军团主力撤离甘溪。

红六军团主力沿着深山的林中小路急速地转移。整个战场枪弹声炮声不断，情况万分危急。红六军团对周围地形两眼一摸黑。就在萧克焦急万分之时，侦察员在山中发现了一名叫刘光荣的四十来岁的猎人，萧克请他带路，刘光荣欣然答应。他带领红六军团主力沿着一条人迹罕至狭窄的山道，终于走出了敌军的重围，红六军团脱险后，送给刘光荣一把马刀作纪念。

当军团主力大部撤走后，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十团却被敌军截断后路，陷入了桂敌的重围。全团剩余战士在团长郭鹏、政委彭栋才的率领下，经过一场拼杀血战，最终还是突出了重围。

悲壮惨烈的甘溪之战结束了，红六军团遭到了自西征以来最大的损失，全军团折兵过半，元气大伤。

然而，红六军团已被敌军截成三部分：

军团参谋长李达率红四十九和红五十二团两个团的团部人员和一个机枪连共六百多人向东面突出了敌军的包围圈；

红五十团残部在郭鹏、政委彭栋才的率领下也单独突围；

而任弼时、萧克则率红六军团主力三千人向镇远方向转移。

值得一说的是在甘溪之战中立下大功的几位指挥员：

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的营长周仁杰历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南海舰队司令员和海军副司令员；营长刘转连历任军长、兵团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团长郭鹏历任新疆、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团政委彭栋才历任铁道公安部队政委、海军航空兵部政治委员。

四人在1955年均被授予中将军衔。

红军也没有忘记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民。

当年带领红六军团主力突围的猎人刘光荣，直至1979年才在当地病逝。1983年4月， 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周仁杰中将在甘溪找到了刘家后人，并与全家人合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刘光荣的孙子到北京打工，得到了周家热情接待，周家还与刘家结对帮扶。

数十年过去了，萧克将军也一直在寻找当年为他带路的刘光荣，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知刘光荣已病逝。萧克将军给刘家后人寄来《红六军团征战记》等书籍，并寄来他和甘溪战役幸存者及其后代们的合影，还寄钱帮助周家后人上学。

残酷革命战争年代中结下的军民之情，在萧克和周仁杰这些老一辈革命者身上得到升华。

甘溪之战后，红六军团已到了生与死的最后关头。

上世纪80年代后，当年国民党军围攻红六军团大量资料被公之于众，有一份敌军的内部电报，描述了甘溪之战中的红六军团：

“萧匪迭受重创，又乏米粮，兵有饥色，士无斗志，仅存残部三千……总在（石）阡各军及团队俘虏不下两千人，毙匪亦在两千以上……伪主席任弼时身负重伤，使赤匪全军恸哭”。

其实，任弼时同志只是患了重度虐疾，但红六军团受到惨重损失已是事实。

红六军团在甘溪之战中受到的惨重损失，使得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和萧克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迅速改变眼前的不利局面，他们向中革军委发出紧急电报，向中央汇报了红六军团面临的险境和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军委：

我军7日在甘溪遇桂敌，十七师与战不利，李达率四十九团、五十一团各一部（约六、七百人，据探报昨日已经大地方向江口方面去了）与主力失去联系。我主力因后卫亦发生迫敌，由右侧高山临时开路，经一昼夜行军，到达创溪。而桂敌由大路上抄袭。8日，十八师与敌对峙半日，我军仍东前进，在路腊又遇桂敌……

贵州山地，悬崖绝壁，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大兵团行动十分困难。每次行动萧、王、李都是分开到前后卫及本队指挥。在目前情况下，我军与敌军大规模战斗十分不利，应迅速转至苏区附近，避免零碎的无益消耗。但集中行动太笨重，易被敌追击截击，因此建议分成两个纵队，王震率十八师，任萧随十七师，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移至苏区。

然而，一整夜的时间里，他们没能收到中革军委的任何指示，部队只好继续合兵行动。

10月15日，湘敌、黔敌多个主力团和地方民团从四面八方围攻上来，红六军团再次陷入湘黔敌军和地方民团的包围之中。

红十八师五十二团八百余人在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率领下，奉命掩护军团主力突围。他们与十倍以上的敌军进行了一天殊死的战斗，当军团主力走远后，龙云便率领全团突围。一场血战后，只有四百多人冲出了重围。

湘敌及当地民团数千人紧追不舍，黔敌近万人则抄小路，赶到红五十二团前面拦截。

龙云带领战士们在深山中穿行，来到了一处名为困牛山的山上，准备稍事休息后向南追赶军团主力。

这困牛山于思南县与石阡县交界处，这里四周高山环绕，地形险恶，三面临河、一面是悬崖峡谷，是这一带出名的险地。

龙云率红五十二团余部上困牛山后，闻讯而来的敌军在当地民团的协助下，胁迫了不少当地的老百姓，一起朝山上的红军进攻。由于民团和当地百姓穿的衣服一样，红军战士分不清是民团还是老乡，于是只朝穿军装的敌军打。狡猾的敌人便故意胁迫当地老乡冲在前面，红军怕误伤老乡，只好且战且退往山上。

最后，龙云决定率军突围。团长田海清率领两百多名战士断后掩护，龙云率两百余红军战士，沿着陡峭的悬崖上的裂缝，像山猴一样，身体紧贴岩壁，手抓着岩壁上的草藤，从山上下到悬崖底，顺着河谷胜利突围，进入了附近的山林中。

此时，团长田海清率两百多名战士陷入绝境，在激战中，田海清不幸中弹牺牲，红军战士打光了子弹，被蜂拥上山的敌军、民团逼退到山顶的悬崖边。红军战士为了不让敌军俘虏，纷纷砸毁枪支，许多红军战士相继纵身跳下了悬崖。其他来不及跳崖的红军战士被蜂拥上来的敌军和民团抓获，残忍的民团竟在山上将所俘红军战士全部杀害，尸体被胡乱抛在草丛和当地硝坑中（当地喀斯特地区的一种地形奇观，即干涸的垂直向下的落水洞。一般洞口极小，深达数米至数十米）。

几十年过去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当地政府和人民还在硝坑中找到一些当年红六军团烈士的遗骨。

一些隐藏在对面山上的乡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敌军撤走后，当地老乡们纷纷上山和到悬崖下寻找红军的尸体。

几十年后，当地一些老年百姓回忆起当年的惨状，都不禁流下了眼泪。

一名红军司号员和另一名战士跳下悬崖后，有幸被悬崖上的藤条刺蓬挡拌，被当地百姓救下，得以幸存下来。一位红军战士跳下悬崖后，肛门插在崖上的树桩上，悲惨地牺牲了。跳崖牺牲的红军穿着很破烂的衣服，地上的子弹壳一堆一堆的。红军战士的遗体一堆一堆地重叠在悬崖下，地上到处是砸烂的枪支和子弹壳。看到一百多名红军战士的遗体，当地百姓都流下了眼泪。

在困牛山一战中，包括跳崖后被挂在崖壁上藤条刺蓬上的战士在内，一共有十多名红军伤员因隐藏在石缝草丛中和同志们的尸体下，没有落入民团之手，在民团走后，他们被当地百姓收养掩护。后来一些红军战士伤好后又去寻找红六军团，一些战士被当地群众收为养子，有三十余名红军因伤病掉队，没能跟着龙云所部到困牛山，他们不明方向，后来走到了邻近石阡的思南县境内，被思南当地的民团全部俘获，其中有的押往思南途中脱险失散，一些被敌人杀害。

龙云率两百多名红军战士从困牛山突围后，在深山继续寻找军团主力．

经过几天的行军，部队来到了岑巩县境内的冠壁山上。

说来也巧，这天晚上，当地一位卖布的商人将家中布匹带到附近的冠壁山上的岩洞里藏匿。不想在山上看到了龙云率领的红军，他随即将红军在山上一事告诉了他人。几百民团得知消息后，乘夜赶往冠壁山。

拂晓时分，民团悄悄摸上山来，向山上红军的营地冲去。龙云立即唤醒战士们进行抵抗。红军连续多日征战，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加上子弹也打光了，只好和民团进行白刃格斗。无奈红军体力不支，几小时的激战之后，一部分红军战士在拼杀中牺牲在民团的刀枪和梭镖下，大部分战士因受伤被民团俘获，残忍的民团竟在山上将所俘红军战士全部杀害，尸体被胡乱抛在草丛和硝坑中。

龙云独自一人冲出了民团的包围圈，在深山丛林中经过一天多的跋涉，由于又饿又累，加上辩不清方向，只得准备到山下老百姓家找一些吃的东西。当他下山来到一个村子边时，不巧碰到一个人从路边的碾房中走出，龙云便请他带路到江口方向。此人满口答应，然后带着龙云向前走去。然而，龙云看到不远处有一群人站在路边，手中还拿着梭镖大刀或是土枪，这明显是民团的一个哨卡，此人见到民团，立即大喊大叫，龙云这才知道是上当了。原来，此人正是当地的保长。闻声而来的民团很快冲上前来，将龙云捉住。

民团将龙云押到了区公所，民团头目见龙云气度不凡，立即对龙云进行了审讯，龙云声称自己只是一个连长。民团头目不信，他吩咐将一个俘虏的红军战士押过来，得知了龙云的真实身份。龙云被押至省城贵阳，后又押往湖南长沙，先后被关押在南昌、九江“感化院”和湖北“军人反省院”。坚贞不屈的龙云于1936年2月在湖北“军人反省院”病逝。

2016年12月，龙云被追认为烈士。此时，龙云已牺牲整整八十周年。

中国革命史，真的是用无数先烈的生命和鲜血写就的。

就在红六军团与敌进行生死血战的时候，正全力建立根据地的贺龙、关向应从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了红六军团已长途转战到了黔东一带的消息（红三军的电台在转战中早已丢失，故失去了和中央的联系），两人立即率红三军向黔东一带转进，接应和寻找红六军团。

其实，此时红三军本身的处境也极为艰难。

贺龙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湘鄂西创建了红二军团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洪湖苏区，一度拥有三万多红军。然而，经过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的四次“大肃反”后，杀害了红军干部战士上万人，包括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段德昌、红三军前委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万涛和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等人。三万人的红三军，经过肃反后，加上牺牲和逃亡的，到1933年底已锐减到三千余人，全军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三名党员和卢冬生半个党员（卢冬生因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属于“半个”党员）。红三军不得不离开湘鄂西四处游击。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红三军停止肃反，夏曦不再主持工作。

尽管如此，但红三军还是义不容辞地踏上了寻找红六军团的征程。

第二天一大早，红三军全军兵分两路，10月15日，红三军贺炳炎带领沿河独立团行进到沿河县的水田坝时，发现了一支两三百人的红军队伍，这正是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的从甘溪突围出来的那支部队。当天晚上，另一支红三军部队在附近的一座小山的小河边，发现了一支小部队，便立即派出侦察员前去侦察情况，红三军侦察员与对方遭遇后，相互打了几枪，红三军侦察员在地上拾到一顶缀着红五星的军帽，上前一联系，这才知道对方是红六军团的同志。

贺炳炎和红三军的战士们立即涌上前去，将这支红六军团的小部队带了回来。

贺龙和关向应立即会见了李达，李达向贺龙、关向应简单说道，自己从甘溪突围后，由于找不到主力，遂经江口、印江等县一路打听来到沿河，不想在这里遇到了红三军。李达还将红六军团的危险处境告诉了贺龙和关向应。听了李达参谋长的介绍，贺龙和关向应又喜又忧。

喜的是有了红六军团的确切消息，忧的是红六军团在二十多个团的敌军围堵下，损失惨重，处境极其危险，随时随地有全军覆灭的可能。虽然黔东各县大部仍是白区，红三军加上地方武装也只有四千多人，只有一小块狭小的活动区域，四周均有敌军主力活动，红三军本身的处境也很危险。但贺龙和关向应考虑到红六军团此刻的处境比红三军更为艰难。于是，决定不惜一切也要把红六军团接应回来。

第二天一大早，红三军全军兵分两路，在红六军团同志的带领下，朝着红六军团与敌交战的方向急速南下。

为了吸引敌军的注意力，分散红六军团的压力，红三军一路上故意虚张声势，大张旗鼓地行军，路上到处广贴标语。

10月23日，红三军两路部队相继转到江口县内的梵净山麓。

这天，先头部队在行进中时，忽然发现前面一座山有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正手扒藤葛，脚踏峭壁，艰难地向上攀登。此时，山上的队伍也发现了红三军，立即在山上做好了迎战的准备。红三军先头部队的指挥员见山上的队伍衣服破烂不堪，专捡险峻、陡峭的地势走，看到山下的队伍后，又做好了战斗准备，根本不像是前来“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于是派人一联系，这才得知他们正是在甘溪一战中，掩护军团主力突围后，好不容易才在郭鹏和彭栋材率领下突围出来红六军团红五十团的部队。红三军的战士们拥向山上，将山上红六军团的同志们接下山来。此时，红三军的战士们还在山脚下发现了躺卧在草丛里，一步也走不动了的红五十团的部分战士和伤员。

现在，在甘溪一战中被敌军分为三部分的红六军团，只剩下军团主力这一路还没有消息了。

经甘溪一战后，由于李达、郭鹏所部被敌冲散，不知踪迹。黑冲一战，龙云率红五十二团又被敌隔断，情况不明，现在，红六军团主力只剩下不到三千人的部队了。任弼时和萧克的心情都悲痛到了极点。回想起西征开始时，红六军团是一支近万人的大军，现在却处于这种险境。红六军团四面都是敌军重兵，下一步的还会遇到什么情况，谁也说不清楚。

只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要尽快和贺龙的红三军取得联系，这也是红六军团唯一的生路。

18日，任弼时和萧克再次给中央军委去电，报告红六军团突出包围的消息：

军委：

我军15日向板桥前进，拟渡过石阡河，而李敌一团先到板桥堵我渡河。我向甘溪方向转进，被龙塘之敌截击，红五十二团被截断向白沙方向退去。我军于17日早全部抵甘溪，旋走小路，拟通过石阡、镇远之敌的封锁线。午后六时前，拟一营先到石、镇大道，而成铁侠部由大地方，某部由石阡同时向我截击，我军顽强抵抗，于昨晚全部通过……

给中央军委发电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19日，任弼时和萧克率领红六军团在深山中急行，他们从报纸上得知红三军正活动在印江。于是，红六军团主力向印江方向兼程前进，在路途中，红六军团与黔军一支部队相遇，红六军团击溃敌军后继续前进。

20日这天，红六军团主力来到了石（阡）、镇（远）大道，穿过了这条大道后，红六军团就进入了江口县境内，也就是离印江县不远了。在这里，湘军和黔军各一部也发现了红六军团主力的企图，他们集中两个团的兵力，全力阻击红六军团主力通过大道。红六军团在萧克的指挥下，全力冲破了两团敌军的阻击，胜利地穿过大道，进入了江口县境内，把这些天来一直紧追不舍的敌重兵集团抛到了身后。

此时，红六军团主力已基本上跳出了敌军主力和集结区域，经过几天的急行军，10月24日，红六军团主力终于在印江木黄一带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师。

任弼时、萧克和红六军团其他领导同志，在见到贺龙和关向应后激动万分，大家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至此，悲壮惨烈的红六军团西征终于落下了帷幕。从江西出发时的九千多名红军将士，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转战后，此时只剩下三千人了。

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师后，中革军委给在五十多天的西征路上浴血奋战的红六军团和红三军发来了贺电，红三军正式改名为红二军团。

任弼时、贺龙、萧克也向中革军委汇报了两军人数：“六军团……总人数约三千，二军团为七、九两师，总人数约三千二百。”

任弼时、贺龙、萧克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的前三天，即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五个军团共八万多人撤离江西苏区，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会师后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凭借两军六千多人的部队，开始在湘鄂川黔四省边区转战，建立了湘鄂川黔边红色根据地，取得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将士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的率领下，从贺龙的家乡桑植县刘家坪出发，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此时，红六军团由西征结束时的三千人扩大为六千多人，而红二军团由三千多人扩大到一万二千多人。

凤凰涅磐后的红六军团，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彭苏：西征，西征！（纪实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