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20世纪初，国民党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掌握着中国的政权。但好景不长，抗战结束后仅三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就因违背历史规律，被中国共产党彻底打败，败走台湾。

然而，可能为大多数人所不知的是，退守台湾后的国民党，痛定思痛，对自身失败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及整改。但最终，却在一通神奇操作下，把自己从台湾军队的核心领导圈中彻底玩出局，失掉了对台军的绝对控制权。

乍听之下，可能会觉得过于魔幻，一点也不像个成熟党派能干出的事情。但如果我们站在历史全局角度仔细分析这一切，也就都不足为奇了。所以，国民党在台湾究竟是怎样把军队玩没的？

一、 痛定思痛，反思失败教训

1949年，败走台湾之时，蒋介石手中的军队数量还是较为可观的，大约有60万左右，再加上沿路抓来的壮丁，最后的总数量甚至能达100万人。然而，这支队伍，可以说，只有“量”，却没有“质”。

由于内部派系林立、风气腐败、军心涣散、编制混乱等等，当时这支军队的实际战斗力，可能都不超过10万人。也正是意识到这一问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在退守台湾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其在大陆军事作战失败进行反思。

1949年10月，曾有一份由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一位处长递交的报告——《建立思想作战指导机构的建议》，仅用了几个问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军问题所在：

“为什么我们的军官会叛变”、“为什么我们的士兵会厌战”、“为什么我们的士兵被俘之后经过一周或一昼夜的‘学习’，就会受编倒戈”、“为什么我们的公务员甘愿降‘匪’办移交”等等。

后来，这份报告因见地深刻，被“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转呈给蒋介石。是否是这份报告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如今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对于当时大势已去，但仍想反攻大陆、反败为胜的蒋介石来说，反思失败的原因，成了重中之重。

虽然，作为后世人，我们已清晰可知，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失去民心。因为，民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命运最重要的因素。但这些国民党领袖可不会这么想。

他们从多方角度入手分析，最终把主要问题归结为没有处理好党政军关系。他们认为，1949年国民党的一败涂地，与国民党内部对政工制度的轻忽不无关系。

二、 从失败中汲取经验，着手整改

何为政工制度？事实上，这要从国民党建立之初讲起。其实，如何管理军人，自古以来都是统治者的一个大难题。特别是民国初期，由于中央政府实力及权威都还较为薄弱，各地武装割据势力纷纷崛起。

为稳定局势、加强掌控，当时的孙中山不得不采纳苏俄建议，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打造一支“党军”，从而杜绝军人引兵作乱的可能。著名的黄埔军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随后，军校及国民党各军开始建立政治部，设置党代表。军校及军队中的一切命令，都需由党代表副署，方能生效。军队政工制度就这样正式诞生。这一制度设计，可以说，使军队开始由私人工具转为党的武力，也极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然而，之后的1928年到1938年间，特别是“清党运动”之后，伴随着党代表制度的取消、中共党员的退出、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影响，这一建立于黄埔建军时期的政工体制，最终遭遇巨大挫折，未能成功向国民党全军推广。

自此，国民党中央开始缺乏一个统领全军政治工作的机构，而蒋介石却未能及时意识到这一问题并给予足够的重视。

战后，当蒋介石等人意识到失败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未能处理好党政军的关系，从而导致国民党后期军心涣散时，他们开始考虑从改革军队政工入手。

1949年10月，他密令黄少谷、谷正纲组织研究小组，制定政工改制方案并开会讨论。同时，他还专门成立中央改造军队党务指导委员会，专门负责军队的党务改造工作。甚至1950年1月，蒋介石本人还亲自主持召开过长达11天的政工制度会议，足见重视程度。

当时，他直言：“我们过去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最重要的是没有建立军队监察制度……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之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从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

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强调：

“今后政工人员，必须由其政工本身机构本身逐级甄选派任，决不能再由各级部队长任意撤换，滥竽充数，务使其能切实负责，襄助部队长为其所部官兵政治教育的负责执行者，使全体官兵皆能为主义而战，为党国而战，这样才能挽救现在的危局。”

这一切，都可见当时蒋介石对恢复政工制度的重视以及迫切心情。他希望今后的政工可以重新在国民党军队中扮演“灵魂”角色，使国民党军重回“巅峰状态”。

三、 国民党如何将军队从手上玩没的呢？

读到这里，或许有很多人会感到疑惑，既然国民党都已经找到了国民党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也对症下药准备整改了，又怎会把自己从军队中玩没了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1. 立定心志，重建军队政工制度

这事儿还要从蒋氏父子对军队政工的整改说起。正如前述所言，他们下定决心，要在军队内重建政治工作制度，以加强对军队的掌控，达到思想强军的效果。

为了能够实现全面改造党组织和军队,使党军关系呈现全新局面，从而在较长时期内牢牢掌控军队，蒋氏父子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思想上，蒋介石认为，党的主义就是军队的主义,要从意识形态方面真正做到“党化”军队。

蒋介石曾严厉指责大陆时期“一般将校的脑子里,就很少有三民主义的思想和三民主义信仰的影子存在,有的都无非是一些全身家、保妻子的观念……过去我们大陆剿匪的军事失败,就是失败在这没有思想和没有信仰的上面”,“国军之失败在于不能以三民主义思想训练和武装官兵”。

因此，他向党组织和军队明确提出，“今日国民革命军建军的统一思想,就是三民主义!建军的坚定信仰,就是要信仰实行三民主义的领袖……”。

自此，军内开始不折不扣地推行三民主义,并将其确立为判断军人政治立场、政治觉悟的唯一尺度,如遇任何“有悖于”三民主义的政治话语，立马就会将其贴上“反动”“叛逆”等标签并加以排斥。

特别是一旦有军人被发现存在接受其他政治立场的情况,立马就会遭受十分严厉的惩罚。

其次，此次改革，蒋介石虽重视军队思想的建设，但绝不局限于单纯的“思想整风运动，而是将其同时视为一次人事上的大调整和权力的再分配。

因此，在组织上，他着重强调了“党中有军”、“军中有党”，强化“以党领军”的控制机制。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势必有人要成为此次运动中的牺牲品。

首先，蒋介石就解除了曾是他“得力”助手的CC派首领陈果夫、陈力夫兄弟的实权。要知道，CC派主持国民党党务系统长达22年,权力膨胀,树敌甚多,本身腐化。

由于蒋介石把国民党本身的失败作为在大陆失败的根本原因,所以主持“党治”实权的CC派必须对此负责。自此，CC派开始丧信失势,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并一蹶不振。

其次,大陆时期党政军界的显赫人物阎锡山、何应钦、孙科、翁文撷、朱家骅、白崇禧等也是一个都没有进入党务决策圈内,只是成了有名无实的“中央评议委员”。

这些显赫一时的“党国中坚”,元老重臣与将军司令统统被逼下马来,解除印授,打入冷宫。相反,蒋介石开始安插大批亲信、还有其子蒋经国也进入了中央决策层。

从中央改造委员会的名单来看,基本反映了蒋介石权利的分配模式是以党政军为核心,任命自己嫡系出身的人。

如陈诚、袁守谦是黄埔系统,代表军方及情治力量;张其德、谷正纲等是党团出身,代表党务系统;胡建中、曾虚白、崔书琴是代表党的文宣系统。除此之外，为了体现地方色彩,还吸收了台籍人士连震东。

但如果进一步观察,还会发现，这批改造委员中不少人担任过蒋的秘书工作,换言之,基本上都是蒋的心腹。因此，这里也间接反应了一个事实，即改造政工制度，除了是为国民党革新党政军关系外，也是在为蒋经国的接班保驾护航。

但不得不说，蒋介石的这一设计，有其智慧的一面。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既保证了军方在自身利益和国防政策方面的发言权得到尊重。

同时，由于军人，特别是军方高层具有党员这一身份，能够加入党的高层决策中来，使得党军关系一直保持在党内关系范围内，即便有了冲突，也能尽可能地避免激化为党和军两个平行主体间的矛盾，不仅增强了党对军队的控制，也大大减少了军事政变的可能。

2. 大刀阔斧，步伐却未免跨得太大

就这样，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从1950年7月底开始，整整持续了两年又3个月。

它不仅使国民党克服了由大陆统治崩溃而带来的重重危机,同时对于整顿国民党内部组织机构,巩固蒋氏父子的统治体系,以及稳定台岛内部动荡不安的局势、加强国民党政权对台湾的控制等等，都起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它造就了“强人政治”，也成就了一个“蒋介石时代”，是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的重要转折点。

然而,这次改造也加强了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强化了对台湾社会的严控和反国民党势力的镇压,给台湾人民党外势力和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都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这也是台湾不能长期稳定的重要因素。

比如，党部方面，国民党军中党部大肆鼓吹国民党的正当性,号召、鼓励、甚至强迫军人加入国民党，最终反倒造成了党员活动流于形式，党在军队中的合法性和民主形象遭到质疑。

这些军中特种党部本是由蒋介石设立,用于负责进行党员发展、教育、动员、监督等党务工作，然而却在之后被人披露:

“军中各个党的组织干部,均是和军中阶级系统结合起来的,而非用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来的。而在党员的活动方面,本是为了让政工系统更加了解部队状况的基层连队小组会议，最终也流于形式。

除了交待工作之外，很少人会想要讨论问题。通常就是吃吃准备的糖果、饼干之后，聊聊天就散会了。会议记录往往都是政工同志在事后大做文章,交差了事。”

比如，政工方面，蒋经国把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即“决定战争胜败的是军队力量,决定军队力量胜败的是政工”。

虽然考虑到令蒋氏父子刻骨铭心的大陆溃败,以及其在台湾岛上的特殊处境,这种突出政治工作地位的做法确实无可厚非, 而且,“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成独立的东西, 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

但问题就在于，台湾军队的政工除了服务于战争胜利这一需要外，还大肆参与、干涉社会上正常的政治生活，采用非常手段打压政治异议人士,服务于国民党私利。

当时，台湾岛内发生了许多白色恐怖事件，从“孙立人案”、“《自由中国》案”到“高雄事件”等等，军方都在这背后扮演了重要角色，最终导致国民党军队在台湾民众心中留下了极为负面的印象 。

又比如，在社会影响力方面，蒋氏父子为了巩固“复兴基地”,最后不但在军中强化政治教育,还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行灌输给岛内全体民众。军方当时就是担负了这一政治社会化的任务。他们通过军队庞大的媒体力量，大肆鼓吹国民党的业绩。

比如军方“在有计划、有组织的运作下,深入社会各阶层,掌握全国传播资源达60%以上，包括电视台、电影制片厂、6家广播电台(含59座分台)、9家出版社、34家印刷厂、23家大小报社、72种定期刊物杂志的文化事业，向民众传导单一的意识形态，引发民怨。

通过上面这样简单地分析，我们不难看到，这一时期台湾军方权力之广、之大，早已走出军营，伸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虽然，在短期内，这种高压严控的方式，确实提升了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地位和对社会的控制力，但在长期过程中，无疑埋下了众多隐患，只等一个爆发的节点。

3. 民主化转型，国民党日渐边缘化

这个时间节点没有多久就到来了。1987年，台湾解禁。解禁前，政工系统是维系国民党“党军体制”最重要的纽带。

然而，随着民主化逐步推行、台湾的民主宪政制度建立，台湾文武关系的形式开始发生重要变化。正是在这时，国民党与军队的联系逐渐被割裂，政工制度被“国防部”、“文人统制”和“国会”为军队立法等形式所替代。

特别是，前述提及的政工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重大冲击。

当时，台湾许多学者都认为，按照“民主国家”军政关系的标准，台军应符合“军队国家化”、“文人统制”、“专业化”三大标准。

因此，在社会环境大幅度变迁与政党轮替及民主化的冲击下，国民党开始从军方逐渐淡出，台湾军队正式走向“军队国家化”，曾经权力辐射范围极大的政工系统也逐步转型为只是培植精神战力、服务官兵的专业单元。

首先，政工制度在原来国民党“以党领军”时期的理论依据随着台湾社会的民主化改革而受到冲击并发生变化。

特别是从国民党一党独裁到多党竞争执政，台湾政治体制转型“民主宪政”之后，军政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社会上产生了许多关于国民党的政工制度体系存留、废除或转变的深层次矛盾。

其中，对政工制度攻击最大的莫过于提出 “政工制度必须裁撤”论点的人，此部分人认为:

第一，政工制度有碍台湾 “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例如国民党未能摆脱 “以党领军”的传统，即使现在表面上看来已经退出军队，但仍有国民党次级团体在运作；

第二，认为政工制度不利于台军团结、影响部队士气，例如检察官调查事件时，产生官官相护的情形，保防官不当举证及不择手段地求绩效，形成军事干部的排斥反感、产生对立情形；

第三，政工制度有碍军队现代化，例如虽然军政军令军备已经一元化，但是政战干部在某些层级中是政战主管亦为政战业务主官，与军事干部形成双头马车，组织庞大而重叠，有违组织精简的原则。

概括而言，部分民众特别是绿营反对派普遍认为，政工制度是与戒严体制以及国民党独裁政治相联系的，与现行台湾“民主宪政体制”不适应，有碍所谓的 “军队国家化”，必须裁撤。

其次，当时的台湾政治形势处于激烈变局之中，特别是蒋经国在执政后期推行的本土化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台湾本省人的政治热情。

蒋经国

党外势力日益成长，最终使得本就缺乏号召力的李登辉不可能继续按照蒋家王朝的政治运行方式来执政，因为他在国民党军队中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

而民进党的成立又直接标志着台湾政治开始进入多党竞争的时代，“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不可能再由国民党独占。最终，这一切的变化，使得台湾军政关系不得不出现新的改变，即军队在事实上不能再由国民党独自领导。

因此，1988年4月1日，“行政院长”俞国华直接在“立法院”宣布，“一党领军的时代已经过去，军队对‘国家’效忠，无论任何党派，谁是‘元首’，军队就向谁效忠。”

同日，“国防部长”郑为元也直接表示，“军队‘国家化’是理所当然的，军中以后不会再有国民党党部”。

最后，在这个过程中，台湾岛内的的一些“分离主义势力”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其对所谓“民主”的强烈诉求，最终加速了“军队国家化”的步伐，直接将国民党的领导权从军队中革除。

在外部，解禁之后，民进党就对国民党在军队的领导权不间断地进行攻击和质疑，在岛内造成巨大影响，比如台湾曾有数位退役士兵“煞有介事在‘立法院’请愿抗议，打着‘军中人权’、‘军队国家化’，取消政战制度”等口号。

在台湾当局内部，一些无良政客对民进党和“国家分裂势力”进行扶持，使得国民党逐步走向分裂。

蒋介石曾一再强调推崇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濒于破产，国民党开始由长期一党执政、引导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制定政治运行规则的政党，不得不向多党体制下参与竞争的竞争性政党转变。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就是台湾所谓“民主化转型”的时期。

各种政治思潮迭起，而这种民主化的进程又被少数“分裂分子”所操纵和利用，最终使得国民党未能在一党训政向宪政的过渡过程中，及时思考谋划，为“政党轮替”后军政关系实践做好足够的铺垫和发展规划，最终直接被踢出军队核心领导圈。

四、 结束语

从专制到民主、从分裂到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国民党从退守台湾到2000年大选失败,一步步在军队内外都失去了其执政地位，其内外原因复杂而多样。

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而如今的台湾当局，打着“自由民主”的幌子，却干着分裂国家，背叛祖国的无耻勾当，注定会被历史所抛弃。

今天的我们，同样抱定着一个坚定信心，即新世纪的台湾,最终会由分裂走向统一、重归祖国怀抱的步伐。因为台湾问题解决的希望在于14亿人民：全体中华儿女决不允许家国分崩。

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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