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2年外交部举行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发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对外发言，内容如下：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简简单单的三句话，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卑不亢的大国风范。
外交部在世界上的首次发言就震惊了全世界，除了代表中国这头雄狮正在苏醒，还有就是简简单单的三句话表明了当时世界关注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冷对关系可能发生重大的转折。
此次发言是邓小平同志在勃列日涅夫在3月24日的讲话后，直接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
立即要外交部对勃列日涅夫发布的讲话做出反映，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发布的讲话。
根据当时钱其琛的描述说：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可以说外交部发言人的建立也是恰逢其时啊。
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国家、中苏关系的裂缝的开始
在1982年4月1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候对其说：在谈到党与党的关系时指出，每个党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我党对于各个国家的党派都是持有开放、接纳、包容的态度的。
但是苏联一直希望中国完全按照苏联的指示进行工作，相对于中国的态度来说明显缺乏了大国对于其他国家共产党应有的包容精神。
苏联这种强势的大党主义正是中苏关系矛盾的重要的因素。
在当时来看，苏联的国力确实是超越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也的确是符合当时苏联的国情，确实为世界共产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表率。
然而我们老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当时来看，确实是具有社会主义先进性的，他们建立政权的方式也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随着中国国内的局势不断的改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渐渐的和中国实际国情发生了一些矛盾，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完全的照搬苏联的经验是不可能令新中国完全的发展起来的。
在1950年的土地革命时期，这种矛盾到了一个爆发点，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其它的一些领导人认为苏联共和国的指示缺乏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对于中国的国内发展不能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
于是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农民革命就开始了。
随着代表苏联路线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渐渐的退出了权力的中心，中苏的关系虽然没有完全的破裂，但是理念的不同，却是令原本友好的中苏两国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缝。
曾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现任俄国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库里克对于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取决于它的对内政策的。
这句话正和我们中国一贯坚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谋而合呢，而苏联一贯的大国主义与此也是背道而驰的。
这足以看出，我党领导人的远见卓识。
在1982年4月1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齐奥塞斯库还指出：欧洲问题欧洲人最了解，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人家犯了错误，让人家自己去改正。在所有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是不存在的，即使意见完全一致，表达的方式和程度也会不同。
邓小平的此次发言也是对齐奥塞斯库再次重申了中国多边发展的方向，同时间接对苏联传达中国的多边外交战略方向。
此次邓小平和齐奥塞斯库会面除了重申中国的外交理念，对于罗马尼亚的发展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二、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撤回所有在华工作专家
在1958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没有通报苏联，此次攻击被称为金门炮战。
金门炮战初期，苏联没有任何的动作，也没有针对这件事发表公开的声明。
但是在1959年6月的时候，苏联以正和美国谈判禁止核武器协议为由，停止了对于中国核项目的支持。
当时苏联对于停止对于中国核项目的援助是这样解释的，说是中国的大跃进让苏联认为中国不是黑马。
这些说法现在看来明显是很难站住脚的，因为即使在没有苏联的援助下，在我们国人的努力下，原子弹、氢弹等等核武器也是应运而生。
此举对于本就处于紧张状态下的中苏关系更是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1959年七月的时候《真理报》发表了赫鲁晓夫检讨苏联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此举无疑也是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的否定，激怒了正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毛泽东。
中国历史学家沈志华认为，苏联之所以发表此次检讨公社化的运动在于如果苏联赞成人民公社，那就是欺骗国际工人运动。
到了1959年8月的时候，中印冲突发生，苏联在没有和中国沟通的情况下，塔斯社发表了中国对于中印冲突的中方的立场。
而中共认为，苏联的这些言论是对于西方列强的退缩，在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参加的十周年的见过活动的时候，赫鲁晓夫还和毛泽东等中国重要领导人发生了争吵。
斯大林主义路线对错争论，成为了当时的中苏争论重点。
中方认为：斯大林主义虽然有错，但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不可完全的否定；
但是苏联方面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完全的教条主义，对于斯大林的贡献进行了完全的否定。
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大会上和1961年举行的苏联共产党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联方面公开表示彻底否定了斯大林主义。
还公开批判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说他们是斯大林教条主义，号召推翻。
对此周恩来当场提出了反驳和指正，为了表达对于苏联的不满，率领了中方代表提前回国，
到了1961年苏联彻底的和阿尔巴尼亚断交，此举无疑也是对于中共的各种行为的反抗和警示。
但是苏联的一系列大国主义的举措，无疑对于中苏两国的关系没有任何的促进作用，反而是加剧了两方关系的恶化。
到了1960年5月1日，在苏联击落了一架美国的U2侦察机后，美苏关系完全恶化，中国借助此次事件重申了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本性不改的说法，对于苏联击落侦察机表示理解和支持。
但是在6月份举行的由五十多个国家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被围攻，试图在理论上压倒中共。
此次围攻可以说令中苏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在国际会议上的争吵也令此时两国的关系到了一个决断时期。
如果说撤回了核小组中国还能够忍受的话，那么接下来苏联背信弃义的行为可以说是彻底的激怒了讲究信义的中国。
在1960年的7月16日，也就是布加勒斯特会议同年，苏联正式宣布召回中国外交部，限期召回全部的在华的苏联专家，销毁了部分技术图纸。
中苏签订的大部分的协议在此刻也基本是形同废纸，苏联的此举无疑令对正在发展的中国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苏联的背信弃义对于正在发展的中国确实是晴天霹雳，毕竟在建国初期，中国历经多年的战乱，真的是百废待兴的。
此时此刻，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关系到了冰点，但是两国没有发生武力冲突。
三、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中苏关系的转折点
虽然中苏对于共产主义的发展的方向理解有所不同，但是两国却是始终坚持共产主义道路。
这也许就是在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维持两国关系重要的羁绊吧。
苏联当政者勃列日涅夫对于中苏的关系和前任的领导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为开拓中苏关系开始新的正确的发展路径。
在1982年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去世前不久，发表了对于中苏关系极具重要意义的塔什干讲话。
此次讲话勃列日涅夫对于中国虽然是有一些批判，但是整体的语气来看的话，就是一种友好期盼共赢的语气。
塔什干讲话被认为是中苏关系解冻的早期的讯号。
针对此次讲话，邓小平同志对于外交部做出了重要的指示，外交部根据中央的领导精神给出了当时震惊世界的三句话，就是开头我们讲到的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在邓小平的指示下的的针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
其实这三句话表达的就是当时邓小平认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就是要解决当时横在中苏之间存在的三大障碍：
1.中苏、中蒙边境的陈兵达到了1969年的两倍，这是中国在皮片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之后两国关系发生的改变；
2.从阿富汗撤兵，这个障碍是因为在，1979年的时候，苏联入侵了阿富汗，当时中国、美国、巴基斯坦两盒抵制
3.还有就是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兵。
在塔什干讲话以后，勃列日涅夫及继任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葬礼上，中国都派出官方代表团积极与苏方接触，表示中方的意见，进一步缓和了双方的矛盾。
虽然勃列日涅夫在发表塔什干讲话没多久就去世了，但是中苏关系缓解却没有因此减慢进程。
在1985年的时候，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要他向戈尔巴乔夫传话，特别是对于塔什干讲话进行强调：
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出他的军队也可以。先从一两件事做起。没有这样的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
再次表达了中方的态度。
随后随着中苏两方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在1989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正式访华的时候，中苏德关系就开始正常化了。
四、结语：
根据外交部档案馆馆长郭崇立的介绍，中苏关系是大事，当时中苏虽然都属于共产主义领导下的国家。
但是中苏不同的国情必然是导致了不同的形态，中苏当时的论战实际上已经是不同意识形态的论战了。
不论是首次外交部发言，还是现在，中国在双边和多边的外交领域中的原则、立场都是保持“求同存异”的开放精神的。
在此向所有为新中国技术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先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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