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继秦之大一统局面，幅员辽阔，奠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版图。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要想领土安全，巩固政权，必然要实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军事制度，尤其要对边防安全问题予以高度重视。

汉朝建立初期，各地叛乱不断，南越、闽越等地纷纷趁机脱离汉朝，宣布独立，汉朝边境危机四伏，北有劲敌匈奴威胁长安城，西南有诸国在边疆地区不断作乱，于国家安全而言是极大的隐患。

时至汉武帝时期，汉朝的文治武功已到达极盛的境地，开始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于是先有卫青北击匈奴，后有霍去病创下封狼居胥的功绩。下面，本文将以现有的资料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探索两汉边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

一、西汉和平外交：修文偃武，无为而治

1、建国初期，与民休息

（1）西汉初期的边境状况与黄老之术盛行

正所谓汉承秦制，汉代是秦代之后的又一大一统王朝，可以现成地享有秦朝打下的许多基业，不过同样地，也要继承秦帝国面临的所有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来自匈奴人的威胁。

虽然秦朝大将蒙恬曾率大军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使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过秦论》）。

但由于秦末楚汉之争带来连年的战乱，中原各势力都专注于权力纷争，中央集权势微而根本无暇也无法顾及边防之事，地方割据势力迅速膨胀，北方匈奴正是在此背景下迅速发展并进入强盛时期。西汉初年，贪婪野蛮的匈奴严重地威胁着西汉的政权统治。

秦汉以后，中国历史进入统一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时代，西汉统一天下以后，统治者吸取秦朝横征暴敛之下二世而亡的教训，认识到严苛峻法与轻罪重罚的弊端。

加之开国之初国家民生凋敝，满目疮痍，广大人民群众亟需和平安定，休养生息的现状，促使他们寻求一种宽松稳妥的治国方略与政策，以恢复、改善国家破败纷乱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与汉初统治者的迫切需求不谋而合，于是汉初整个国家以黄老之学为施政之道，修养生息，复苏民力。

（2）特殊时局下的优容政策

在黄老之术的指导下，汉初在处理边防关系的问题上一直采用以静制动，以守为攻的策略，对势力强大的北匈与南越诸国采取了长期的优容政策。

对面南侵的匈奴，汉朝不敢也不愿与之交锋，选择通过割地、和亲的方式换来了近70年代休养生息，因此，以静制动、以守为攻可以说是汉初边防战略思想的核心。

2、独尊儒术政策下的边防思想

（1）倡导和平的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汉初黄老政治与民生息等政策的实施，使当时国家的经济迅速得到发展与复苏，至汉武帝时，才有了司马迁在《史记·律书》所称赞的“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经济状况，这恰为儒学思想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西汉武帝时国力强盛，但国家仍旧危机四伏，边境势力时常骚扰来犯，威胁着西汉的稳定。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统治者需要选择一种更加有为的政治思想以取代之前的黄老之学。

此时，经董仲舒改良后的新儒学思想适应了当时统治的需要，并受到汉武帝的极大推崇，成为汉朝乃至后代的正统思想，儒家文化也成为了汉朝边防思想的渊源与原则。

（2）天下一统观念与羁縻政策

汉代的治边观是建立在儒家“天下一统” 观念之上的。儒家思想以“仁”作为最高思想，强调天下一统，认为华夏文明居于天下之中枢，具有核心地位，在对外战略上强调“以和为贵”的内涵，恪守“柔道行之”的准则。

大一统观念在治边方略上的具体体现就是怀柔远人、羁縻政策的盛行。《汉书·匈奴传下》云：“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所谓羁縻政策，有两个方面内涵，即一方面要“羁”——用强有力的军事手段对蛮夷以控制，另一方面还要“縻”，也就是要以经济和物质礼仪给予抚慰。

羁縻之策不同于其他的战略思想，其中带有笼络、怀柔的意味。因此武帝时期，汉朝的边防战略以招抚为主，打击为辅，也即通过所谓“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汉书》）的政策来稳固边防统治，保持国家的安宁。

二、马政发展——从消极防御转入主动进攻

汉初深感军事实力不足，故暂时采取了忍辱、退让的政策不与匈奴交锋，多以“和亲”、“互开关市”等方式来换取背景的暂时安宁。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至汉武帝即位时起，国家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已不可同日而语，为其边防战略思想的转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大力养马，建设强大骑兵

事实证明，仅以黄老之术与无为而治的施政方针是难以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的，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在雄厚实力的支持下出师征战，压制边境的反抗势力，尤其是开始积极进行反击匈奴的准备活动。

通过与匈奴多次的交锋经验，使汉朝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匈奴作为生活在草原上的强大游牧民族，在骑马射箭方面存在天然的优势，要想抵御匈奴的侵袭，就必须大力发展养马业，以期与之强大的骑兵力量相抗衡。

为此，从汉初开始，统治阶级就开始积极筹集资金发展养马业，到武帝时，已经有了相当健全的马政管理机构，在边郡设有“牧苑三十六所，以郎为苑监，分养马三十万匹。”（《景帝纪》）。

不仅汉代政府不仅广设养马机构，还大力提倡，积极鼓励百姓养马，在统治者对养马行业的重视，使当时的养马业呈现出蓬勃态势，也为骑兵数量的增加创造了良性环境。

2、军备充足，主动出击

在充足的战备马匹的支撑下，使得以骑兵作为战斗主体的军制成为了可能，促进了西汉骑兵力量的发展。

加之当时武器锻造水平较之前已有了质的提升，帮助汉军在面对匈奴人时掌握主动权，才有霍去病在多次的反击匈奴中，立下封狼居胥的辉煌战绩，还帮助汉朝收复了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与河套地区。

经此大战，匈奴残余势力远遁，自此漠南无王庭，匈奴对汉朝的威胁基本解除。

三、东汉——恩威并用，御强击弱

经历过西汉末年的战乱，东汉时期，北部边疆形势再次紧张起来，北匈奴不断内侵、鲜卑频繁入塞劫掠、乌恒等游牧民族争相竞起、西羌暴动屡禁不止，对国家的军事安全与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如何有效治理多民族地区复杂的边疆关系，成为东汉王朝处理边防矛盾冲突的首要问题。

1、从“守中弃边”到“守中治边”

受儒家仁义道德学说的影响，起初，东汉中央官员在对待边疆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大多是弃地或羁縻等消极御边的思想。

建武年间，光武帝以“天下初定，国内空虚”为由，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先要治理好内地各郡县的秩序，才能安排力量管理边疆事宜，因此便把国内经济的恢复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巩固放在首位，以“柔道”治国，对外趋向保守，减轻甚至放弃了对西北边疆的控制。

但弃地与羁縻的决策根本无法应对复杂的边疆形势，不仅无法换取东汉王朝的国家安全与政权稳定，甚至还严重影响到了经济秩序，使国家与人民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永平年间，汉明帝的边防战略思想发生了改变，确定了“守中治边”的战略思想，将治理边疆与治理内地郡县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开始加强对各边防地区的控制，对东汉王朝政权的巩固与加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积极备战，以夷攻夷

东汉和帝即位之后，天下无事、政治清平，社会经济也大为恢复，加上匈奴的力量已疲于与周边力量的纷争纠缠，为东汉边防政策的转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以夷攻夷”策略的实施北拒匈奴，为后来西开西域，南收南越、西南诸国的局面创造了基础。

所谓以夷伐夷是指王朝利用降服的外族各种力量进攻另一民族，以达到坐收渔利的目的，具体表现就是在战争中常用“夷兵”及笼络鲜卑助击北匈奴。

东汉政府用金钱与丰厚利益诱使鲜卑攻击北匈奴，“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可见仅仅一年，东汉赏赐鲜卑就达到了两亿七千万两。在鲜卑的助力下，东汉抓住匈奴遭受自然灾害，内部分裂的时机，联合其他北方少数民族，给北匈奴政权以沉重一击。

四、结语

任何一种关系都是在动态中的平衡，对于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而言，这种平衡既可能是和平，也可能是战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往往会受制于多方因素的影响，汉朝自不例外。

西汉的边防思想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的思想内涵，对于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安定与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秉持着这种开放包容、珍爱和平，不会主动进行侵略扩张，但有着对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决心。

汉朝才能在复杂多变的边境局势中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建立旷世武功，创造出一个大一统的千古盛世王朝。

参考文献：

《汉书》

《后汉书》

《匈奴传》

《景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