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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成都市陶行知研究会微信公号每周二周四推出【读陶行知】栏目，让学习陶行知从象牙塔、书呆子的学习方法化成实际学习、运用学习，让我们一起品读在这个时代的学陶笔记。

策划 | 姚文忠 李清 邱滋培

编辑 | 张競之

陶行知的“书呆子莫来馆”对当代图书馆建设的启示

王军

四川大学出版社社长

成都市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

人类创造的思想、文化、科学知识等非物质财富，都以书籍形式加以保存，进行传播，并传之后世。书籍对于现代人类的发展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与重要价值。

在历史上，有识之士欲振兴国家，首选是通过办教育、兴读书这样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现代伟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心怀教育救国理想，大力倡导并亲身实践平民教育。1927年，他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并设立校图书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功勋卓著。其图书馆建设思想与读书观，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今，依然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陶行知将图书馆建设分为三个时期：藏书期、看书期、用书期。这三个时期因循相随，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要提高公民素质，需要通过读书来实现。要使人有书可读，那必须先要有藏书。藏书的目的不是摆设，不是附庸风雅，而是要看书。看书的目的，主要不是消闲，不是卖弄，而是要应用。

近百多年来，在中国的各地学校、社会广泛设立图书馆，不断增加藏书量，力使人们有书可读，将陶行知先生所说的图书馆建设第一步藏书之事做得较好。但是，第二步的看书与第三步的用书，还有努力空间。与以色列、日本、法国、韩国等爱读书国家相比，国人在读书方面差距还是很大。一方面，从读书人数占比来看，我国爱读书者较少。2018年，我国成年人阅读调查显示，只有2.1%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6.3%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比较多，有37.8%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一般，41.5%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另一方面，从读书的量上来看，中国人年均读书数量在全球排名比较靠后。2018年的读书调查，中国成年人年人均阅读量为3.12本，若以全民来算，人均年读书量只有1本左右。而以色列人均年读书量为60本，日本人年均读书量为40本，法国人均年读书量为20本。很明显，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人的读书量非常少。相应地，中国人的读书时间也偏少，人均每天读书只有20.38分钟。

历史与现实都表明：从书中获得知识与智慧，是使人自身获得成长与发展的最重要路径，也是捷径之一，也是使国家走向富强、使社会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因此，在1927年，中国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之时，陶行知先生大力倡导读书。在今天，尽管中国获得了较大发展，但若要获得进一步的迈进，则要更加重视国民的知识与智慧增长。

从陶行知先生的图书馆建设主张上看，读书是手段，用书才是目的。科学、合理、有效地使用从书中所学到的知识与学问，用于个人修养，用于社会改造，用于科研创造，用于国家建设，才是真正地发挥了书的价值。

在现实中，无论是百年前陶行知所处的时代，还是今年我们所处的时代，在用书方面，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因为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人有很多——陶行知先生将这部分人称为“书呆子”，他非常反对，公开宣布将拒绝书呆子到他设立的图书馆，并将图书馆取名为“书呆子莫来馆”。

书呆子为什么会让陶行知先生特别反对呢？因为书呆子读书，既浪费了书，又耽误了自己，还对社会没多大价值，殊不可取。

书呆子有几种类型：尽信书的盲从型；囫囵食枣的生吞型；优劣不分的粗放型；教条僵化的机械型；只学不用的浪费型。这几种读书人，都是不会用书的书呆子典型。

不会用书，就是不能学以致用，而是盲用、套用、滥用、偏用、或不用，这对于自己，对于他人，对于社会，都是不利的。

在我们今天社会发展新时期，图书馆建设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还是陶行知先生当年所指出的三点：

一是藏书。在藏书问题上，一方面要增加藏书数量，使馆藏图书更具广泛性，以满足各种读者的学习需求，另一方面要提高藏书质量，以使读者能从中获取智慧营养更多。

二是看书。现代社会，人们受到的各方面诱惑纷繁复杂，除了物质方面的羁绊之外，还有诸多的浅俗视听材料充斥，社会浮躁之风比较浓厚，看书的氛围不够。因此，如何引导、引领更多的人读书，在今天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三是用书。在用书方面，一是要将所学用在所需上面，二是不能盲从盲信，不能机械套用，要把握书的精髓，恰当地、合理地用，还要有在所学的基础上有创新、有创造。

陶行知先生的图书馆建设思想，不仅在其所处的时代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在今天依然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我来说，从少年时代的尽信书阅读模式向青年时代独立思考阅读模式转型，受陶行知的读书观影响，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

愿更多的读书人从书呆子模式中走出，成为学以致用的先进读书人。

《陶行知与【书呆子莫来馆】》

作者：杨烈锐 孙启冼（新格林学校学生）

指导老师：王忠奇（新格林学校教师）

故事：

陶行知与“书呆子莫来馆”

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办晓庄师范时，设立了一个校图书馆，并且发表了关于如何办图书馆的主张，其言至今对我们有教育意义。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于1929年1月28日至2月1日在南京举行。在开幕典礼上，陶知行先生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代表发表演说。演说辞如下：

“今日各省皆有代表，知行以会员资格出席，极为愉快。图书馆事业之进步可分为三时期。一为藏书时期，即搜罗与庋藏;二为看书时期，三为用书时期，即书为人所用，万非人为书所役，此时期实为图书馆的新纪元。治外交者，不可不用外交书籍，从事攻治者不可不用政治书籍;作工者不可不用做工之书籍:做农者不可不用做农之书籍。世上有两种人生活权无意义，一为读书而不做事，一为做事而不读书。此两种人之生活各有所偏，均属毫无意义。敞校(指晓庄师范)现在造一小规模的图书馆，其名似嫌太长，名为“书呆子莫来馆”。盖专为用书而设，非为书呆子而设也。余常谓酒迷，色迷，财迷，与书迷实同一意义。酒这为酒所速，色迷为色所迷，财途为财所迷，而书运亦同样为书所速。换言之，即为书所役。图书馆之设置，对此点须特别注意，不然即夫去图书馆的真意义矣。”

他后来又说：“中国有三种呆子：书呆子、工呆子、钱呆子。书呆子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工呆子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钱呆子是赚死钱，死赚钱，赚钱死。对于书呆子我是劝他们少读点书，多干点有意义的事，免得呆头呆脑。”

1930年，国民党政府以“勾结叛逆，图谋不轨”为借口取缔了晓庄师范，书呆子莫来馆也就不复存在了。

综合自——《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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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 《给老师和家长的建议——陶行知教育小故事》 成都市陶行知研究会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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