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0月，日本内阁新上任的寺内正毅想通过一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真空期”，排挤其他国家在中国的势力，为此寺内内阁确定了给北洋政府发放贷款，并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政策，以达到其可告人的目的。

本文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西原借款”的来龙去脉和实质。

一战前后日本经济的腾飞以及大量资本的剩余及其出路的寻找是日本得以对华借款的关键。一战期间，日本远离欧洲主战场，并趁此良机发展本国经济，一方面他们与交战国大做军火生意，成为军需物资的重要供应地；另一方面，他们积极把本国其它商品推向国际市场，使得日本对外贸易收入显著增长。

据历史记载，从1914 年9月到1918年4月，日本贸易顺差已经达到11亿7千万日元。另外，日本还成功地实现了由战前债务国向战后债权国的转变，国内市场出现相对的投资饱和大量企业和民间资本急需向外发展寻找投资机会。

而此时的中国由于军阀割据，中日双方正好都有借贷需求，所以在寺内正毅的授意下，西原龟三多次来华与段祺瑞政府的代表曹汝霖签订了一系列借款合同（部分内容如下）：

除了西原龟三经手的借款之外，日本还通过其他途径向中国发放借款。这些借款以日本国家财政资金为后盾，但表面上却由日本国内当时的兴业、台湾、朝鲜三家银行委托中华汇业银行出面进行。当然，其主要原因“都是为了避免列强的注意”。根据当时借贷合同规定，每笔借款都须用途明确，专款专用。

现在我们就上图统计表做进一步说明：

1.交通银行二次借款。第一笔于1917年1月20日签订，金额为500万日元，期限三年，年厘七厘五，以陇秦豫海铁路借款债券及中国政府对于交通银行债务证书做担保。第二笔于同年9月28日签订，金额为2000万日元，期限和利率与第一笔借款相同，担保物件国债券。

2.铁路借款。共有五次，即1917年10月12日的吉长铁路借款。1918年2月12日的四郑铁路借款。1916年6月28日的吉会（吉林省城至会宁）铁路借款。1918年9月28日的满蒙四铁路借款。1918年9月28日的济顺（济南至顺德）高徐（高密至徐州）铁路借款，总额为6000万日元。日本也由此实现了对上述铁路的控制。

3.电信借款。1918年2月21日的无线电台借款，金额为2000万日元，抵押为全国有线电报之一切财产。这样就使中国的所有电讯事业完全为日本所垄断。

4.矿业森林借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1918年8月2日的吉林、黑龙江两省金矿及森林款， 金额为3000万日元，条件是以吉、黑两省金矿和国有森林及其全部收入为担保。同时，北京政府还承诺聘用日人担任采金局和森林局的技师，参与两局的事务。

5.军事借款。其中最重要的为：1917年11月15日的第一次军械借款，金额为2000万日元。此后1918年7月31日的第二次军械借款，金额为2242万日元（这两笔借款由日本泰平公司对北京政府陆军部提供大批军械以代替现金）。1918年9月28日的所谓“参战借款”，金额为2000万日元，年厘七厘，专为编练参战军及参战所需各费用开支之用。

由此可见从1916年10月至1918年9月，仅仅两年的时间，日本资本集团在中国从事的借款活动，涉及范围之广，金额之大，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不仅明显地显示了列强之间在华力量的消长，同时进一步暴露了日本侵略者乘机图谋独占中国的狂妄野心。

日本政府利用这些借款在华掠夺了有关政治、军事、经济、交通 电讯等方面的大量特权。日后寺内在去职后也不无炫耀地说：“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中国之利权，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但是，由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治、经济混乱，社会动荡，借款的实际去向往往并不明确。而段祺瑞的个人决断对于西原借款的实际去向又起了决定性作用。1917年7月，段祺瑞第二次组阁，但滇、桂两系军阀在西南拥兵自立，公然对抗以皖系军阀为支柱的北京政府，这是段祺瑞万万不能容忍的。所以在财源万分紧张的情况下，段祺瑞依然把西原借款挪做了内战军费。

那么，日本方面明知段祺瑞挪用军费却又为何视而不见呢？这是因为西原在中国的统一问题上主张依靠皖系实行武力统一，他是段祺瑞打内战的积极拥护者，是段祺瑞的日方后台老板。西原龟三的态度正是日本政府的态度。虽然西原在寺内内阁中并不担任政府要职，但他作为寺内的智囊人物对寺内内阁对华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贯彻都有重要影响。这也能迫使段祺瑞进一步向日本靠拢，二是通过军事贷款试图帮助段祺瑞“统一”中国，进一步扩大日本在华利益。这就是寺内政府的险恶意图！

特别要说明的是在1918年9月28日寺内内阁倒台的前一天，与北洋政府签订的三笔借款：满蒙四铁路借款、山东二铁路借款和参战借款，总计6000万日元。试想，一届政府的结束绝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发事件，此前必有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但归根结底就是要通过经济扶持出一个代理人，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

结果等到北洋政府要还款的时候，除了1920年日元与黄金汇率低时已还的500万日元外，陷入内战的北洋政府根本无力偿还，而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的担保品又无法处分。如此一来实际上北洋政府只还了日本不到500万日元，其余1. 4亿多日元则不了了之，这便是西原借款的表面结果。

日本人所犯的致命错误根源在于，在对华经济货款之后，由于贪婪于中国的政治“统一”，不能严格按合同办事，对货款用于经济或政治、军事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样的结果也使得寺内内阁倒台，原敬组织新的内阁后调整了对中国皖系军阀全力支持的政策。失去了日本靠山后的段祺瑞众叛亲离，再也无力扩大内战，被迫下野。而北洋政府把大笔金钱用于内战，不能光以金钱来衡量，而是通过战争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严重损害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因此，再多的借款也只能造成更大的伤害。

当然，对于战后经济高度发展的日本来说，1. 4亿的损失并不是一个大数目。事实上，在看到了中国存在“统一”的可能性并认为有利可图，因此默许了段祺瑞把经济借款大规模挪用于政治、军事方面。所以日本并非心甘情愿蒙受这样的经济损失。很显然，能够付出这样的代价是为了换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只是他们在此次“西原借款”上栽了一个跟头而已。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马关条约中国一共要向日本支付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折合日元3.4亿，而西原借款一共借贷给中国大约1.45亿日元，差不多相当于甲午赔款的一半少一点。这些钱看似通过西原借款回归了中国，但却让中国彻底陷入军阀混战，这显然是日本当年包藏祸心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