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敬忠，社会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没有小农的世界会更好吗？

《新小农阶级（修订版）》译者序

不知世界上是否还有其他像中国社会这样如此鄙视小农和决心消灭小农的，即使在研究农业与农村的大学和研究所，人们也会用“小农思维”来指代那些所谓狭隘、不灵活、不开放、没有希望和前途的想法。 个中缘由非常复杂，包括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或许不容小觑。我们社会里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略知一二，中学生和大学生学习得较多，而官员们学习和掌握得就更多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将农村视为“穷乡僻壤”，将小农生活的地区定位为“野蛮国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小农农业是在小块土地上生产，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不容许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不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而想巩固这种条件。因此，小农生产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

在范德普勒格看来，小农生产方式中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所鄙夷的方面，很多正是其优越的精髓。

按照范德普勒格的定义，小农农业模式通常以生态资本的持久利用为基础，旨在保护和改善农民生计。小农农业往往以其多功能性为显著特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通常来自家庭内部，或者通过互惠关系组织调用农村社区成员，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家庭所有。生产的目的是服务市场以及满足家庭与农场再生产的需要。小农会通过采取诸多精明的策略，使其农业活动远离那些市场。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一家一户所从事的农业生产，就是典型的小农农业模式。作者对小农农业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小农的生活方式、骄傲与自豪感、劳动与就业、精耕细作、协同生产、自我控制的资源库、资源的高效利用、互惠关系、自主性、内源性与地方性、多样性与多功能性、附加值的创造、匠人工艺与新奇事物、市场远距化与部分商品化策略、对生物生命的尊重以及劳动过程中的抗争等方面。

小农始终会带着热情、奉献精神坚持不懈地投身于农业生产之中。即使是在荷兰这样似乎只有经济理性才得到认可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大多数农民仍然郑重地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称为自己的“爱好”。小农农业关涉到主体性，强调与自然一同工作、相对独立和匠人工艺所产生的价值与满足感，以及人们对他们构建成果的骄傲与自豪，体现了人们对自身力量和洞见充满信心。

正如荷兰奶农莫妮克·范德拉恩所言：“身为农民，我拥有自由，我安排自己的工作和时间。我们在户外劳动，在劳动中有很多身心上的选择与变化。我们与自然和动物结伴。我们每天都面对着指涉生命的价值。我们为我们的牲畜、产品而自豪：它们是新鲜的、美味的。”

在小农农业中，劳动成了关键因素，小农将劳动置于舞台的中心，将劳动与自我控制的且部分自我调配的资源联结在一起，也与前途和未来联结在一起。例如，在秘鲁的卡塔考斯，小农社区的共享价值之一就是“认同劳动是获得财富的唯一途径”。

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然而，在现代化席卷全球的过程中，劳动被严重削弱了；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无数身强体壮的劳动力和经过正规教育的青年学生，在强大的资本面前沦为了“废弃的生命”。值此之际，重拾劳动的价值尤为重要。

小农农业中的劳动中心性正与就业密切联系在一起，小农农业模式比其他农业模式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科林·图哲呼吁道：“我们需要再一次将农业视为一个主要雇主，认识到雇用劳动力是农业活动的首要功能之一，这一功能仅次于生产优质食物和维护景观。然而，现代政策的设计却是特意要将农业劳动力一再削减，少到不能再少。”

小农倚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协同生产。自然被用来创建和壮大一种资源库，这种资源库又通过劳动、知识、网络、市场准入等得到补充。在实践中，资源库的扩展和巩固被视为一种财富遗产，它蕴含着骄傲和自豪。小农通过对农业生产季节历进行缜密的规划，使得所有相关的活动都能够互相协调、配合，并且与作物的生长周期相适应。

小农农业往往表面上看起来略显混乱，但其背后深藏着严密的逻辑，在仔细观察下会发现非常高的效率和计划周详的秩序。正如学者指出的，“作物并不是乱种的，而是按照合适的距离被安排在一小堆土壤上，当下雨的时候，既不会形成涝灾，也不会冲刷表面而洗掉表层土壤”。因此，在对小农农业发表意见之前要特别谨慎，不能从本能的保守主义出发，称小农为傻瓜。

在小农农业中，农民的算账方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理性所能理解的。例如，当农民用从别处挣来的钱购买种子、化肥等物品的时候，这些物品的的确确是“付了钱的”。它们作为商品被购买，但是之后它们则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农场生产过程，不再需要按照交换价值对它们进行严格的估价。这些资源特殊的社会历史性赋予了小农足够的自由，这样他们就可以按自己认为的最佳方式来使用这些资源。

可利用资源的价值正是在农业活动中体现出来的，长期来看，它们可以被转换为老一辈人手中的养老金和年轻一辈从事农业活动的扎实起点。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社会规范的，并且有制度化根基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与资本转换为利润，利润又作为资本进行再投资以获得更多利润的转换极为不同。但是，这种转换过程并没有因为这一不同而显得没有意义。恰恰相反，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是它激活了农业活动。

小农还利用匠人工艺创造各种新奇事物。小农的匠人工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门无字的语言，是无法以精准、明确和量化的概念来表达的知识。只有经过长期的学徒生涯、训练和经验的积累才能掌握这门技术。

在知识的门类中，它显然是一种经验性或者实践性的知识，类似罗伯特·钱伯斯所言的乡土知识和詹姆斯·C.斯科特提出的米提斯。利用匠人工艺，小农创造各种新奇事物。这些新奇事物可以是新的实践、新的制品或者仅仅是改变一个特定情境或任务的定义，但却代表着对现有规则的偏离。

小农农业模式代表着一种对市场约定俗成的远距化，这是小农保持自主性的重要策略。小农在组织自己与市场的具体关系时所遵循的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灵活性、可移动性和自由性。这种对外部关系的组织和安排是为了保证能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收缩或扩张，避免对生产要素市场的依附，即尽可能避免陷入外部控制之中。

正是因为这一策略，小农避免了马克思的误判，即“只要死一头母牛，小农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市场远距化不仅限于第三世界的小农，欧洲的农民大多也只是部分地融入市场。甚至，第三世界的小农很可能比欧洲的农民更“充分地融入”市场，而这种高度的“融入”带来的是高度的市场依赖性，这也恰恰是这些第三世界小农的主要问题。

因此，与中心国家的农业系统相比，边陲国家的农业系统总体上更加处于依附地位，商品化程度更高，更加立基于“彻底的商品流通”之上。这一结果正是由“自由市场”发起的，是无数专家学者的“科学”建议，其实质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小农制度的蓄意破坏，不仅造成了更多的“废弃的生命”，也严重威胁着世界范围内的食品安全。

小农农业充满了对生物生命的尊重。在小农逻辑中，“好的产出”处于核心地位并具有重要意义，它指的是每个劳动对象的产量，而且产出要高且可持续；但是就像小农所说的一样，他们不会用“强制”的方式达到目的，而是在以“精心照料”或“匠人工艺”为特征的框架中尽可能实现高产出。

因此，在小农农业中，一些内部指标起着规范作用，例如，根据一头牛的生长过程和日常表现来确定最合适的饲料配给量。人们必须精心照料牲畜、作物和大地，如果精心劳作，每个劳动对象的产出就会提高。正如古德曼等指出的，小农模型的根基来自这样一个观念——地育万物，量力而出，农民通过劳动“帮助”土地孕育物产。

本书还深化了小农抗争的内涵，拓展了小农抗争的外延。范德普勒格指出，为自主性而进行的斗争呈现出多种形式，不同形式之间往往相互联系。它可以通过传统的“农民战争”，也可以借助较为隐蔽的“弱者的武器”，但是，更常见的、几乎从不间断的情形是，这种斗争出现在田野、谷仓和马厩里，体现在牲畜繁育、作物选种、灌溉活动和劳动投入的各种决策中，可以说无处不在。

小农要对生产过程增加控制、进行改善，要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对生产过程加以调整并从中获得更好的收益，这些目标的实现往往伴随着漫长而艰苦的斗争过程。其中，劳动过程是小农进行社会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竞技场，如为改善现有资源、进行细微调试而付出的顽强努力，这些努力会带来更富足的生活、更可观的收入和更光明的前景。

因此，抵抗发生在大量异质的且日益相互关联的实践中，存在于制造“优质肥料”、繁育“良种母牛”、建造“美丽农场”的方式中。小农正是通过这些实践构建出了自身的独特差异性。另外，当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结被食品帝国中断时，小农会通过直销、农民市场、新的农业食品链的创造等途径去积极探索、建立新的联结。这样的抗争表明，既然食品帝国趋向于把一部分小农变成多余的部分，新的小农也必将开始把自身重新定位为权利不容忽视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