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发生后，1971年9月24日，他被隔离审查，被关在卫戍区部队驻通县的一个团的营房隔离点内。
在隔离点，他住在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房子原是个马厩，顶棚很低，窗户很小，白天光线阴暗，阳光、新鲜空气进不来。房子里有一张硬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木椅，一个痰盂，一把暖壶，还有一些被褥，其他没有了。住进来后，他整天长吁短叹：“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几天前我还是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转眼间，一落千丈，从高峰跌入深谷。呜呼！悲哉！痛哉！”
李作鹏住的小房子门口有八位看守人员，他们轮班看管，负责李作鹏的“衣食住行”。
他对这里的生活状况很不满意，尤其是在吃的方面。他是开国中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生活待遇方面是比较优厚的。但是，自从进了隔离点，一切都变了。
在饮食方面，李作鹏的生活待遇按普通战士标准。早餐是玉米面粥，馒头，咸菜；中午吃米饭；晚饭是面食。隔离点这个团的战士多是湖南、湖北人，喜欢吃辣、喜欢咸，炊事班做的饭菜又咸又辣。李作鹏以前得了痔疮，不敢多吃辣，吃了几天辣饭后，旧病复发，脱肛便血。
有一天，管理人员送饭来，李作鹏见饭菜还是一如既往的简单，于是大发雷霆，一下子就把饭桌掀翻了，饭菜碗筷落在地上，支离破碎。李作鹏冲着管理人员大吼：“伙食太差了。我要吃肉！我不吃辣的。”
管理人员说：“这里就是这样的伙食，要别的没有。”
李作鹏也火了，大声说：“给我吃什么，是你们的权利。但我绝不吃！这是我的权利。”
他经常不吃饭，来表达心中的不满情绪。
李作鹏被隔离审查两个月后，他决定给总理写信，向他报告自己所处的情况。
在信中，李作鹏提出了几个请求：
第一、请求尽快把问题查清，做出适当的结论；
第二、请求放宽政策，让读书学习；
第三、请求改善住房条件；
第五、请求放宽人身限制。
关于伙食方面，李作鹏在信中写道：“这里伙食太差，菜饭的花样变化不多。因为伙食不好，想吃肉，我也发过脾气，把饭菜倒了不吃。因此。我的体重下降不少。我盼望尽快结束这种状况。请求改善现在的生活条件。”
总理收到信后，批准了他的请求，并立即作出了相应的批示。主席得知情况后，也有指示：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条件吃好。
有了批示，李作鹏的生活条件有了重大变化。
第一，住房面积扩大一倍，约有16平方米。
第三，可以自由在庭院内散步，什么时候都可以。
第四，每月可以供给烟、茶、水果、牛奶。
第五，可以自由看书写字。
第六，保持原来在北京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的医疗关系。由两个医院组织联合治疗小组，对他进行身体全面检查。
生活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李作鹏对此比较满意，他说：“我十几岁参加了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参加了粉碎敌人各次围剿，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参加了消灭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因此，我有资格吃好，我问心无愧。”
李作鹏在隔离点住了五年。1976年12月29日，卫戍区部队奉命将他押往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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