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来天地皆同力，在中国的历史上，无人会质疑邓小平同志的伟大，顺应历史潮流，借助时运力量，推动国家发展。

邓小平同志将一生奉献给国家与人民，经70余年坎坷浮沉，历三起三落政治人生，当年的中国，因小平同志的伟大策略而腾飞；今日的中国，依小平同志的路线而前行。

忆峥嵘岁月 正道沧桑

邓小平同志，190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的一个破落地主之家，原名邓先圣。

“先圣”一词，特指周、孔二宗师，所以当5岁的邓先圣第一次进入私塾读书时，教书老先生便为他改了名，称“邓希贤”，既体现了对他将来成为贤人的希冀，又不冲撞周、孔二圣人。

家庭环境并不很好的邓希贤在1919年选择勤工俭学去到了重庆读书，并于1920年开启了留洋之行。

邓先贤第一次踏出国门到达的国家是法国，留法并没有特别顺利，因为交不起学费，年仅17岁的他先后进入到法国施奈德钢铁总厂当过轧钢工，也进入过香布朗工厂、哈金森橡胶厂做过工人。

他于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开启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在革命前期，还曾抵达俄罗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七班学习。

并于1927年从苏联回国，正式在中国开展革命，因国共第一次合作关系破裂，国共关系紧张，为保护家人，邓希贤改名邓小平。

邓小平同志属于年少成名的类型，留过洋的他接受了最先进的思想，在回国后就担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

在广西领导过起义；在江西根据地担任过宣传部长，又跟随大部队进行了长征，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任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参与指挥过百团大战；1945年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领导指挥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

1948年，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指挥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55万人；1949年参与指挥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等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重要战役中，很难不看到邓小平同志的身影。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率军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等地，领导建设西南地区的土改，恢复了西南地区的生产建设发展，后又回到北京任军委常务委员，并多次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苏联参会。

邓小平同志在野可指挥千军万马，在党能高屋建瓴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国家的探索和发展上殚精竭虑、成效斐然。

风雨来袭 新时代乘风破浪来

丛中笑百花，岁月忆风华。

1966年，“特殊时期”的浪潮席卷全国，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苏区一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在下放劳动期间，不忘初心，一直在为党和国家做工作，他不停给组织写信以表达对国家的热爱与牵挂。

“特殊时期”，在艰难的岁月中，邓小平开始系统地阐述毛泽东理论，并逐步整顿“特殊时期”引起的混乱局面。

1976年“特殊时期”结束，邓小平同志于1977年7月恢复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而真正实现邓小平同志宏愿蓝图也正是从1977年开始的。

1977年，邓小平同志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首先提出需准确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党和国家的工作，尊重人才与知识，恢复高考。

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用科技的武器拨乱反正，同时紧抓科学、教育、四化来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时势造英雄，在国家乱局中，邓小平同志作为总架构师，一针见血、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是经济的发展。

中国刚经历曲折的十年，想突破镣铐推动发展，迈出的第一步极其慎重也极其艰难，“改革开放”则是邓小平同志为我国指出的觉醒之路。

“改革开放”的第一步要改革的是“四人团伙”与“特殊时期”遗留的僵化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需要打破领导禁令，不惟领导是从，而是从实际出发，团结一致，让人民的思想再次活跃起来。

他直指新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务之急是让人民过上“不贫不富的日子”，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坚定不移地实施“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在提出“改革开放”路线之初，邓小平同志曾遭受了各方的谩骂，他既不阻碍言论的产生，也不惩罚言论的发酵，只一心一意扑在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履上。

改革开放的第一站也是最重要的一站就是美国，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抵达华盛顿。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作为1979年第1期的封面人物，大放异彩，也是这一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邓小平同志的见识极广，除了美国，他走过欧洲、苏联、日本等国，对世界格局有着深刻的认识，在国家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节奏清晰，步履坚定。

喜看今日路 胜读百年书

邓小平同志的一生，都与“改革开放”相关联，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主张兴办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上海这颗东方明珠，作为桥头堡，与邓小平的缘分就因此而展开。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中，上海不仅是传统工业基地，而且是长江流域及长三角区域发展的龙头城市，在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及历史沉淀上优势显然，同时，上海的国际交往能力很强，也作为向世界展现中国建设的窗口城市而存在。

1980年，为保证党和国家的稳定建设，邓小平同志选择了主动退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却并没有从建设国家的阵营中退下来。

但他一直积极推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他认为，抓浦东开发就是抓住了20世纪机遇的尾巴，并要求在开发上海浦东时“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在邓小平同志的积极嘱咐之下，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势如破竹，与深圳辐射香港，珠海辐射澳门，厦门辐射台湾不同，浦东的开发更具有使命感，是辐射世界的。

浦东的开发在人才选择上更加世界化；在政策上，实施“政企合一”；在体制上，确定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体，不仅打破了国际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封锁，也使中国通过浦东这座城市突围而出，走向世界。

1988年，南浦大桥开建，作为连接黄浦区与浦东新区的过江通道，南浦大桥的建设体现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力量。

1990年，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区正式设立，1991年2月，已退休多年的邓老“南巡”，回到上海。

他坚持要在阴冷的寒风中看一看南浦大桥，站在即将合龙的南浦大桥前留下了珍贵的“游客照”，亲自为桥题下“南浦大桥”四字，并吟唱出他一生唯一的诗句——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

短短十年，上海浦东作为中国的一大经济金融中心站到了世界面前，也正印证了他当时吟咏的诗句。

而他却并不认为这是什么诗句，于邓老而言，这只是普普通通的内心的话；但于中国而言，这也是他用一生亲自为祖国写下的篇章。

“百年之书”的此书非彼书，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百年间，经历的风雨与实践。

这书的内涵极为广阔，在世界范围内，它包含着前南斯拉夫的“书”中内涵，也包含着列宁、斯大林等人对“书”之践行；而马克思主义自清朝末年间进入中国以来，也包含着孙中山、毛主席等革命人士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的“书”的奥义。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曲折成长，也经历了辉煌重生，中国人民正在从这“百年之书”中领悟出自己的今日之路。

邓老口中的“今日路”，不仅仅是他脚下的路，更指的是中国的“未来之路”，正是他根据历史经验和教训，立足于现有事实开创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之路。

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脱书本主义与教条主义，找到了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也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的大革命。

文/林伯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