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振聋发聩的号角声清末民初响起时，国家的兴亡便不再仅仅是皇族的事情，而是每个百姓身上都要承担起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即使是男尊女卑，却有也有无数巾帼英雄冲破封建传统的枷锁，用生命和鲜血去寻求救国存亡的道路。
她们所要面临的困境往往比男性都要艰辛，但却都要比男子们更加勇烈，赵一曼便是其中之一。她原名叫李坤泰，出生于1905年，是四川省宜宾县人，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中长大。
但出生并不代表着墨守成规，赵一曼的父亲李鸿绪接受过新思想的教育，思想开明，即使赵一曼为女儿身，李鸿绪还是支持赵一曼读书。1918年，李鸿绪去世，所幸家中还有哥哥姐姐们照料，赵一曼得以继续接受教育。
早在1924年，19岁的赵一曼就在姐夫郑佑之的介绍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两年后，她又考上了宜宾女子中学，并加入了我党，一颗将在未来燎原的星火就是在这样的动荡中冉冉升起。
1927年，赵一曼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她遇到了同样革命意志十分坚定的湖南人陈达邦。两人在工作中产生了感情，在1928年结婚，还有了一个孩子，取名叫宁儿。
此时的赵一曼还是用的“李一超”这个名字，当她在1931年参加抗日行动的时候，为了掩护家人的安全，才化名为赵一曼。这也导致了赵一曼牺牲了十几年后，她的丈夫才知道赵一曼原来就是她的妻子李一超。
赵一曼是在1935年11月被日军俘虏的，当时她为了掩护部队转移已经因伤累晕。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套出情报，对她进行精神施压。赵一曼不仅没有透露一个字，还对看守她的伪军董宪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27岁的董宪勋受到了极大的触动，最终为营救赵一曼选择了牺牲自己。
但遗憾的是赵一曼没能逃出日军的魔爪，日军对曾经逃跑过一次的赵一曼撕破了脸，对其实施了严酷的重刑。但赵一曼不管是坐老虎凳、被灌辣椒水，还是要忍受电刑或是鞭打，都没有让日军得逞。
气急败坏的日军对赵一曼失去了耐心，1936年8月1日，他们将赵一曼绑在车上游行。赵一曼面临死亡的威胁，没有丝毫畏惧，而是大声疾呼，让大家团结起来达到日本帝国主义。最后一刻，赵一曼将写给儿子“宁儿”的遗言交给了行刑的日本军官，英勇就义。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赵一曼最后对孩子的教育。她的宁儿在她丈夫的呵护中长大，只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一名烈士，但却始终没能查到母亲李一超的消息。
还是1955年的时候，经过多方消息确认，陈达邦和宁儿父子俩才确认到他们的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但是“见面”的时候已经两年后了。宁儿将妈妈写给他的这封遗书小心翼翼地抄写了下来，并将“赵一曼”三个字刻在了自己的手臂上，将母亲的教诲铭刻在心。
宁儿在一家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中经历过巨大的磨难，陈达邦和宁儿父子俩双双在动荡中亡故，唯独留下了孙女，名为陈红。陈红生活得平淡且低调，即使是当工人，家里贫困，也从未以英雄之后自居，更从未开口向政府要过一分钱。
她还记得在父亲生前常告诫她的一句话：“记住！奶奶是奶奶，你是你，否则你就是对不起你奶奶。”对此，陈红不敢逾越半分，只知道自己决不能给奶奶脸上抹黑。但是，陈红身为赵一曼的孙女的这个身份，是永远铭刻在生命的印迹中的。
进入21世纪后，一位名叫铃木建三的日本人再三恳请，只想再见赵一曼的后人一面。他曾经对赵一曼施加过酷刑，并执行过对赵一曼的死刑，但当年的一幕幕成为了他的噩梦，他只想在有生之年求得赵一曼后人的原谅，赎清自己的罪过。
铃木建三终于得到和陈红见面的机会后，第一时间就跪了下来，希望陈红能原谅她。陈红没有答应，铃木剑三见陈红生活艰难，再次拿出钱财恳求。陈红冷漠回绝道：“你现在老了想要心灵得到解脱，可我的国仇家恨怎么办？”
陈红明白，日军该道歉的对象应该是赵一曼，而不是她，她固执地说：“我不可能代表已经去世的先辈们做主。”这便是英雄之后，即使陈红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说话也比其他人更有分量，但她并没有被冲昏头脑，坚守着底线。奶奶一辈的过往深深地扎根在她的基因之中，英雄的事迹也应该被每一个中国人铭记下来，不忘国耻，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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