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后，部队开始撤离南昌。南昌地区乃至江西省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急转直下。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南昌地方党组织屡遭破坏，但在中共江西省委的领导下，地方党组织迅速恢复重建并很快投入战斗，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带领南昌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用生命和热血共同铸就了共和国宏伟大厦的基石。

　城市党组织屡遭破坏

南昌起义数天后，中共江西省委大部分成员随起义部队一道撤离南昌。半个月后，撤离的省委成员相继潜回南昌，省委机关秘密恢复工作，继续领导全省各地党组织的活动。1927年9月底，改组后的中共江西省委决定整顿全省各地的党组织。

1927年10月，中共南昌市区委成立。12月，中共南昌市区委改为中共南昌市委，下辖1个学生支部、4个工人支部、7个农村支部，有110名党员。1928年4月，中共南昌市委遭到破坏后改为中共南昌区委，有56名党员。6月，中共江西省委、中共南昌区委遭到国民党江西当局破坏。此后，又恢复中共南昌市委，朱昌炎任市委书记。不久，朱昌炎因叛徒告密被捕，市委被迫停止活动。12月，中共南昌区委重新组建。1929年二三月间，中共南昌区委撤销，南昌市的党组织由省委常委阮啸仙、沈建华、胡子寿等负责。这时，南昌市仅有3个支部、9名党员。5月，中共南昌区委再次组建，曾化全任区委书记，胡子寿负责组织工作，魏子庸负责宣传工作，区委下辖铅印、织袜、混合、机关4个支部。至6月，共有5个支部（3个工人支部及知识分子支部、监狱支部）、40名党员。11月，中共江西省委、中共南昌区委又一次遭到国民党江西当局破坏，南昌区委负责人万洪山、王风山等被捕，南昌区委被迫停止活动。1930年9月，中共赣西南特委人员黎日晖等受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派遣，从赣南来南昌重建中共南昌市委，黎日晖任市委书记。1931年2月，黎日晖调往上海工作。此后，中共南昌市委停止活动。

1931年2月至1938年初，南昌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处于停顿状态，但仍有地下联络站和少数地下党员的零星活动。

近郊党组织建立并被破坏

在中共南昌市（区）委建立和屡遭破坏的同时，绝大多数郊县的党组织也相继建立和遭到破坏。

从1927年10月起，中共南昌近郊特别支部陆续在市郊和南昌县农村建立和发展基层组织。12月，中共江西省委决定恢复和发展南昌市近郊农民支部，井指派省委委员王凤飞兼管南昌近郊的工作。在近郊农村基层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1928年3月在谢埠镇中洲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南昌近郊区委，选出李蹊为区委书记，吴生水为组织委员，魏老妹为宣传委员。同年4月，因李蹊去外地工作，吴生水接任区委书记。此时，中共南昌近郊区委共有6个支部、35名党员；1929年6月，共有10个支部、80名党员；此后，下辖基层组织有梧岗、涂埠、洲上、万桥、院前、板溪、安嵩、铁路下、沙潭、万舍、鲁溪、狮子口、邓家埠、南昌乡村师范14个支部，活动范围在南昌市郊及南昌县农村。中共南昌近郊区委先后由中共江西省委、中共南昌区委领导。1931年10月以后，由于叛徒出卖，中共南昌近郊区委遭到破坏。

1928年上半年，中共新建特别支部成立，下辖2个支部，有6名党员，由中共江西省委领导。

1928年2月，中共安义特别支部在安义县峤岭小坑村成立，帅式仁任书记，帅伟兰负责组织，帅伟浪负责宣传，由中共永修县委领导，此后发展党员20多名。同年11月，中共安义特别支部遭到破坏。

　逆境中的群众运动

经过大革命和南昌起义战斗的洗礼，南昌人民的革命觉悟不断提高。在中共南昌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南昌人民不畏白色恐怖，顽强地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

1928年春节前夕，国民党江西当局在市区钟鼓楼新舞台召开所谓“反共游艺会”，并散发《反共宣传周刊》，组织“反共演讲宣传队”。然而，正当国民党党徒得意忘形之际，南昌人民向国民党省、市党部扔进了炸弹，贴出了“打倒国民党过年”等标语，致使国民党反动当局立即宣布南昌戒严。与此同时，南昌县万舍、冈上、市汊等地的农民也群起而动，与专门同共产党作对的反动武装靖卫团进行搏斗。万舍靖卫团人员全部被俘，10多支枪全部缴械。事件发生后，万舍等地的警察好些天不敢出来站岗，警察吓得隐身匿迹。

这年春节期间，南昌针织工人在洗马池一带闹市区，挨家挨户往商店门内塞传单，铅印工人印刷大量宣传品张贴和散发到市区各个角落。毛家桥、胡家巷、万年巷、刘家巷、松柏巷等处，曾几度贴满“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标语。有时，甚至在敌人的汽车上也出现标语、传单。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和政策。大会指出，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必须用一切力量团结统一无产阶级群众，尽可能地领导群众日常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发展工农群众组织。1928年12月5日，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湖口召开。大会贯彻中共六大精神，结合江西实际作出有关决议。1929年五六月间，中共江西省委分别召开全省工运、农运、兵运等方面负责人会议，研究和部署工作。

　群众运动在曲折中发展壮大

从1929年年初开始，在中共江西省委和中共南昌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南昌群众运动在低潮中曲折地向前发展。

同年3月，南昌电灯厂工人首先开展反对减薪的斗争，迫使资本家恢复原有的工资水平。4月，合群印刷所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进行持续一个月的罢工斗争，资本家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5月，针织业工人在中共党员谢子林等带领下，开展要求增加三成工资、改善工人待遇的斗争，资本家迫于工人的压力，同意谈判，答应提高工人一成工资。9月28日，针织业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迫使资本家与工人签订15条劳资协约，承认市针织业工会有代表全体工友一切利益的权利。这一年，还发生了码头工人反对机房老板另雇包工的斗争，泥木工人和锯木工人要求加薪的斗争，青蓝染业工人反对资本家肆意剥削工人解雇工人的斗争。

近郊和南昌县农民在中共南昌近郊区委的领导下，发动了抗租、抗粮、抗债、抗税的斗争。4月，南昌县新坊洲上农民戴老老抗债被地主魏南方勾结水警队打死。中共洲上支部带领农民同地主展开激烈的斗争，成立戴老老治丧委员会，提出惩凶偿命的要求，并贴出许多标语揭露地主魏南方罪行。在群众强大的压力下，地主魏南方被迫答应负担全部安葬费用，并拿出200块银元给戴老老家属安家，斗争取得了胜利。

与此同时，1928年10月就开始的南昌一中二院学生驱逐反动校长陈颖春的斗争转向深入。陈颖春采取法西斯手段，摧残进步学生。当学生提出“二院独立”的要求时，陈颖春宣布开除贴墙报的学生，拒绝接见请愿学生代表，并以共产党煽动学潮为由，宣布解散二院，停止供给二院学生的伙食费。这激起了学生的更大愤怒。学生成立“驱陈委员会”，前往省政府请愿，并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揭露陈颖春迫害学生的种种罪恶。斗争坚持半年多，终于迫使陈颖春以外出考察为名离校。

1929年12月，南昌进步青年冲破反革命势力重重压制，陆续成立了一批文艺团体，出版了10多种文艺刊物。1930年5月，在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南昌各校进步学生和社会青年成立以开展“普罗（即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为目的的江西文艺工作者联合会，沈默、张扬、雷殷、傅鸣平、袁啸虹等为会员，并通过《行动纲领》。南昌的一些进步青年在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对黑暗社会表示不满、对美好未来向往和追求的文艺作品。南昌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6月，沈默因叛徒出卖被捕，7月24日，沈默被扣上“共匪首脑”的罪名遭杀害。江西文艺工作者联合会被强令解散。

城市小资产阶级不满反动当局的统治，也群起反抗。1929年春，市内许多屠商开展反对屠宰公卖的罢市，部分小商人掀起反对市场垄断、反对特别消费税和增加印花税的斗争。

当时，南昌的兵运工作也取得一定成绩。1929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从上海派李友桃等来南昌开展兵运工作。10月中旬，李友桃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收集枪支运往苏区扩大工农武装的指示，组织10多名农民自卫军潜伏到南昌县万舍街，住在长春楼客栈，经过五六天的侦察，终于在一个夜晚夺取驻扎在龙溪寺的国民党靖卫团一个班的8支步枪。随后，李友桃在谢埠、板溪、邓家埠一带活动，培养农民积极分子，之后又派邓火根等5名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保安四团当兵，在士兵中宣传“穷人不打穷人，穷人要当红军”的道理，并策动起义。1930年7月，红一军团来到西山时，国民党保安四团有两个连的士兵带枪起义，并参加红军。（南昌日报记者 高学斌）

（协办单位：南昌市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