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最后决定权”赋予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力，甚至他的晚年错误与这项权力的持有有直接关系。人们对此议论颇多，疑惑也颇多。研究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厘清，什么是“最后决定权”，以及“最后决定权的”来龙去脉。

一、“最后决定权”的特定涵义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对中央机构进行精简和调整。

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由中央政治局担负党的领导责任，处理一切重大问题，中央书记处则调整为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相关事务的机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会议推举毛泽东为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共同组成中央书记处。这是党中央第一次使用“主席”的称谓，也是第一次正式提及“最后决定权”这一用词。

“最后决定权”的出现，是由于中共中央处于敌后抗战的关键时期，需要集合全党力量高度集中并有效地去展开斗争，从而达成统一全党战线，一致对敌。它的提出，亦标志着毛主席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

但有学者认为，“最后决定权”与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相关。要分析它的来由和影响，就要了解1943年前后党所面临的复杂斗争局势。

二、应对复杂局势，党内集中中央领导权力，改革完善领导制度

1943年以前，中共中央面对的局势尤为复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要求党从“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同时也需要对国民党保持警惕。果不其然，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新四军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高效而集中的权力，才有利于中共中央应对随时变化的斗争形势，及时调整军事策略。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实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策，长期在游击战环境中形成的一些错误流程，也需要加以纠正。

面对一些重大事件，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重复汇报，多次汇报的错误也时常出现。中共中央的政治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更高标准的流程化需要被提出，才能保证更有效、更高效地应对日益复杂的形势。

在思想上，“左倾”和“右倾”错误需要被进一步肃清。

从1927年起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内长期受到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左倾主义”错误思想的领导。

在军事上表现为“冒险主义”、“盲动主义”，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关门主义”，致使红军的人数从30万锐减到3万，党员的人数剩下4万，白区的党组织几乎被完全破坏。

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王明从苏联回国，又主张“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对国民党进行让步。他标榜自己共产国际“特使”的身份，还一再反对中共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方针。

由于共产国际在党内依然存有很大威望，致使党内的思想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混乱，一时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思想的泛滥，严重破坏了党的统一性。

为了提高党内思想的统一性，在日常事务的执行和决策中，中共中央机构需要更精简，流程需要更完善。

在国际上，共产国际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逐步减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中共逐步取得独立自主权。

1943年5月，共产国际领导人、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进行通报，为了全世界人民更好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共产国际即将解散，各国共产党不再需要统一战线。

当毛泽东收到报告时，他十分兴奋。认为他们的决定十分正确。共产国际在早期虽然对建立中国共产党帮助巨大，但在中后期的斗争中，逐步脱离中国斗争实际，令中共在斗争实践中“教条主义”错误不断发生。

此后中共获得完全自主，能更好地按照斗争的实际情况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中共中央获取了独立自主的权力，对党的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因此需要对中共中央机构的权力进行集中，“最后决定权”的出现也就呼之欲出。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尝试了集中中央领导权力，对中央机构进行精简，对党的政治制度进行完善和改革，进行了一次更高标准的流程的制定。它以精干为原则，并厘清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各自的职责范围。

在此次会议上，负责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成立，这源于刘少奇的建议。他建议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作为主席的副手。放弃原来12个书记的冗余配置，实现专人专职，由此大大精简了中央书记处的结构。

刘少奇

书记只是主席的助手，因此主席就需要对日常事务的处理中进行最后决策，“最后决定权”因此诞生。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多数代表通过了这项提议。因此，任弼时在会议的报告中加以强调：“书记处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服从于政治局。”

这就为两个机构之间规定了从属关系：由书记处执行政治局制定的方针政策。“最后决定权”也因此划定了生效的范围：它只针对于党的方针政策和事务的“决定”，仅限于“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

这是对党中央日常事务工作流程的一种规范，即在执行政治局会议决策的过程中，书记处处理日常事务时，先由政治局委员进行充分研究讨论，需要在政治局的制定的方针的指导下，对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总结、报告、方案进行决策。

可以说，这个领导人权限的作用是有限的，限定于对会议的总结进行最后拍板，甚至更准确来说它只是一种工作制度。

1943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推举了毛泽东作为中央书记处主席。而效力有限的“最后决定权”，是否真的令他成确立了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

三、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的确立

一般在党史研究中，认为毛泽东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始于1935年在贵州遵义召开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在一个仅仅只有27平米的会议室里，摆放着一条显得有些老旧斑驳的长方形会议桌，围绕长桌摆放着20张木藤条靠背椅。雪白的墙上挂着一个老式的发条机械钟。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影响中共中央至深的遵义会议就在此处召开。

会议反思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领导，结束了错误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地位。

由于毛泽东在反围剿关键时期提出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挽救了党和红军，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最高军事指挥权归属周恩来，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政治事务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贯彻执行，陈云、博古同为政治局常委。

会议明确“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即意味着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正式参与到了中共中央军事指挥的决策层之中。

尽管由于创立了中共苏区，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了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积累了很高的威望，但在中共内部，毛泽东的权威地位还没有真正被树立起来。

仍有一些同志对毛泽东的决策和领导感到不服气。甚至在遵义会议的现场，就有同志当面对毛泽东进行直接嘲讽，说他也不过是按着《孙子兵法》打仗。

四渡赤水时，毛泽东指挥部队走“弓背”而不走“弓弦”，有将领感到不满，甚至直接向上级打电报要求换彭德怀来进行指挥。

直到1938年《论持久战》发表之后，毛泽东通过对马列主义的熟练运用，和对复杂局势的透彻分析，赢得了全党上上下下的敬佩和赞赏，对他的军事才能都无一不佩服。甚至影响了远在地球另一侧的古巴共党军事领袖切格瓦拉。

至此毛泽东确立了他在党内军事领袖的地位。当时党内无论是思想上、军事上还是政治事务的决策上都存在着大量的分歧，没有形成“中心化”和上下一心，无论是对将领甚至是领导人，有时都会产生不满和对抗的情绪。

这是长期面对游击战环境遗留下来的弊病，不止是针对毛泽东一人。共产国际长期在党内成为权威，很多士官都对代表共产国际的李德、王明等人言听计从。

尽管遵义会议之后撤销了王明等人的领导权，长期影响仍然很难消除。在不断摩擦中，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前，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来一个好消息，共产国际方面要求中共“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无疑是对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

张闻天逐渐主动向毛泽东转移了自己的工作内容，由此，毛泽东逐步掌握了对政治事务的决策权。1940年，张闻天将自己负责的中央秘书处移交给毛泽东，自己退居二线，转而去做宣传和教育方面的工作。

为了彻底消除“左倾主义”在党内产生的影响，1942年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帷幕。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地辩证唯物主义路线，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在思想上达成统一后，中央领导层结构依然沿袭四中、五中全会所推选，已经不适于当前所面临的现实。

等到1943年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被推选为书记处主席时，中央对领导层的人事结构和制度做了一次规范调整，形成了初代中共领导班子的雏形，毛主席的领袖地位被完全确立。

1943年7月，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提到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无疑是对肃清“左倾主义”错误后，全党思想上的进一步统一，包含了党的军事、政治、发展的路线，明晰了党内统一斗争的方向。

曾经对毛泽东抱持“右倾”印象的任弼时，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说了这样一段话：“去中央苏区前，对毛泽东已有右倾的印象。到中央苏区后，正遇反“围剿”，认为毛有独特见解，有才干，故后来推毛为中央局代书记。

但同时认为毛讲反对本本主义，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轻视理论”。

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之掌握，对毛泽东则完全‘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1943年的政治局会议，不仅推选了毛泽东作为中央书记处主席，还将他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至此，毛泽东在中共军事、政治、思想上的领导地位都最终得以确立，同时由于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性，毛泽东担负起全党最高的重大职责。

可以说，“最后决定权”仅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权力。应该说，是毛泽东在党内确立了最高的领导地位后，才被政治局赋予了“最后决定权”。“最后决定权”存续的时间也并不长。

1945年中共政治局召开中共中央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推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形成著名的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的领导格局，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仅仅存续了一年两个月，便被新一届中央书记处的集体议事和民主决策的局面取代。

新一届书记处成立后，“最后决定权”也不再被政治局所赋予并提及，更遑论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相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