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末元初之时，有一支在政治、军事等各方面都不容小觑的力量浓墨重彩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后将其称作“汉人世侯”。

终元一代，汉人世侯在军事、政治、社会等层面都是至关重要的存在。

在蒙古人攻打汉地的过程中，汉人世侯出力不小，故而汉地被征服后，这些功勋卓著的武装地主们享受到了较高的待遇和权力，在其治理之地“皆世其官，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俨然成为了地方军阀。

虽然李璮之乱后忽必烈对汉人世侯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压措施，但这些高官厚禄的家族仍然享有非常大的权利。

而他们凭借这些权利“得以与蒙古、色目官贵形成统治菁英的上层”。由此可见，汉人世侯在蒙古社会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01西北地区几个汉人世侯家族“蒙古化”之对比

西北地区对元朝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地区。元朝政府对西北采取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政策措施，譬如忽必烈在李璮之叛后开始削弱汉人世侯的控制势力，但元代的西北地区还存在世官世侯制度，并始终得到保持，可见这也是元朝中央政府经营西北时的特殊用意。

每个家族，因家族根基及各自立足点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笔者希冀通过对比分析，从而看出其中蕴含的意义。

京兆贺氏家族原籍为山西隰县，由祖上贺种德将家族迁徙到关中地区。家族成员贺贲作为一个地方世侯，也是金元鼎革之际由金归元的降臣之一。

贺贲投靠忽必烈的时间大约是在宪宗二年左右。彼时宪宗蒙哥令皇弟忽必烈、大将兀良哈台共同征讨云南，忽必烈驻军六盘山，贺贲持金五千两往献忽必烈。

贺贲不仅献金，还推荐了其子贺仁杰给忽必烈，于是忽必烈将贺仁杰召入宿卫。贺仁杰成为宿卫给“京兆贺氏”带来了极大的转机。

元朝上都开平是一个对元王朝很重要的地方。至元十七年，“上都留守阙”，于是忽必烈任命贺仁杰为上都留守，同时授贺仁杰正议大夫，兼本路总管，开平府尹。

贺仁杰任官五十余年，期间“为留守者居半，车驾春秋行幸，出入供亿，未尝致上怒”。贺仁杰年老辞官归故里后，其子贺胜袭职。忽必烈对贺胜的信赖，较之贺仁杰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巩昌汪氏”是元代非常重要的汉人世侯家族，终元一代，其家族所呈现的是一种较为稳固的状态。汪氏家族的第一代汪世显于太宗七年投降蒙古，归于窝阔台第三子阔瑞麾下，此后汪氏家族成员便成为蒙古统治者在军事政治方面的得力助手。

汪世显有子七人，分别是：汪忠臣、汪德臣、汪直臣、汪良臣、汪翰臣、汪佐臣、汪清臣，以汪德臣、汪良臣二人尤为出色。汪德臣为宪宗守沔州、攻嘉定，与宋兵数战力敌。

汪德臣之弟汪良臣更是年少有为，“十六七即从兄德臣出征，每战辄当前锋，以功擢裨将，兼便宜都府参议”。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中，汪良臣负责征讨阿蓝答儿和浑都海。

与刘黑马一样，汪良臣亦为忽必烈阵营出力不小。汪德臣有子六人，其中之一汪惟正亦在汗位之争中为忽必烈立下功劳。

不管是从职官还是征战等各方面来看，“巩昌汪氏”的家族势力和地位都已在刘黑马家族之上了。较之金元鼎革之际华北的汉人世侯，“巩昌汪氏”归顺蒙古时间较晚。

然而随着入蜀征战和李璮叛乱等一系列事情的发展和变化，汪氏家族最终后来者居上，成为有元一代传世最久、权位显赫的勋臣世家。

对比“巩昌汪氏”和刘黑马家族的情况，同为起于战乱的军事世家，最终同为偏居一隅的区域官僚，但巩昌汪氏的发展却是持续繁盛的，而刘黑马家族则逐渐低迷。

综合来看，巩昌汪氏家族“蒙古化”的程度亦较之刘黑马家族为深。

02“蒙古化”在家族层面的现实意义

“京兆贺氏”的发展繁盛与其家族成员在蒙汉两种文化之间产生重要衔接作用密切相关。贺胜师从许衡，贺惟一受业于赵孟頫和吕弼，贺氏家族成员因满足了蒙古族统治者急于求知中原文化、了解中原文明的愿望，因而得到蒙古族统治者青睐。

除此之外，贺氏家族几代人出身宿卫，得以亲近元朝皇室，并为之出谋划策。甚至发生了为使贺惟一能够担任御史大夫这个“非国姓不以授”的职位，而专门为他下诏“特赐姓而改其名”的事情。

生活于蒙古贵族与汉人之间，“京兆贺氏”成为了衔接两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的“桥梁式”家族，如史料中所记载的那样“上得于君，下得于民”。

且贺氏子弟不仅在婚姻、姓名、生活习俗等方面向蒙古统治者靠近，据学人分析，其家族子弟应该也都是通晓蒙古语的。譬如贺仁杰、贺胜都曾担任宿卫，值宿于皇帝身畔，倘若他们不懂蒙古语，则必然无法更好地为皇帝效力。

偏居一隅的汪氏使得朝廷鞭长莫及，从一开始汪氏家族的势力较刘黑马家族受到朝廷的控制和影响就比较小。

汪氏家族其家族的势力范围以巩昌为中心，同时到达陕西、四川、云南行省，在西北地区立足甚稳。另外，汪氏枝繁叶茂、人丁兴旺，可谓代代皆有人才出。

据学者所统计，整个家族在史料中留有姓名者多达 71人，出仕为官者多达 59 人，与刘黑马家族、史天泽家族、严实家族等早期的汉人世侯家族相比较也毫不逊色。

从文化学识、社会结交和地方治理、军事实力等各方面来说，巩昌汪氏都是当地极为强悍的力量。

另外，在汪世显家族墓出土文物中有元代贵族冠服之一的帽顶垂系珠玉串饰的钹笠帽，以及在蒙元时期十分罕见且珍贵的釉里红高足杯，还有半透明玻璃质地的代表上层社会审美趣味的天蓝色出水芙蓉莲花盏，等等，从这些出土文物也可看出巩昌汪氏在当时的显赫和其所具有的民族文化特征。

可以说，巩昌汪氏与元廷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家族通过“蒙古化”而与蒙古统治者相靠近；另一方面，家族又凭借自身在地方上的实力而立足于其所统辖之地域，根基稳固。

蒙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只是单纯地说哪个民族占据了主导地位或者哪个民族受了其他民族的影响，都是不太妥当的。

03结语‍

综合来看，多民族混合共处的元朝，因其统治者为始终保持最高统治权力，维护蒙古贵族利益，故而在军事政治等方面实行民族歧视政策。

但汉地的儒学、礼俗、文学等内容又以其强大的力量不断地影响到蒙古及西域诸民族，与此同时，与蒙古贵族有较深入接触的汉人，又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蒙古文化的影响，甚至有些人出于仕进的需求而刻意地使自己“蒙古化”。

处于元朝多元政治文化背景之下的汉人世侯家族，因与蒙古汗廷的接触和关系，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蒙古文化，使得整个家族在一代代传承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深刻的“蒙古化”表现，是当时的一种特殊且值得研究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