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般认为人体结构及功能在世界各地都是相同的，是全球一致的真相。不过，一旦回顾历史，我们对于真相的看法便会开始动摇。”日本学者栗山茂久在其著作《身体的语言》中比较了中医及古希腊医学之歧义，他在书的开篇便旗帜鲜明地指出，在不同医学传统下人们对身体的概念存在着差异。我们再将时间线放到一个多世纪以前，留学东洋的鲁迅本专攻医术在日本立下拯救国人精神的宏愿。此转折事件通常被放入某类文学研究、思想史等学科的叙述脉络内，学界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研究成果可谓颇丰。然而，尚有一定程度上超越于此的想象性肌理开辟出了一条从医学图像到“革命的”身体的理解通路。在文学研究、医学史、艺术史、批判理论及科学史等学科的交叉视域中，医学图像及话语和国家、民族的身体及身份联系在一起了。

> 维萨里《人体结构七卷》中的插图

此番联系绝非是直截了当的，对此的探讨必须沿着基础概念辨析来展开。恰如栗山茂久所言，医学传统的迥异导致了概念上的不同。因此“医学图像”在西方临床医学及中国传统医学之下亦具有难以整合的相异取向。而当我们以“客观性”来检验医学图像，那么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能称之为客观呢，它们又如何处理现实呢？对此设问的试答很容易将人们引入艺术中现实主义风格讨论的窠臼。实际上，医学图像所面临的准确性、客观性压力并非来自于艺术风格、媒介的标准，而是临床医学之必然要求。倘若以临床标准将医学图像定义为是用于医疗、防治等医学实践的对身体的描述，那么从西方文明早期至中世纪“达标”的医学图像也可谓屈指可数。这一结论对于中医图像研究颇具借鉴意义。2005年，在英国维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支持下“全球中医史：图像史”研讨会召开。两年后，探讨会论文集结出版为《形象中医：中医历史图像研究》。罗维前（Vivienne Lo）博士在该书前言便为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医图像研究创设了诸多可能的面向。沿袭其理路，首先将受到质疑的就是“中医图像”的提法。

图左> 滑寿著《十四经发挥卷》中的插图

图右> 合信（Benjamin Hobson）《全体新论》中关于眼疾的内容

我们有必要更为细致地考察、谨慎地定义传统中医典籍中所用病症绘图的性质。如前所述，医学图像今日之内涵是建立在西方现代临床医学之上的。可以说“临床”从被建构之时就摒弃了想象性成分。作为一门科学，它要求身体结构必然是客观可见的，其规律可以被掌握、被充分认知。而不论现代中医理论发展了多少中医的“唯物”倾向，它都建立在抽象概念构造出的经验化系统之上。此系统有一套关于身体的理念，医疗的过程就是使用这套理念来解释、调节生理及病理的实践。现存中医文献中最早的典籍为《黄帝内经》，其奠定的中医理论基础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确立、稳固。它是传统哲学宇宙、自然观的体现，先于近代“科学”概念而发生，且其体系被打造得高度完备、整全。中医传统观念下的身体因人而异，这使得有关身体、器官、疾病的描摹绘图只是更为形象化地显示病理和生理，它不必然和身体客观存在的真正形态完全一致，其准确性也并非符合后世之临床医学的认知要求。如果真的要用一个其他的词来定义中医插图，那么“图示”或许更为恰当。图示一词侧重于示意、观念推演，反而能相对抽象地说明生理、病理的发生、作用原理。虽然中西医学分属于不同的体系，这是事实，但其中的视觉化方面又存在着比较的意义。所以医学图像研究可以在澄清上述差异后再相对宽泛地将所谓“图示”的部分纳入研究视野之内。

> 《图像的来世——关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传译》（2008），背景为林华的绘画。

医学图像即对身体的观看，与医学话语相联系，曾在19世纪末期制造了中国的病态身体及身份。所谓“病夫”象征着中国曾经的落后、迂腐、麻木，它成为现代国家建立建设及民族复兴过程中最先要剔除的标签。学者韩瑞（Ari Larissa Heinrich）曾以中西医学图像为切入点对“病夫”进行了考察，其著作名为《图像的来世——关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传译》（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韩瑞无意重复既往中国近现代思想研究中的老腔老调，她超越既有的文字叙述将视觉研究方法引入对“病夫”的考古中，追溯现代中国的病理学起源。题目原文中的“pathological body”直译为病理学意义上的、病态的身体。该书中，身体的概念被放置在临床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两面透镜之下而被检视且与前述中西医学图像的微妙差异相互勾连，“身体”在文化视差内显现为并不一致的存在。

> 女性胸口的乳痈。《医宗金鉴》（1742）。图片来自文树德的《中国医学观念史》

艺术史上或许难以看到林华这个名字，但他所描摹的各类外科病症的患者画像却在西方成为有关中国病态身体的图像例证。《图像的来世》原版封面的底图就是他画的一名头上生长着异物的顺德花匠。生活在广东的林华是19世纪中后期当地有名的西洋画肖像画家，在西方传教士医生的委托下他用画像记录下了这些病例。紧接着在世纪之交，殖民者们还利用摄影术拍摄下生了病的中国人。猎奇的目欲混同着对疾病研究的需要生产出中国最早期的医学摄影。韩瑞在她的书中通过逾半的篇幅“解剖”了上述两类图像。她将表面的含义一层层地剥离，使绘图者、拍摄者制造图像的动机及目光显露。被“医学-殖民意识形态”浸染的“病夫”作为概念上的发明，在中国生效的前提是现代身体的发生。随着临床医学中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研究的深入，“身体”作为一个现代概念才得以诞生，它既是疾病发生的场域又是观念中的符号。但对“病”的体认则依赖于临床医学在中国的建立及完善。恰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临床医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有关疾病的话语的存在的可能性。”医院的建设、医生的教学培养、医疗理论的实践和对患者的诊疗构成临床医学实施、发展的环境。在当时的中国，临床医学的目标不仅是实施医术，还意在通过“可见的治愈”进行文化经验、宗教信条的宣传和传播。冲突和误会不可避免，这些图像在生产之初意在润滑此类摩擦。图像被作为疾病好转的可见见证，让国人直接地领会临床医学的优越。这些疾病的图像流入殖民时代的公共领域，脱离了原本目的和初始语境，被挪用成疾病的象征。此番操作却恰恰满足了那一时期西方人种学和社会达尔文理论建构的需要，“病夫”的形象被建构、确认。

图左> 《修真十书》（宋）中的人体器官图

图右> 《华佗玄门内照图》中肺的插图

于20世纪最初的那几年里，日本留学中的鲁迅看到日俄战争中中国间谍被斩首的幻灯片深受触动。这一幕在他20年代发表的文学作品里被复现。中国读者对鲁迅弃医从文的拐点绝对不陌生，但此原初场景中“技术化视觉性话语”仍待被发掘。韩瑞写道：“幻灯片投影仪这一强大的视觉文化媒介携带着帝国和殖民的意涵，让鲁迅看到了这一身份。”此身份便是在那间微生物学教室中鲁迅建立起来的他与细菌的认同，“形而上的身体被始料未及地叠置在科学的身体之上”，天朝作为带有顽疾的病体在现代语境中诞生了。它不再单纯指向某个个体，而是成为国家、民族的隐喻。“病夫”亦不只是一个刻板印象，它与我们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同步发生并渗透入其基因，表达为需要被克服的先天缺陷。

正因如此，鲁迅做出了“从文”选择，意在改造国民性。“病夫”由图像产生，传入西方并在话语中被固定、构建却以文学手段被固定于中国现代叙事当中。国民性的病态方面亦被建构完成，对其的革命在20世纪初被吸收入中国主流的知识话语。当然，这不全是由鲁迅一人所为。合信（Benjamin Hobson）《全体新论》对鲁迅影响颇深，鲁迅继承和发展了书中文艺现实主义的“解剖美学”。而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合法的解剖亦在同一个时代里发生。1913年11月13日，江苏省立医学专门学校进行了中国首次公开的尸体解剖。8天后，北洋政府便公布了有关尸体解剖法规的总统文告。在解剖现场的纪念合影里，尸体赤裸裸地在场。它仿佛就是陈腐的、已然没有了生气的封建政治、文化的象征。解剖的合法化某种程度上也在为各类社会变革提供合理性。“解剖美学”以临床医学化的观点对已然功能失调的民族国家提出科学的治疗方案。摘掉“病夫”的帽子化为后续革命的心理动力。但革命不仅要革除自身传统、社会机体内的致病因子，还要不断地警惕外来的威胁。“免疫学”作为现代医学的分支在革命历史中尤为突出。“清理与治愈”的话语悄然登场并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不断被提及。“病夫”的形象逐渐蜕变为强壮、健康、免疫力极强的革命身体。

图左> 胡文焕（唐）《寿养丛书》中的体操姿势图

图右> 滑寿（宋）《十四经发挥》中的“少阴肾经图”

此类革命的身体需要革命的医学。自现代性传入之初，中医便与政治相牵连。鲁迅、孙中山等反对、批判中医。20世纪初，中医在医疗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到1949年之后它反而成为国家卫生健康体系内最引人注目的部分。《1945—1963年共产主义中国早期的中医：革命医学》即分析了推动上述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并探讨了中医药在革命中发挥的非凡作用。革命话语与现代中医发展又相辅相成：一方面医学理论家急于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唯物主义改造，另一方面中医不断吸取西医标准化的原理。两股力量致使多元的传统医学面临着被转变为“打造出来的传统”的危险。甚至近年，作为革命医学的中医药在疫病防治方面的有效性、科学性仍会引发激烈争论。

> 曹元白（明）《道元一气》，将身体比作一座山，来解释炼丹术的过程

韩瑞在《图像的来世》结语中写道：“（病态身体）既是现代的，又毋庸置疑是中国的，将会如幽灵般出没于接下来几十年的文学作品当中。”诚然如此，“解剖美学”在文学、艺术界对于中国现实的理解及描述中现身，并且还延续到了1949年以后官方艺术风格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之中。民族主义叙事实际上“报复性”地塑造出一大批极为积极、健康的形象。“病夫”的叙事从未消失，反而被树立为标靶或潜伏于革命身体的结构中。身体成为了国家及民族的隐喻，其上附着的革命符号和特征不断地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而被产出。而艺术设计领域和医学在革命历程中的交织发生得远比想象得更早。甚至在临床医学尚未发轫之时代，达·芬奇就创作出了相当精确的人体解剖素描。曾有展览《达·芬奇：人体机械学》将这些素描同现代技术扫描的肢体结构影像并置。而关于身体疾病、治疗的医学图像近年来在国内亦受到文化出版行业的关注。《病玫瑰》《手术剧场》等图录的引进从图像史之视野丰富着医学史、艺术史的叙述维度。在设计领域，现代主义风格的居住空间、现代城市的规划都充分体现着现代医学尤其是防疫学的要求、诉求——民众的生活被直接调整。尤其是在中国，革命的身体存在于革命性的空间，近代以来的医学图像、观念塑造出民族精英对于“卫生”的体认。正如美国学者罗芙芸所言：“整个20世纪，卫生成为一种形成中国精英现代理想想象的工具性话语，通过这一工具，他们希望国家、社会和个人能被改造。”因而讲卫生、卫生文明城市等话语渗入日常，成为人民对现代性价值的把握。爱国卫生运动仍在继续的同时，后疫情时代之下，防疫更明显地改造着人们在社会中的交往、沟通和相处方式，也潜移默化地将视觉文化里革命性的临床要素提示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