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是拒绝汉化的，但不等于满洲没有同汉族接触，有接触就会产生碰撞和融合。为了实现大一统的政治康熙帝对非满族文化采取的是积极接触的政策，因而无论他怎样想保存满洲的生活方式，满洲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高度发达的汉族文明及其他文化的浸润。

康熙帝对汉文化的学习，并熟练的将之运用在以汉制汉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一个同汉文化融合的过程。康熙帝了解喇嘛教和蒙藏文化风俗，利用喇嘛和蒙古“黄金家族”治理蒙藏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各族之间的融合过程。

康熙帝学习西学、了解天主教，利用传教士的西学挤压汉族文化精英的过程，同样也是中西文化融合过程的开始。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康熙朝中叶的政策开启了各族接触与融合的大门，清朝统治者成了不自觉地联系各族的纽带。

纵观康熙朝中叶的统治时期，其文化政策的突出之处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康熙帝以各族群的思想文化代表者和护法者自居，这使清帝国在文化传统上较快地、获得了各地民众及上层贵族或精英的认同。

在康熙帝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面前，儒学也好，喇嘛教也好，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政治资源。满洲君主很懂得抢夺和利用这种资源，为帝国统治利益服务。争夺对汉族士大夫的控制权，争夺对大喇嘛等高级僧侣的控制权，争夺对蒙古“黄金家族”的控制权，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些人的思想意识、对其属下的民众有较大的影响力。

在这个意义上，统治者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控制了他们，也就容易控制他们所代表的家族，清朝统治者在客观上既利用了文化上的地区差异，实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有利用了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性，实现了清帝国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这一方面避免了民族矛盾的激化，很好地起到了分化隔离各地区民众交往的目的；另一方面又打造出一个个康熙版的、或满清化的“理学”系统，并以此来吸引汉、蒙、藏等文化精英入内，使清朝的统治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满清化的喇嘛教控制蒙藏、以满清化的理学控制汉族的结果，就是造成了这些民族本身反抗力量的严重衰弱。这样的软压制政策，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由此可见，“汉化”论和西方“新清史”学派的、所谓“满洲认同”论，在康熙中叶的清帝国、大一统政治局面的营造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主导作用。

第二，同样很重要的是：清廷施行独尊理学、扶持理学的方针，收到了压制汉族不同思想的效果，这使江南地区自晚明以来，一直燃烧着的思想启蒙之火熄灭了！清廷在蒙藏地区，则以独尊黄教的方式，来扶持喇嘛教格鲁派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使格鲁派在以后的岁月里，在蒙藏地区出现了一尊独大的现象，这就压制了喇嘛教其他教派的发展，以至使喇嘛教的发展僵硬了。

清朝皇帝还试图让来华传教士也形成如理学、喇嘛教一样统一在一个会长之下的模式，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三个方面的政策架构之上，浮现出了满洲君主操控一切的真实面目。

康熙帝虽然在其统治中叶，初步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统治局面，但直到康熙朝的末页，清廷也没能依循胜朝先列，建成“大一统”的意识形态。

清朝统治者没有可能，也没有客观上的需要让汉族士人改奉喇嘛教；没有可能，也没有客观上的需要让蒙藏民族群众改奉儒家的理学。同样地没有可能让欧洲传教士改换教宗。康熙帝在康熙三十七年接见策旺阿喇布坦的使节时，曾批评策旺阿喇布坦。

看来，在维护清朝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方面，康熙帝很清醒，他只想当各教各派的仲裁者和保护者，只要不损害满洲在帝国内的最高统治地位就行。而且满洲自己除了萨满教以外，也拿不出可以一统天下思想的武器。

满洲君主明白，原始素朴的萨满，既不能同灿烂而丰富的汉族思想文化相抗衡，也不能同拥有广大信众的喇嘛教相对峙。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清廷只能采取“惟令各行其道''的方针政策。

然而康熙朝却开启了，清朝以其独特的专制独裁方式、统治中国意识形态的先河，其深远的结果是中断了中国自明代开始的走出中世纪的进程。

第三，为了实现独裁一切的目的，清廷在社会的组织形态上相应采取如下步骤：对汉族居住地区，康熙帝同时采取了三种垂直的管理渠道来进行：江南士族、北方士族、八旗军人，并用汉族喜闻乐见的文化传统，所谓儒学及理学，来招诱之。

对蒙古草原地区，康熙帝则同时采取了四套垂直的管理体系：喇嘛、内札萨克蒙古、外札萨克蒙古和八旗蒙古，对文明程度远低于汉族的众蒙古，采用他们顶礼膜拜的喇嘛教、和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观来引诱之。

清朝统治者的统治触角则随着上述方面不断地向下延伸，像一张蛛网一样笼罩了帝国，帝国的专制统治稳定了，而整个社会却走向了万马齐喑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