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5日，延河的黄昏格外寂静，然而一声枪响打破了这个宁静。延河滩头一名16岁的延安公学的女学生倒在了血泊当中，当她挣扎地想喊出声时，随即又中了两枪。

2个多月前，和很多进步女青年一样，这个曾经袁世凯拜把子兄弟晋南镇守使的孙女因卢沟桥事变，“愤暴日侵凌，感国难严重”，离开了太原的学校和家庭，冒险冲过封锁线投奔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15队学习。

延安充满了革命的激情，但同时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女生特别受关注，特别是从外地来的进步女青年。而另一部分男青年也是“天之骄子”，他们就是富有“传奇故事”的长征英雄们。

在红军长征的队伍里，有太多优秀的青年俊杰了，有很多曾经的“红小鬼”已经战功累累、身居高位了。

在这种环境下，这个16岁女学生同样出于对英雄的爱慕，爱上了抗日军政大学第15队队长黄克功。

黄克功少年就参加红军，长征到陕北，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政治教导员、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团政委，26岁就担任抗大第15队队长，可谓前途无量。

这段感情原本就是彼此对于理想的爱慕，随着彼此了解的深入，他们对爱情及婚姻家庭认识的巨大差异和隔阂很快就显现出来，各种矛盾也就爆发了。比如黄克功只认识一天，便要求她结婚，把爱情和婚姻看作私物；而她认为“夫妻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中，互相的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帮助”。而这种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格与浪漫主义，黄克功显然也不明白。

1937年9月，陕北公学成立，抗大第15队全体人员拨归陕北公学，而黄克功被调回抗大任第6队队长。

原本这种分离在感情中通常是好事，所谓感情在纠结的时候相见不如怀念，距离产生美，彼此通过书信反而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然而她与其他男性有过多的接触，以及浪漫的性格，却让黄克功开始了各种抓耳挠腮的猜疑，他一度认为她“随处滥找爱人”。很多刚谈恋爱的用情太深的少年男女应该深有体会，“一刻见不着，便幻想她躺在了别人的床上。”这种煎熬让他透不过气。

然而事后调查，一切都是基于黄克功个人的“幻想”。边保的两位调查者得出结论，都认为少女与其他男同志仅有工作关系，与外面（白区）及其他人之间亦没有信件往来。

于是黄克功终于崩溃了，1937年10月5日，他做了一个决定——“逼婚”，在他心里，只有她同意嫁给自己，才能证明她没有变心，自己也才能永远地“保护”她。

然而在少女的眼里，这个要求显然荒诞不经。即便是结婚，那也是双方的事情，怎么可以强迫自己呢？更何况自己才16岁，正是应该享受浪漫爱情的年纪。

三声枪响后，黄克功也终于解脱了。人死了，也就不要如此纠结了。自己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

1937年，10月11日，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数千人大会，进行公开审判，经过多轮的辩论与举证，审判长雷经天当庭宣判了黄克功死刑。

在宣判之后，雷经天宣读了毛主席的亲笔信，“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拿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就是一场最坏结果的办公室恋情，其危害性之大，令人咋舌。一个浪漫的如花年纪的进步女青年就因为恋情殒命，而一个革命功臣也因为这段恋情，彻底丢了性命与前途。

而这个16岁少女便是刘茜，本名董秋月，祖父是袁世凯的把兄弟董崇仁，民国初年的山西大名鼎鼎的晋南镇守使，曾掌握半个山西的军政大权。她的外祖父高步青，抗战前曾经是天津烟酒税务局局长，山西省烟酒税务局局长及山西省建设厅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