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11月下旬，新中国刚过完满月不久，北京的中央公安部向各地的公安部发出了一份机要文件，要求对于一些发生于建国之前、目前还没有侦破的悬案进行调查。

当时组建了悬案调查办公室，每个案子在交由一个专门的调查组来负责。今天我们主讲的是上海特别经费失踪案。当时负责经费失踪案的是第三组，组长蒋文增，组内还有三个调查员。

这四人从悬案调查办公室主任那调取了华东公安部转来的卷宗，蒋文增接过档案袋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子，心想：“这案子难度不小，卷宗的这个袋儿太轻了，一点儿分量没有。”

四人打开一看就两张纸，第一张纸写着案情，第二张纸盖着中央公安部、社会部的印章。这个案子是怎样的呢？

上海

故事得从十八年前讲起，在1931年的9月中旬，我党上海方面组建了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就从事革命活动，可上海那时候是白色恐怖最核心的地区，经费无从筹措。

此时只能依靠中央苏区拨款，1931年初冬，江西瑞金向上海拨款黄金120两。这件事由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林伯渠负责落实，这么多的钱从江西到上海难度可不小。

苏区考虑得很周到，这一路上有许多地下交通员接力传送。在交接过程中，下线交通员得给上线交通员收获凭证，这个凭证是一个银元大小的“快”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用特制的木头雕出来，再按照笔画分成七件，分别送到沿途安排好的七个交通员手里。

任务开始之前，组织上事先将各个笔画、锁具还有钥匙各一份，寄到预定的交通站。当上下两站交接时，凭暗语相认，再用下一站的钥匙，打开上一站的锁。确认交割完成之后，下一站交出“笔画”，上一站拿着“笔画”回去复命。最后各站人员再把自己收到的“笔画”交给组织汇总。

按照预定的路线，这批黄金由江西瑞金出发，经过7个城市，福建的南平、福州、浙江的温州、金华和杭州，再到江苏的松江，走这条路线最多一个月就能到上海。

一九三一年的十一月六日，苏区的交通员出发，按照原计划11月底差不多就能到上海。但是一直到12月22号，上海都还没有收到经费，由此可见一定出事了。

负责这件事的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收回来的凭证一看，“快”字的最后一捺没到。苏区开始调查。

邓发先找到林伯渠和刻章的师傅，问：“这是不是真的凭证。”

“快”字凭证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邓发断定问题出在最后一站，就是松江到上海那一站。

邓发请上海中共特科的情报人员协助调查，结果发现送黄金的交通员信息都是由中央的领导直接掌握的，不能跟其他人透露。因此特科也没法查这个案子，政治保卫局这边没没办法，只好跟苏区政府打报告，请求帮忙联系一下最后一站交通员的上线领导。

上级领导将情况一级一级传下来，保护局知道这位交通员的身份之后前往上海找那位交通员。结果到了上海之后却找不见此人。这件案子就这样子搁置下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和以前的情况不同，有查案的条件了，因此又把这桩案子翻出来了。

蒋文增四人接过案子看半天也没看出什么，最后决定先去北京找林伯渠秘书长了解一下情况。

1949年12月6日，蒋文增四人坐着火车直奔北京，见到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林伯渠把他知道的这事的前因后果告知了蒋文增。

说到交通员，林伯渠说：“这事儿，如果保卫军的邓发同志还在，他可能说得清楚。”然而邓发在四六年的时候跟博古、叶挺等人坐飞机不幸遇难。

但是林伯渠还是提供了一条线索：“当时瑞金派出的第一站的交通员姓秦，给高泽立同志当过警卫员。”

高泽立是当年江西苏区赫赫有名的老革命家，当时是红三军团的政委。建国后，他在东北担任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蒋文增一听这条线索，说：“那就别耽误了，赶紧奔沈阳吧。”

当四人到了沈阳之后，高泽立已经病危，他们根本见不到高泽立。最后想办法递了一张纸条给病危的高泽立，高泽立看了半天说：“小秦啊，小秦叫秦朴，现在在十三兵团任职。”

十三兵团当时在广西，于是侦查员决定掉头南下南宁，最后就在南宁郊区的一座营房里，蒋文增一行四人见到了已经升任副市长的秦朴。

当时秦朴是政治保卫局领导手下的一个地下交通员，对外的身份是瑞金城内盛福饭庄的跑堂，饭庄老板就是他的领导。为了这趟使命，饭庄为他制造了一次假工伤，他要去福建南平找大夫治疗。

从瑞金到南平五百里路，秦朴骑马走了6天，抵达南平之后前往南门关帝庙，他的下线是关帝庙的庙祝。秦朴并不知道这个庙祝姓甚名谁，因此线索到此又断了。

当晚回了招待所，蒋文增给上海公安局打电话汇报了情况。这次通话蒋文增得到一个好消息，悬案调查办公室得到了六名交通员的身份信息，但是唯独没有最后一站，也就是松江、上海那一站。

中央苏区至上海路线图

于是蒋文增四人拿着名单很顺利的就找到了当年的庙祝，再一路顺藤摸瓜，最后抵达了杭州。杭州的地下交通员，名叫刘志纯，现在是个普通群众，在一家竹行做店员。

蒋文增向他调查最后一站上海到松江交接的事情，刘志纯说：“我记得，太记得了，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为组织上效力。”

刘志纯那时是杭州茂福竹行的伙计，因为思想进步被接纳入党。松江之行前半个多月，他收到了一封南京的来信，信上用暗语写着，让他从收到信后第十六天到十八天，每天中午十一点去西湖楼外楼等着街头。

半个月之后，他在第二次去楼外楼的时候，跟一个国民党的军官接上了头，他吓了一跳。对方说：“你别怕，我是卧底。一个月之内会有人找你，对上暗号之后交接一样东西，你收下这件东西之后呢，尽快动身赶往松江入住火车站前的汉源栈房。如果三天之内还没有人来找你接头，第四天你带着东西回杭州藏好。组织上会另外安排人来找你。”

说完后把“笔画”、锁具钥匙都交给他了。

在三一年十二月一日晚，有人敲刘志纯的门，是从金华过来的上线交通员，两人对了暗号，马上办了交接。

刘志纯第二天早上给掌柜请假，说：“我要去青浦探个亲，得请几天假。”晚上11点多，刘志臣坐夜班火车直奔松江，抵达松江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出火车站去了汉源栈房。

到傍晚的时候门外进来一个人，三十五六岁的年纪，身穿黑色棉袍，头戴黑色绒帽，向账房打听：“这不是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入住。”

刘志纯估计这位就是来接头的下线，当下说：“敝人姓刘，是杭州茂福竹行的伙计，来松江出差的。先生可是找我?”

黑衣人冲他上下一打量：“嗯，没错。”

于是刘志纯就说：“请回房间详谈。”

俩人对上暗号，对方从怀里头掏出一串钥匙，选出一把打开刘志春的小皮箱，又从钱包里头取出凭证交给刘志纯。至此交割完成，黑衣人冲刘志成点点头，拎着装着金条的小皮箱一声不吭出门而去。

五天之后，刘志纯已经回到杭州，那天有一个客人上门看货，老板让刘志纯领着客人去看。到后院，那人说出暗语，刘志纯把凭证交给了此人，至此到建国后都没有人来找过刘志纯。

蒋文增判断，就是那个穿黑袍的男子出了问题，但此人已经从名单上消失，于是四人决定前往松江。

松江

松江就是现在上海市松江区，当年属于江苏省。蒋文增抵达松江县城之后，先去公安处，请求协助调查。公安处指派侦察员老马协助调查，蒋文增和老马说了十八年前来跟刘志纯在松江汉源栈房接头的黑衣人。老马是本地人，熟悉本城情况，他说：“汉源栈房早在抗战爆发那年就关门了。”

蒋文增追问：“那老板还在吗？”

老马说：“不一定，汉源栈房老板叫林汉源，是住在南门的，要不咱们去找找。”

于是五个人去往南门，到了一打听林老板已经中风三年。侦查员上前问：“老爷子您还记得十八年前有个黑衣人，在你们客栈找一位竹行先生吗？”

林汉源的一脸茫然，对于十八年前的事情早就不记得。侦查员问：“当时另外一个在场人账房先生还在吗？”

通过林老板，侦查员得知账房先生叫褚国宝，后来关门了，他去轧米厂做了司榜员，现在应该还在那。

蒋文增到轧米厂一打听，管事说：“这人已经不在了。”蒋文增问：“年纪轻轻怎么就死了?”

管事的说：“因为建国前，他卷入了一场抢劫案，被关在监狱了。建国后被关到苏州去了。”

蒋文增一行人前往苏州找到了褚国宝，但一问他也是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当年汉源栈房关张的时候，账本被他拿回家了。蒋文增第二天又从苏州回到了松江，找到了褚国宝说的账本，确实是刘志纯入住过，但其他一无所获。

四人只能再展开讨论：“咱们再想一想，看看哪儿是不是给忘了。”正说着，其中一个侦查员突然想到：“按刘志纯的说法，那人进来的时候掌柜的跟账房先生对他一脸茫然，那就说明这人不是松江本地人，而且他是超这时候又没带行李，说明这人应该是已经找到了住宿的地方。”

松江旅社

蒋文增一行人又回到杭州开始查十八年前松江有哪几家旅馆。蒋文增先把他们下榻的那家旅馆的前老板请过来跟他们打听的松江旅馆，老板说：“十八年前啊，松江城一共有五家旅馆，相继关门了两家，眼下就剩三家。”

蒋文增说：“我们现在我们在查一个人，那人十八年前在松江住过，这事儿能查的出来吗？”老板说：“这事可能有点难度了，而且有家客栈有的账本在关门的时候就烧了。”

蒋文增一行人决定先从入住的这家客栈的账本查起，陆陆续续查了四家的账本，排除了一些那几天入住的可疑人，查来查去还是一无所获。在和上级汇报情况时，上级领导说：“你们要不厌其烦，遍地开花，向着无法调查的方向伸出调查。”

挂了电话，蒋文增四人谁都不言语。现在案子查这一步了，山穷水尽真没法查了。那就按照领导说的向着无法调查的方向继续调查，可哪是无法调查的方向呢?

思来想去，现在的关键就是黑衣人住哪儿的问题。已经确定的是，那黑衣人确实是提前到了松江城里头了，但是不知道住在哪里，账已经查了四家，一无所获。现在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黑衣人就住在烧了账本那一家，第二种是他根本没有住客栈，而是随便在哪睡了一晚上。

蒋文这么一琢磨，决定从第二种可能性入手。这就得请松江城乡派出所的协助了，因为在那个年代人员流动性小，邻里街坊关系几乎透明，谁家来过什么客人，邻居都知道。最关键的一点是，那时候城乡的也没有多少人，所以派出所那就很容易找到当时的居民，挨家挨户查。

派出所当即就通知各个居委会过来开会，派出所所长说：“通知你们各位，回去问一下，民国20年入冬的一个结冰的天，谁家来过一个穿黑色棉袍，带黑色绒线帽的中年男子。”

几天之后，仍旧一无所获。蒋文增一行人有些绝望，蒋文增对大家说：“这马上过年了，要不咱回上海过年去吧，再问问领导有没有其他线索。”

上海街头

其他三个侦查员自然同意，此时其中一个侦查员突然想起来自己今晚有约。这位侦查员和一个姓杜的参谋俩人是旧友，杜参谋被派到松江任职，俩人好几年没见面了，这回知道他来到松江，说俩人见面叙叙旧。

众人催促他赶紧去，刚走没一会儿接到这位侦查员的电话说：“杜参谋请大家一块儿过去，一起吃个便饭。”

盛情难却，于是三人立即出发。这一顿饭四人都吃好了，赞不绝口。于是大家就喊出来炒菜的厨师，来跟大家伙见个面。那时候有这样的惯例，酒足饭饱之后有请厨子出来见个面，表达一下感谢之意。

这个厨子姓白，大家请厨子一起吃，酒过三巡后杜参谋就问起来他们这次来松江出差的目的。

大家就就把这事掐头去尾说了一遍。

正说到现在查不着那个黑衣人住哪里，这时候旁边的老板忽然开口了：“你们查那人住哪儿，客栈你们查了，可我知道松江这边还有一个能住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去查了没有。”

这话听的四人犹如晴天霹雳，谁都不说话了，等着厨子继续往下说。厨子说：“我以前就在开餐馆，因为菜的口味不错因此在附近还小有名气。那时候松江城有一个保安团，保安团经常请客吃饭，一来二去就跟保安团司令部里的人混熟了。”

厨子继续说：“这保安团管辖区域大，因此经常把人召集过来开会。经常开完会天就傍黑了，只能住下。但来开会的军官行踪得保密，不能在外面住宿，因此保安团就在司令部内部设了一个内部招待所，给来开会的军官住宿。但如果不开会也接受外边的人住，但必须要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的熟人介绍，并且要有一名营级军官的签名担保方可入住，而且价格不便宜。由于条件严格，能够住这儿的人也不多，而且知道保安团内部招待所可以入住非保安团军人的那就更少了。”

第二天天一亮，四人赶紧去公安处查找内部招待所的资料，他们找到了内部招待所自开张以来的全部账本。

经过查账本，他们发现一个来自上海的可疑人，名叫梁碧纯，担保人是保安团营长郭洪顺。担保信上写他是祥德源国药号的店员前来松江是向于天成中药堂联系采购中药的，郭洪顺是这个祥德源老板的侄子。

郭洪顺因为贪污被抓，后来不知所踪了，他们只能从郭北昌入手查。四人来到上海生活生局，调查祥德源国药号的资料，查到这家药店的老板郭北昌在1941年9月病逝，十月关门歇业了，之后有没有了线索。

他们决定去祥德源的所在地去查一查、问一问。但一圈问下来这里的人只知道有个药店，具体情况没人知道，更别说知道梁碧纯了。最后就问到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这位老人说：“梁先生是有这么个人，操着上海郊区口音。梁先生可是个能人，内堂外堂都打理的好。但后来听说梁先生失踪了。”

蒋组长一拍大腿：“失踪了就对了呀，那中央的经费不也失踪了吗？”

但当天是除夕，问完这个老人之后，四人休息了几天。大年初四这四个人又集合起来了，找当年在祥德源国药号的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查出来有关梁碧纯的一些线索。

四个个侦查员兵分两路，查到了当年确实有梁碧纯这么个人，他是前任老板雇佣的，非常能干。后来前任老板把店盘给了郭北昌，郭老板把梁碧纯留下来了，从此梁碧纯就成为了祥德源的技术权威。

经过调查了解到店里后来那些店员，差不多都是他带出来的徒弟。他是嘉定县人，为人谦恭内向敛人又正直，再加上他手艺确实不错，祥德源上上下下都喜欢他，郭老板也把他视作第一心腹。

三一年的十二月，梁碧纯去松江是去跟于天成谈明年的成药订购的事，，大约过了三四天就回来了。

上海外滩

那天梁碧纯是上午九点左右回来的，给大家了一些带的特产。之后对郭老板说：“我这趟出差有点累，不太舒服。这会儿我想先去睡一会，我下午再向您汇报情况。”

郭老板让他赶紧回家休息，结果梁碧纯就此失踪了。因为当时郭老板报巡捕之后也没有结果，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了。

在调查中蒋文增四人还有一个收获，他们获得了一张三一年祥德源吃中秋团圆饭拍摄的全店的合影，这里头有梁碧纯。

随后经过刘志纯的辨认，确认当年接头的那个交通员是他没错。至此终于可以确认当年祥德元店员梁碧纯就是最后一站的交通员。

现在调查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找到梁碧纯。第二天，侦查员兵分两路开始调查，但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走访了许多人还是没有结果。

于是他们决定来嘉定县查一查，他们拜托县长找来当地比较有名的中药老师傅开了个会打听有没有人知道梁碧纯。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座开会的一位叫陆积福的老人说这位梁碧纯是他的徒弟，梁碧纯的情况他再清楚不过。问到梁碧纯的下落，这陆积福也不知道，只知道梁碧纯的妻子在梁碧纯失踪之后就和孩子回了娘家。

梁碧纯妻子娘家在黄渡千秋桥。第二天蒋文增一行人去到黄渡千秋桥，但经过调查发现贞姑在四二年就搬走了，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拿，就拿了些衣服。没人知道他们搬去了哪里，非常神秘。

蒋文增怀疑是消失的梁碧纯在九年之后带走了妻子和孩子。后来经过打听得知近两年有个亲戚去世时，贞姑回来办了丧事。侦查员找到了贞姑回来接触过的人，调查后得知贞姑就是被梁碧纯接走的，一家人搬去了上海浦东，一行人前往浦东找梁碧纯，经过努力，找到了这个最后一位交通员梁碧纯。

旧上海黄包车

据梁碧纯交代，组织上让他利用祥德源店员的身份做情报交接的秘密工作。他的活动范围是上海市及周边郊区，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到最后他已经成为了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交通员，这就有了三一年十二月初的那趟松江之行。

梁碧纯回忆：“在交代任务的时候，领导说了，人在物在，东西丢了得掉脑袋。”他就知道这次任务非同小可。本来他就要去松江谈中药生意，正好老板的大侄子郭营长来上海办事，所以就让郭营长顺便写了担保书。

梁碧纯十二月一日离开上海，隔天抵达后先去保安团招待所登记入住。之后去谈业务，谈到下午。最后在火车站对面的一家茶楼选了个临窗的座位，叫来跑堂的说：“说这个位子我包下来了，时间是从现在起到五号下午。”

此后三天，梁碧纯天天在这等着上线，直到刘志纯来，俩人接了头交了货。第二天上午梁碧纯带着黄金就离开了松江。按照领导交代的方式坐轮船，最后在上海曹家渡轮船码头下船。一路上平平安安。

到站之后，梁碧纯提着行李上了岸，叫了辆黄包车，法准备回的住处。结果刚走不到两分钟就被截了。

梁碧纯被人迷晕后送到了曹家渡大旅社，醒来后梁碧纯发现自己已经昏睡十几个小时。检查了行李都没少，只有那个小箱子不见了。梁碧纯知道这些货不简单，就是不知情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现在丢了，要想活命那只能赶紧逃走了。

但是他又不想让人日后查起来认为是他携款潜逃了，他得留下一段真实的记载。即便是被组织找到，有了这段记载，也得告诉别人：“我梁碧纯是无心之失，我不是叛徒，黄金只是被人偷了，不是我拿的。”

于是梁碧纯立即派人去请了经理，经理睡眼惺忪地从家赶到旅社。听说丢了一箱黄金的目瞪口呆，梁碧纯跟旅社经理说：“你旅社方面出一个书面证明，你得给我证实一下，我是在招了劫匪暗算之后失去知觉，丢了那个重要的皮箱。之后的事跟你们旅馆没关系。”

经理叫来了昨天上午在旅社门口迎梁碧纯的仆役，还有给他办手续的账房先生。三人签字画押，就留下了一份证明，证明上写的从劫匪到客栈到离开的所有经过。

第二天。蒋文增带着第三组的侦查员前往上海曹家渡继续调查。曹家渡大旅社还在，而且还是原班人马，侦查员调查之后发现梁碧纯所言不假，这钱确实是被劫了。

这个案子要再往下查，就要查这些劫匪到底是什么身份，但侦查员一时没有头绪，在旧上海这种类型的抢劫太多。

最终他们决定去找上海的老警察，希望从老警察那边获得一些线索。找到了一些当年的老干部之后，蒋文增向他们说了关于黄金抢劫案的经过，请这些前辈帮忙分析一下。经过好几天的努力，还是没有头绪。

这天，曹家渡大旅社的经理突然带着旅社的一个茶役来找蒋文增。这个茶役说：“前两天晚上睡觉做梦，我梦见了当初那抢劫作案的时候用的那个皇包车。那是个大牌照，号码是30016 9。”

蒋文增一行人对这个做梦得来的线索表示怀疑，但一时也没有了调查方向，那就姑且试一试。

侦察员就去市局查询，查了两天，总算是查到了300169这个大牌照。黄包车的车主叫曹胜林，问过之后曹盛林也承认，他当年确实有这么一辆黄包车，但从来没有借人用过，都是自己家用的。线索又断了。

但此时，前两天开会的老警察那边传来了消息。当时有一个开会的叫曾丰，因为有人犯了案子，公安局怀疑他有牵扯，在事情查清楚之前把他先暂且关押着。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在监狱里他和其他人闲聊消磨时间，给其他人讲之前的他破案的事，有一天就说到了曹家渡黄金抢劫案。

他说：“那是1931年入冬后我们几天发生的，当时竟然没有报案。案子呢，也一直拖到了解放后。如今共产党的警察正在查呢。”

过了一天，有个同监的犯人就把曾丰拉到一边，向他请教一个关于政策的问题，说：“人民政府说坦白从宽，将功折罪。如果有谁检举像曹家渡黄金劫案那样的案子，算是立功吗？”

曾丰说：“那是肯定，要是真的，组织可能就把你放了。”

因为曾丰是老警察，这个人想让曾丰给参谋参谋，就给曾丰把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

这个人叫冯安保，是资本家出身，是一个纨绔子弟，喜欢拈花惹草，因为强奸被抓进来的。他有个表哥叫吉家贵，从小就是个小混混，喜欢舞枪弄棒。

有段时间这个表哥经常玩拉黄包车的游戏，冯安宝的父亲在30年的置办过一辆日本进口的崭新的黄包车，后来换了轿车，黄包车就闲置了。

黄包车伙计

冯安保跟着表哥，他们把这黄包车当玩具来玩，这样就玩了两个多月。吉家贵有两个好兄弟，阿古和小克，当时他们三个就已经能把这车拉得像模像样了。

后来冯安保对拉车没什么兴趣了，就剩吉家贵三人在玩。这辆黄包车就一直拉到了大约这年12月上旬的一天，这天吉家贵忽然就把车给送回来了。从那之后，吉家贵再没拉过车，后来做了生意，听说也顺风顺水。

这回冯安保一听曾丰在监狱里说起的的黄金抢劫案，就联想到自己家当年那辆黄包车，和曾丰描述得有点像，时间也对得上，而且案犯也是3个。

看守所所长接到冯安保检举之后，立刻和蒋文增取得联系。蒋文增四人马上出动，在审冯安保时，侦察员就提了个问题：“你家那个黄包车什么牌照啊?”

冯安保说：“那是公共租界发的大牌照，号码是300196。”

曹家渡大旅社茶役提供的牌照是300169 ，看来是茶役记反了最后两个数字。侦查员当即就叫了警察，立刻出动，连夜拘捕吉家贵。

后来，果然搜到了当年的黄金。据吉家贵交代，阿古现在也在做生意，小克当年拜杜月笙为师，后来打仗牺牲了。最终，吉家贵、阿古都被捕入狱，当年的黄金也追回了一些。

这桩发生于18年前的巨案终于破获，吉家贵和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检举而立功的冯安保半年后释放，曾丰的行为也被视为是立功，且经调查认为他与之前的友人确实没有关系，就释放了;梁碧纯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交由地方监督管制，但也没有真的把他关起来。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至此，这桩黄金大劫案才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