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的品格与风骨——既追求权威大气，又具有百姓情怀，能站在天安门上思考问题，也能在田间地头观察苍生。说“一刊在手、读懂中国”，并不为过

文 | 新华社陕西分社副总编辑 陈晨

第一次见到《瞭望》周刊，是在大学读书期间。图书馆阅览架上，几本装帧朴素的杂志映入眼帘。因为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对著名报人普利策那句名言“社会是大海上的航船，记者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耳熟能详，我便一下子被这份刊物的名字所吸引。

翻开杂志，《流浪乞讨儿童救助难题》《错误理念影响社保推进》《基础教育在扭曲中挣扎》等文章的标题醒目惊心，我至今还记得。在学生不成熟的印象中，主流媒体似乎是与官样文章划等号的，但这本期刊却在触碰这些先锋、敏感的话题，令我颇感意外。

自此，《瞭望》便成为我生活中的良师益友。但直到多年以后入职新华社，并开始为《瞭望》写稿子，我才渐渐明白这本刊物的分量，渐渐理解“瞭望”二字的含义。

而《瞭望》，一直是那个最忠实的“瞭望者”。

　　与县委书记的一次彻夜长谈，点出了“不担当不作为”的怪象种种

2016年末，我被总社抽调参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基层”调研小分队。小分队从北京出发，经陕西、甘肃、贵州一路前行。六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从严治党，从黄土高原到云贵高原，我们就这个话题与上百位基层干部交流谈心，倾听真知灼见。这其中，既有他们对党风政风不断向好的欣喜，也有对进一步完善制度约束的建议。

在陕北某县，采访完县委书记已是夜里10点。道别时，我们一句“辛苦了”，触发了这位书记的情感。他叹息一声说，“在这个岗位上，辛苦是应该的。但这份累有时候是被形式主义和一些干部不担当、不作为害的！”职业敏感告诉我们，这里面有文章。

我们请书记再谈谈，他说还有公务要回办公室处理，让我们稍等片刻。没想到，这一等就到了凌晨1点。落座后，一杯清茶，书记打开了话匣子。“现在胡作为、乱作为的少了，但不作为、不担当的也多了，脸好看了，事也不办了。”这样的话，我们在采访中听群众讲过，但出自一方主官之口还比较罕见。

干部怕担责、怕出错，只愿意明哲保身，对工作创新没有积极性；“问题绕圈转，一把手看着办。”……书记大倒苦水，一下子聊到夜里4点多。我们意识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出现变种，干部不适应从严治党新形势的情况，已经不仅仅是涉及干群关系的问题，而是成为影响地方政府施政能力和基层治理的大问题。

带着这位书记的困惑，我们在采访中一路走、一路问。在西北某贫困县，全县的乡镇党委书记里，有一半人从来没有出过省，村支书里不会上网的大有人在，本领恐慌十分严重。在西南某市辖区，区委常委会时常一开就到半夜，许多本应由部门决策的琐事被频繁上报，导致决策效率低下、议而不决……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采访结束后，我和同行的时任贵州分社记者李平决定就这些现象写篇稿子。我随即拨通了《瞭望》政治室主任袁元的电话，她很兴奋，认为这个新动向抓得准，并帮助梳理出了“害怕担责不敢作为、缺少激励不愿作为、本领欠缺不会作为”的干部“三不为”现象。由于采访扎实，稿件中出现了“遇事慢半拍、看一看再说”“压力传导下来，责任移交上去”等一系列鲜活话语，揭示了干部状态中令人担忧的诸多怪象。

在袁元老师指导下，我们数易其稿，终于，《警惕干部不担当“三不为”》的稿件在《瞭望》刊发。感觉还不过瘾，我们又配发了评论《“管得严”决不是“不作为”的理由》，对少数党员认为是“从严治党导致了不担当不作为”的错误认知进行澄清和纠正。稿件发出后，许多读者留言，认为《瞭望》“有担当、讲实情”，其中不乏一些领导干部。也有同行说，《瞭望》写出了“人人眼中有、人人笔下无”的现象。

扪心自问，稿子本身仍有一定的打磨空间，但通过讲述这个故事，可以管窥出《瞭望》的办刊理念。干部队伍建设和干部群体状态，是《瞭望》长期关注的焦点之一。

记得《瞭望》总编室主任杨琳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干部是中国极为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是执政兴国的重要力量，是服务群众的主力部队。他们既制定政策，也执行政策。他们天天处在群众之中，但在很多百姓眼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群体形象又是神秘的、刻板的甚至是失真的。

正因为如此，既不俯视、也不仰视，写“官”但不写“官话”，最真实地还原出干部群体的各个侧面，呈现出他们在服务群众和自身成长中的所思、所忧、所盼，是《瞭望》许多干部题材稿件取得成功的原因。《为关键少数上关键一课》《依法行政的不愿、不便与不会》《这些专业干部为什么被提拔》，随机找出期刊最近发的几篇稿子，单看标题，便知文中有乾坤。

　　《瞭望》的影响力，让一位大专家改签了机票

在工作中，不时可以领略到《瞭望》的强大影响力和在读者心中的崇高地位。

2017年暑假，我接到编辑部约稿，要去中科院西安光机所为一位光学影像处理领域的权威科学家做篇人物特稿。他工作非常忙碌，从不使用微信，多用电子邮件与外界联络。接到采访请求后，他告诉我，自己马上要出一趟差，抽不出时间面谈，建议书面受访，还可以提供一些资料。

我与这位学者相识多年，此前他也曾多次接受我的采访，颇为投缘。由于有积累，加上书面回复，完成一篇稿件并不难。但当我告诉他，这是《瞭望》的约稿时，他立即改签机票、推迟行程，抽出三个小时接受了采访。见面时，他打趣道：“我是看在《瞭望》的面子上才推迟行程的，你可没有这么大的面子！”

类似这样的事，我还经历过好几次。

《瞭望》的定位是面向高端读者，故而期刊上常有省部级干部、高校校长和权威专家的专访及署名文章。但“高大上”的同时，《瞭望》也非常“接地气”。脱贫攻坚、社区治理、乡村振兴等，都是它关注的领域。最近，编辑部老师联系我，说今年要开设“善行”专栏，写平凡岗位上普通人的感人故事，要求“越普通、越感人越好”。这就是《瞭望》的品格与风骨——既追求权威大气，又具有百姓情怀，能站在天安门上思考问题，也能在田间地头观察苍生。说“一刊在手、读懂中国”，并不为过。

在新华社，除了《瞭望》自己的采编队伍之外，每一名记者都可以为它写稿，见刊时的署名也就变成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曾有不少朋友问我，是不是跳槽了，这也是很有趣的体验。

工作以来，我陆续在《瞭望》刊发了80多篇稿件，与许多编辑有过合作。《瞭望》的编辑们是一支十分敬业且专业的队伍，业务强、素质高、极富亲和力，与他们交往，我常有如沐春风之感。这并非客套话，而是在一篇篇稿件的策划、讨论和打磨中真切的感受。

以合作较多的几位编辑来说，袁元老师睿智、知性，是政治报道大咖，她策划的题目总让我眼前一亮、豁然开朗。杨琳老师创意多、有活力，正是她多年来一次次带我参与干部类选题的采写，才让我在这个领域逐渐有所专长。孙英兰老师是一位比我母亲还年长的前辈，从事专业性很强的科技报道多年，帮我改稿子，常常是逐字逐句推敲，令人折服。还有许多编辑，有些甚至未曾谋面，只是在电话里、网络上“以文会友”，也都给我帮助助我成长，点点滴滴，记录在讨论稿件的一个个微信对话框中，也深藏在我的记忆里。

值此《瞭望》创刊40周年之际，作为刊物成百上千的作者和千千万万的粉丝之一，谨以此文，向这份有理想、有担当、有态度、有分量的优秀期刊致敬，道一声：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