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出生，我被大家称为男孩，因为我有所谓的‘男性性征’，因为我的性染色体的XY……”

“但是，我的内心，从小就一直认定：我也许不是女人，但肯定不是男人！”

这个被父母取名叫“艾伯特·伯恩斯坦”的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陷入了“自己在和自己打架”的纠结：厌恶的自己的身体，也厌恶自己“男性化”的名字。

38岁那年，艾伯特终于如愿以偿地脱胎换骨，成为女人：做了性别重置手术，而且把名字改为“凯特·伯恩斯坦”，一个典型的女名。

此后，凯特接连写了好几本畅销书，讲述她自己“奇幻旅程”，和各种人生感悟。

凯特·伯恩斯坦，在美国当代文坛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被公认为出类拔萃的女作家之一。

“主流社会文化强加给男人的首要戒条，就是：你不应该像个女人。”

多年以后，已经改换性别的凯特，回忆自己证件性别为“男”的往昔，如此吐槽道。

1948年，凯特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尼普敦市，被父母取名叫“艾伯特”。

但“艾伯特”从很小的时候，就感到自己仿佛“身心错位”：

明明是个女生的灵魂，却阴差阳错被禁锢在一个男人的身体里。

尤其是，从小到大，从穿着打扮，到言行举止，男人和女人，从小都被预设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从不同的穿着，到行为举止的不同规范。

当年幼的“艾伯特”试图对身边的人袒露心扉，说自己渴望做个女孩时，换来的往往不是理解和同情，而是责骂和嘲讽。

十几岁时，“艾伯特”偶然读到一些小报和色情品，其中包含着一些“不男不女者”的奇闻异事。这样的人，经常被蔑称为“人妖”、“二尾子”，被全社会当做异类、笑柄。

这令“艾伯特”在伤心的同时，也将男女二分的社会规范内化于心，为自己“无法像个正常男人”而感到羞耻。

“我一次次想，这是我哪里做错了吧？我到底是生病了，还是扭曲了？总之，我糟糕得无以复加。”

渐渐地，“艾伯特”仿佛改掉了“不男不女的恶习”，变得越来越“爷们儿”，看上去和其他男生没什么不同。

但在内心深处，“艾伯特”深知，这根本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在装模作样，假扮一个和自己无关的陌生人。

这种“假行僧”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三十多岁。

这期间，美国各类“少数人群”——从有色人种、战争受害者，到同性恋者——纷纷现身于公众视野，为争取权益而呐喊。

其中也包括一些和“艾伯特”相似，对“原生性别”无法认同的人。

这样的人群，有个价值中立、不含污名化意义的称谓：跨性别者。

这样的社会环境，也让“艾伯特”对男女决然二分的主流文化，有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显然，我也是跨性别者。真正的我，不是男性化的‘艾伯特’，我的第三人称代词也不应该是男性的‘他’。尤其是，我不想一直伪装下去！”

1980年代，“艾伯特”开始走出深柜，以女性的方式生活，以后一发而不可收。

“因为，这才是真实的我！一旦走出牢房，感受到自由，大概就没有人愿意再进去。”

“艾伯特”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典型的女人名字，凯特。从此，凯特·伯恩斯坦成为她使用至今的身份符号。

1986年，凯特接受了性别重置手术。

性别重置手术，俗称“变性手术”，第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在1930年。

1920年代的丹麦，已婚的风景画艺术家伊纳尔·维基纳，突然发觉真实的自己，其实是个女人。

据说，这种强烈的感受，是在伊纳尔偶然穿上女装，为专攻人物绘画的老婆充当模特时产生的。

当伊纳尔把这种感受告诉了老婆葛尔达，葛尔达表示：“我爱你，所以，当你追求成为更加真实的自己，无论怎样探索和选择，我都支持你。”

伊纳尔给自己取个女名，叫莉莉。她越发无法忍受自己男性化的躯体，甚至想过：“不如索性死掉，下辈子但愿能转世成为真正的女人。”葛尔达一直陪伴着莉莉，说服她打消自杀的念头。

1930年，莉莉和葛尔达，结识了性学先驱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医师。在莉莉的反复要求通过手术，改变她的身体性征。

这样的手术，是史无前例的，但赫希菲尔德医师经过多方面的评估后，认为在理论上可行。莉莉更是铁了心，要求试一试，任何风险都在所不惜。

然而，人类史上的第一例性别重置手术，虽然是成功的，但给所有的当事人，都带来了灾难。

莉莉一共接受了五次手术，前四次都很成功，得到了非常完美的女人外表。

但是，艺术圈的众多朋友，都和莉莉断绝了来往。连她的姐姐，也坚持用“伊纳尔”的原名称呼她，不承认她是女人。

这期间，葛尔达和莉莉，都分别爱上了其他人。这对曾经的夫妻，变成了闺蜜、挚友，但爱情却不复存在了。

莉莉将此归结于“我的女性化程度依然不够”。她渴望得到子宫。

1931年，莉莉接受了最后一次手术，“成功安装”了子宫。但没多久，她就遭遇了严重的排异反应，死去了。

——当时的医学界，几乎没有关于排异反应的相关知识，更没有抗排异反应的药物。

葛尔达为此悲痛欲绝，此后，她的爱情和事业都一塌糊涂，1940年在潦倒中死去。在此之前的1936年，赫希菲尔德也在巨大的社会争议声浪中，郁郁而终。

直到二战后，美国性学家金赛继承了赫希菲尔德的遗志，出版了划时代的性学调查报告；葛尔达的作品也重新浮出水面，得到世人的重视。

凯特·伯恩斯坦知道这段历史，也知道即使过了半个多世纪，性别重置手术也存在很多风险，包括不可能得到子宫和卵巢，无法生育，更包括社会的歧视，和各种异样的目光。

“如果迈出这一步，我本人，以及和我相爱的亲友，会不会和当年的莉莉、葛尔达等一样，陷入万劫不复的悲剧？没有人能够预测……”

但即使如此，凯特也义无反顾，在性别重置手术的风险同意书上，郑重地签了名。

对手术带来的痛苦，凯特也无怨无悔。

手术后，凯特望着自己无可挑剔的女性化外表，深感欣慰，觉得自己终于破茧成蝶。

但同时，她又有了新的疑惑……

手术完成、证件和学历也都将性别改成“女”，凯特·伯恩斯坦有了和自己相爱的伴侣，养了小猫、小狗和乌龟，小日子幸福美满。

但是，她也不断感到：

“把全人类划定为男或者女，分别强加上一套不同的规范，这也充满了不合理。”

尤其是，性别规范的背后，是种种性别歧视。

即使在女性当中，也处处有“好女人/坏女人”、“美女/丑女”、“贤妻良母/泼妇或者荡妇”等各个角度的阶级划分。

女性更是被社会文化，强加了很多苛刻的要求：

从身材苗条，到正式场合要穿不利于走路的高跟鞋，再到职场的玻璃天花板……

“我想要做一个女人，并不意味着，我要符合社会强加给女人的各种规范，尤其是那些老旧、荒诞的条条框框。”

“甚至，我可以打破男女二分，超越性别规范。无论怎样，我都是我自己。”

如今的凯特，更喜欢自称为“逍遥法外者”。

她接连写了好几本书，其中，首版于1994年的《性别是条毛毛虫》流传最广。

书中详细讲述了她从小到大、从“男”到女再到“逍遥法外”的各种经历和感悟。

2013年，这本书被翻译成汉语，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凯特·伯恩斯坦还有其他著作，主要包括《我的性别练习本：如何成为一个真男人、真女人、真自我或者别的人》、《蓝调石墙T》等。

图片/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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