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黑茶山上空。

一架美国制造的“C—47”运输机正在浓雾中艰难而谨慎地飞行着，当时大雾迷天，机长迈兰琦盯着仪表盘的数值不断地调整着飞机的高度——6000米、4000米、2000米、1700米......

机舱内，刚刚被国民党释放的叶挺将军正挽着夫人李秀文的手低声交谈着。

自从“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夫妇俩就一直被扣押在重庆，这次借着国共和谈的机会，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而在另一边的延安东关机场，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早已等候在降落区准备迎接叶挺、王若飞一行人，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眼睛不住地向天边望去。

朱老总甚至还打趣地说道：“上次你们去重庆的时候，我就想说让你们把他带回来的嘛！”

下午两点多，天边隐约传来飞机的轰鸣声——近了！近了！西安中转站那边也说是2点左右可以到！

“诶，不对嘛，这声音怎么越来越远？”朱老总用手遮着额头，踮起脚尖张望着。

大约过了3分钟，引擎声戛然而止，在场的所有人一脸错愕，整个东莞机场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

叶挺（右一）和周恩来等人的合影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当时所有人最想知道的问题。

“可能天气不好，没能到延安，在别的地方迫降了吧。”身旁的工作人员小声地解释道。此刻，毛泽东手扶着额头踱来踱去，不时地望着天边，一脸凝重的神情。

下午5点，中转站西安发来电报：飞机未曾返航！

众人的心一下子跌进了谷底——只有两种可能了：迫降或者是失事！

此后的每一天，对于在延安的领导人来说都是一种煎熬，他们除了焦急地等待以外什么也做不了。

终于！在4月11日这天，西安发来了通告：飞机于8日下午2时左右，在黑茶山失事，具体原因未知！

虽然心里早有预感，但当确切的消息传来时，所有人还是无法接受。

周恩来看着眼前的电报默默地闭上了眼睛，电报上的每一个字都如同针尖一样刺痛着他的双眼，终于，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一直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还是扑簌扑簌地掉了下来——谁能想到，5年前的那次送别竟是两人最后一次会面了！

空难发生后，国民政府立即发表了声明：此次飞机失事，皆系飞行员操作失误所致！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叶挺将军刚刚释放就遭遇不测，恐怕不是巧合吧！

除了国民党以外，中共中央也派人到失事地去做了调查，负责勘察的人名叫顾逸之，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了一项可疑之处：

“C—47”的正常飞行高度是6000米，而黑茶山的海拔只有2000米，即便因天气原因而导致能见度很低，但也不会降到如此低的高度，更何况驾驶飞机的还是老牌飞行员，这种低级错误几乎不会犯的。

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明知很有可能是国民党所谓的中共中央也只能先以大局为重，暂时停止了对案件的深入调查。

1946年4月19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贺龙等领导与延安各界3万余人在东关飞机场隆重祭悼“四八”烈士，毛泽东题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全国各地都对“四八”烈士也进行了沉痛的悼念。

案件的真相就这样沉寂了许多年，直到一个名叫杜吉堂的人在临终前才把它说了出来。

原来，当年在得知叶挺、王若飞等人将从重庆飞抵延安的消息后，时任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的王平虎立即就找到了毛人凤，两人开始策划这起空难事件。

而杜吉堂当时是特工队的队长，他接到任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取“C—47”运输机机组的人员信息。他发现，机长和乘务组都是经验老道的专业人员，要从人员这方面下手很困难。

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派遣一支特工队伪装成检修人员，将一块磁铁放在了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盘的反面。

4月8日上午，飞机起飞后先是抵达了中转站西安，经过短暂的休息和加油后，再次起飞向延安方向飞去。

从重庆到西安的这段航程，能见度很高，即便有磁铁的影响，飞行员依靠自身的经验也能把握住飞机的飞行高度。

然而，从西安起飞后，飞机遇上了冰雹和浓雾，能见度骤然下降。这个时候，飞行员就必须依靠仪表盘上的指示来推测飞行高度了，而这个时候，磁铁的影响就能左右飞行员的判断了。

首先是飞行高度的降低，仪表盘上的数值不再是正常数值，飞机从6000米的高度不断地被错误调整到2000米以下；其次是飞行航向的偏离，从西安到延安应该是一直往北飞行的，可飞机却在离延安不远的地方转向了东北，直接进入了山西省兴县，最终在黑茶山撞山失事。

叶挺夫妇最终还是没能安全回家，和他们一起葬身黑茶山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黄齐生、李少华、魏万吉、赵登俊、高琼、叶阿九（叶挺幼子）、叶扬眉（叶挺女儿）、黄晓庄共计13人。

最后，让我们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人民英雄，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