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4日，湖北汉口新市场游艺场，人声鼎沸，舞台上魔术大师，正在表演拿手戏法。

精湛巧妙的手法让观众看得大呼过瘾，掌声此起彼伏，不时还传来几句叫好声，魔术大师也摇头晃脑，颇为得意。

然而他并没注意，就在一个昏暗角落里，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在盯着他。

当晚，名为“化广奇”的魔术大师被逮捕，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

身为武汉行营侦缉处副处长的蔡孟坚大喜过望，因为他已得知，这个魔术师的真实身份是中共秘密特务组织中央特科的“天字号”人物——黎明，仅次于周恩来的中央特科负责人。

神秘的顾顺章

当然，黎明也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顾顺章，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说为候补委员）、中央委员。

被捕后，顾顺章竟然直接爆出了自己的名号“黎明”，并以“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为名，要求与蒋介石见面。

顾顺章的被捕叛变，是我党白区斗争史上一个极其严重的事件。

在我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计其数的叛徒，其中不乏比顾顺章地位高得多的领导人，但没有哪一个叛徒可能造成比顾顺章更大的危害。

这是因为，他即将造成的危害，关系到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存亡，关系到包括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张闻天等在内的多名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性命。

这是一个差点改写历史的事件，顾顺章被视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当时的中央在上海，中共要员为什么会跑到武汉？还登台搞什么魔术表演！

这一切，还要从蒋、冯、阎、桂四大军阀混战说起。

1929年3月，国民党内部蒋介石集团与桂系军阀集团之间爆发了战争，史称“蒋桂战争”。

1930年5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战争，史称“中原大战”。这场大战双方投入了一百多万兵力，足足打了半年多的时间。

军阀混战期间，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在如火如荼地联系实际。红军获得了充足的发展，中共的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

1930年12月，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赣南闽西红军于在江西龙冈、东韶地区打败国民党“围剿”军张辉瓒、谭道源等部，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1931年3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取得双桥镇大捷，粉碎国民党对该区的第一次“围剿”。

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既成燎原之势。

中共中央决定逐步将工作重点转向苏区，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

3月2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苏区问题。他在会上指出，中央苏区虽然已冲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但敌人正在进行第二次新的进攻，这是不能轻视的；鄂豫皖苏区必须在巩固的基础上向外扩大发展。

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鄂豫皖苏区问题。周恩来在详细分析鄂豫皖地区地理、人文等条件的基础上认为：此地较中央苏区为好，更易发展，可形成对敌人平汉铁路的威胁，必须加强。

会议决定，由张国焘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和沈泽民、陈昌浩一起前往鄂豫皖苏区，加强该区的领导。

张国焘是中共北京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共“一大”代表，后因反对南昌起义，在中共“六大”后，被共产国际留在苏联“学习”，纠正“机会主义倾向”。

这时，他刚从苏联回国不久，在六届四中全会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

沈泽民是这次全会新补选的中央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陈昌浩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并获“卫国战争奖章”，于1930年11月回国，也是有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护送三位要员前往鄂豫皖苏区是件很特殊的任务，他们肩负着发展长江以北地区的革命重任，需要一名经验丰富且熟悉路线的同志。因此，在安排护送人选上，周恩来颇费了一番心思。

当时，负责由长江经武汉进入鄂豫皖苏区地下通道的是顾顺章，但此时顾顺章的表现已令周恩来有些不放心。

好勇斗狠的顾顺章曾经当过青帮小头目，五卅运动后逐渐成长为工人领袖。他天赋异禀，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样样精通，也曾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

但他在负责中央特科工作期间，工作重点不是放在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方面，而是热衷于处决叛徒、暗杀敌人等一些恐怖行为。

一时的胜利冲昏了顾顺章的头脑，他自认不可一世，骄傲蛮横，自我陶醉，以恐怖行动为乐。执行党交给的任务时，他忽视秘密工作的政治方向，在具体行动中忘掉党的政策，把严肃的政治斗争，看成是单纯的恐怖行动，因而被人视为“杀人魔王”。

党内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能够听一些，他的家中只有陈赓可以去。陈赓到顾家去过两次，发现此人生活腐化，花天酒地，抽鸦片烟。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而在周恩来赴莫斯科期间，顾顺章当年混迹江湖的一些恶习又开始复发，骄横跋扈，个人凌驾于党和同志之上，生活腐化，人生观完全堕落。对于周恩来等人的批评，他表面上虚以委蛇，背地里依然我行我素。

思虑已久，周恩来决定调牧师董健吾协同顾顺章完成这项护送任务。

“红色牧师”董健吾，是我党一名传奇地下工作者，他不仅是大儒杨度先生的弟子，同时还与宋氏兄妹有着较深的私谊。

他曾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随军牧师，并担任冯玉祥部集团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兼任冯玉祥将军的私人英文秘书。

时下被蒋介石改编的冯部西北军，多数调往鄂豫皖三省，执行蒋介石“进剿”中央苏区、鄂豫皖根据地任务。

有董健吾协助，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陈昌浩西去武汉的期间，万一发生什么不测事件，可利用上述有利的条件化险为夷。

再者，董健吾早年出于好玩，也曾经练过几手小魔术，必要的时候，也可与魔术大师“化广奇”配合一下。

魔术大师和会玩魔术的随军牧师联手，珠联璧合。因此，这次重要的护送任务，周恩来决定交给他们俩了。

出发前不久，周恩来还是有些不放心，找来顾顺章，沉重地说出原沪西区委书记尤崇新调到武汉不久即被捕叛变，他“天天领着敌特警察走街串户，抓捕共产党人，给武汉的党组织造成了很大威胁”。

最后又关照：“顺章同志，尤崇新和你很熟，一旦在公众场合相遇……”

“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机会。”顾顺章冷笑了一声：“到时，我就让他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

“不准蛮干！”周恩来几乎是下意识地反驳。随即，他又近似下达命令地说道：“你一定要记住：快去快回！”

“是！”顾顺章颇有情绪地回答。

受领任务后，张国焘和顾顺章商议行程，顾顺章成竹在胸地说道：“国焘同志，你和昌浩同志于4月1日启程，这天有一艘来往上海和武汉的‘野鸡船’，老板和我很熟，你打扮成普通商人，我已安排好了人接你上船。”

“你不和我们乘一条船走？”张国焘愕然问道。

“对。我和董牧师带一支小魔术队，于3月30日乘英国轮船先行一步，在汉口安排好有关人员，好护送你们安全进入鄂豫皖苏区黄安。”

周密的安排下，护送张国焘一行前往鄂豫皖苏区的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

据张国焘回忆：他在顾顺章的安排下，乘坐一辆街车，来到南京路新世界旅馆，扮作香港来的商人，然后于翌日凌晨3时出发，由在车行里工作的特科同志护送，直驰杨树浦码头，登上那条“野鸡船”。

登船后，张国焘走进了水手舱中，见到扮作伙计的陈昌浩，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上海，溯长江而上，直驶武汉。

由于水手和客人多猜疑张国焘是贩鸦片的巨商，张国焘与陈昌浩就将计就计，和同船的人打起了麻将，且只输不赢，给同船的人造成一掷千金的大鸦片商的错觉，故很顺利地抵达武汉。

“野鸡船”，是由英国商人在工部局注册的祥泰木行的一条货轮，船董是英国人，但船长、水手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这艘船直接受中央特科领导，只有中央要员往返上海和汉口时才启用。陈昌浩也是由特科同志护送上了这条货轮的。

张国焘按照顾顺章的安排于傍晚6时下船，他和陈昌浩提着简单的行李走上码头，在码头外的要道上，看见一位青年人，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

他向张、陈投射了一个暗号，然后坐上一辆人力车离去。张国焘与陈昌浩也分别坐上人力车，跟着这个青年人的后面，直向离码头不远的日租界驶去……

任务顺利完成，顾顺章为什么又会在汉口表演起魔术来，并暴露身份被捕呢？对此，同行的董健吾曾于1961年回忆：

“当时在汉口，我住在朋友家里，顾顺章单独另住一个地方，两人每天在公园里碰头。他每次来，常偕一个身着白衣、白帽、白高跟鞋的时髦女郎同来。

说是在舞场上认识的舞女，为了避免别人注目，每次约她一道散步。这个女人曾经问我姓什么，我说姓王，她即付之一笑，不予置信。

我就提醒他提高警惕，顾顺章却不以为然。后来我见顾顺章到处招摇，怕生意外，便提出要回上海汇报工作，与他分手。

他就为我买了一张建国轮的船票，准备第二天动身回沪。当天晚上，我向友人辞行的时候，友人问我乘何轮船？

女主人说：建国轮不及洛阳轮舒适，我家阿福（佣人）明晨乘洛阳轮去上海，阿福沿途还可对你照顾。遂要阿福给我退票，改换洛阳轮的船票。”

原来，爱出风头的顾顺章又按捺不住那颗躁动的心了。护送张国焘来武汉，勾起了他许多遐想。

当年在武汉，顾顺章给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当卫士长，何等气派；在军委特务工作处当负责人，又是何等威风。现在，名义上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实际上要受周恩来、陈赓的“摆布”，终于有了机会来武汉“故地重游”，何不放松一下？

尤其是想到当年表演魔术时的女搭档幻苑花（原名贺玉），顾顺章更是把周恩来交待的话抛之脑后，决定在武汉呆几天。

所以，护送任务完成后，顾顺章迫不及待地在汉口租界德明大饭店包下一间高级客房，然后给汉口新市场游艺场挂通电话，找幻苑花重叙旧情。

幻苑花是个久经世故的风尘女子，虽徐娘半老，但风韵不减当年，百媚千娇，顾盼流连。顾顺章神魂颠倒，乐不思蜀，白天在包房厮混，晚上陪着幻苑花到游艺场演出。

遥望着远处的舞台灯光迷离，身为魔术高手的顾顺章不禁技痒难耐，便自行化妆，和幻苑花共同登台演出。

起初，顾顺章只是想登台过把瘾，没想到因为他的登台，游艺场的上座率陡然大增，老板再三恳求他续演几场，再加上幻苑花的热情相邀，顾顺章便答应再续演三天。

游艺场老板为了扩大影响，以广招徕，在汉口街头大贴广告，并在游艺场门口挂起一块高大的招牌，画上“化广奇”的演出画面，大字标题，十分醒目。

如此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突然在汉口出现，不仅成为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而且也必然引起汉口的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1931年的武汉，正是国民党特务大肆横行的地方。

1930年秋，陈立夫向上海、开封和武汉派出了三名特派员，专门从事破坏这几个地区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工作。

派往上海的是杨登瀛，去开封的是黄凯，来武汉的是蔡孟坚，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

杨登瀛其实是中央特科的内线，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位党外特工，与“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齐名，共同被称为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情报四杰”。

黄凯在开封没有什么建树。然而蔡孟坚在武汉却是干得风生水起，为此还得了一个“铲共专家”的称号。

他到任后不久，就亲自潜入贺龙控制下的洪湖地区侦查“匪情”。他化装成渔民到处游荡，见到过贺龙本人，还拍下了许多照片。

1931年春，蔡孟坚利用叛徒黄佑南的指引，在武昌破坏了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接着又在汉口法租界会同巡捕房逮捕了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

不长的时间里，先后被破坏的中共秘密机关多达十几处，被捕的地下党员近一百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袁秉章夫妇相继被捕，继而被杀害。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叛变投敌。

在短时间内立下如此“功勋”，蔡孟坚不仅受到陈立夫的嘉奖，还得到蒋介石的当面嘉许，晋升为少将参议。蒋介石指定蔡孟坚主持武汉行营新成立的侦缉处，专事破坏湘、鄂、赣三省各城市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

被捕叛变的有一个叫王竹樵的人。他原是武汉纱厂的工人，大革命时期参加过武汉工人武装纠察队，顾顺章时为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王竹樵叛变后，参加了特务机关工作，交给他任务就是捕捉自己从前的同志。急于立功的叛徒整天在大街和交通要道上游逛，像一只猎犬伸着鼻子到处嗅。这时，正好是顾顺章在武汉流连忘返之时。

4月25日下午，王竹樵游荡到“新市场”附近，突然眼前一亮，一个熟悉的面孔映入他的眼帘。他立刻反应过来，此人正是他的老上级，现在的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

王竹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顾顺章这条“天字第一号”的“大鱼”居然会 千里迢迢游到他的面前，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了，王竹樵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大堆数都数不清的“袁大头”！

王竹樵紧紧地盯住顾顺章，跟着他走进“新世界”游乐场，看到他居然登台表演了，才赶紧溜了出来，招呼了几个也在附近搜索的特务。盯着顾顺章演出完毕，又盯着他出场回到旅馆，直到没有再发现其他的“猎物”了，才破门而入，把这条“大鱼”从床上逮了起来。

关于顾顺章的被捕，有多种的说法。 1928年就从事中统特务活动，先后担任过党务调查科助理干事、中统局本部科长、组长、秘书等职务的张文（又名张国栋），解放后成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对于顾顺章的被捕，他是这样回忆的： 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蔡孟坚又带人在汉口法租界会同租界捕房逮捕了中国共产党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此人在多方威胁利诱之下，说出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况。蔡孟坚又安排尤崇新化装成另一模样，同时派出特务数名，暗中随其在汉口各大马路行走，寻找所认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一年五月的一天，尤氏等人行经距江汉关不远的轮渡码头附近，无意中发现了中共中央保卫小组负责人顾顺章，便大呼：“就是他！就是他！”这时顾已逃避不及，遂为尾随的特务所逮捕。

顾顺章被捕后，立即被押解到武汉行营侦缉处。蔡孟坚亲自劝降，他下令将顾顺章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又是上茶，又是敬烟，态度很是和善。

顾顺章为了显示出他不同一般的身份，居高临下，轻蔑地瞥了蔡孟坚一眼，用鼻子哼了一声，然后说：“你就是蔡孟坚。好，你马上安排飞机，将我送往南京，我有特别紧急的机密情报须当面向蒋介石报告。”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在我到达南京之前，不要把我被捕之事向南京发电报。”

蔡孟坚被顾顺章的这种气势镇住了，他也明白顾顺章的身份，所以客气地说：“我可以为你引见行营主任何将军。”

在蔡孟坚看来，能让他见一见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就是给了他一个不少的面子。

顾顺章断然拒绝：“不必了！见到他我也是这几句话。”然后，无论对方如何发问，他皆不再开口。

何成浚是在4月25日清晨提审顾顺章的，顾顺章并没买何成浚的帐。何成浚是个老牌的政客，老谋深算，为了试探顾顺章是真投降还是搞欺骗，最后他有意问：“你有什么大的计划暂且不谈，先说说设在武汉地区的共党组织吧。”

顾顺章一听，明白了何成浚的用意是借以测试他的真伪。他好像被他们的不信任激怒了，一口气说出了中共中央驻武汉交通站、鄂西红区驻武汉办事处、红二军团驻汉口办事处和祥泰木行运木船队的秘密联络点等几个交通网点。

何成浚立即派出军警，按照顾顺章说出的的地址突击搜捕，果然查获了二十余名中共地下人员，并收缴了一大批中共地下刊物和秘密文件。

何成浚见顾顺章果然是条“大鱼”，立即对他客气起来，说向南京报告后，马上送他去见总座。顾顺章听后，又对何成浚和蔡孟坚说：“报告南京之事，千万不可使用电报，不然，我的计划内将全部落空。”

蔡孟坚不解，问他为什么。顾顺章便不再言语，只是最后说“到南京再说吧，打草惊蛇也会误事”。

因为顾顺章十分清楚中央特科的内情，所以从被捕叛变一开始，他就一再警告蔡孟坚不要就此事向南京拍发电报，但又闭口不谈个中原因。

他担心如果拍发电报，就有可能会落到钱壮飞手里，搜捕共产党中央机关和中央负责人的阴谋便顷刻落空。

他如果说出钱壮飞，让何成浚、蔡孟坚知道了这一重要情况，他们必然会抢先一步，把钱壮飞抓起来，使他失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资本。

何成浚、蔡孟坚对顾顺章的吞吞吐吐深为不满，认为顾顺章是故弄玄虚，只不过是想抬高自己的身份而已，所以对顾顺章不要向南京拍发电报的一再告诫根本不加理会。

为了抢得头功，他们早已向南京拍发加急电报，向徐恩曾、陈立夫报功，并决定由蔡孟坚押送顾顺章乘兵舰前往南京。

4月26日凌晨，顾顺章已经极不耐烦，一再询问兵舰是否到来，蔡孟坚还以为他是报功心切，所以安慰他说：“马上就到，南京方面一接到电报，定会大喜过望，恭候先生光临。”

顾顺章一听“电报”二字，犹如兜头一盆凉水，继而急得捶胸顿足，颓然哀叹：“这就糟了，抓不住周恩来了。”

蔡孟坚见状，不解地问：“为什么？”

顾顺章回答：“你们调查科徐恩曾身边有共产党。船太慢了，快换成飞机。”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顾顺章依然没有说出钱壮飞的名字，不肯过早地打出这张邀功的“王牌”。

蔡孟坚还是坚持把顾顺章押上兵舰，然后要了一架飞机，自己急火火地向南京飞去，他要亲自向陈立夫和徐恩曾报告顾顺章被捕经过。

上飞机前，他又发出一份密电，告知南京，徐恩曾左右有共产党，顾顺章叛变之事切勿外传。

现在，所有的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都懵然不觉。再过几十个小时，一张险恶的大网将猝然罩到他们的头上。

然而，仿佛冥冥中自有天意！当武汉特务机关报告顾顺章被捕叛变的电报送达南京的时候，已是4月25日——星期六晚上，逍遥的特务头子徐恩曾早已到上海过周末去了。

这天夜里，钱壮飞一如既往地坐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正元实业社”——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里值班，为徐恩曾收发来自全国各地的函件和电报。

令他震愕不已的是，这天晚上从七点到九点接连收到了发自武汉行营的五封加急密电，上面一律写着“呈交徐恩曾亲译”的字样。

钱壮飞明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实为中央特科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特工，他自1929年开始在徐恩曾身边任职，三年多来，为中央特科传递了大量的机要情报，从未发生任何纰漏。

钱壮飞

凭他几年来的经验，凡是往来于上海、武汉、西安、长沙、北平和广州等中心城市的电文，多属和中共关系密切的重要情报。

不过，在两三个小时内连发五封密电，实属罕见。是什么紧要情况使得武汉方面如此迫不及待？

徐恩曾随身携带的密码本早已被钱壮飞悄悄复制，钱壮飞决定趁徐恩曾不在，偷偷地将电报译了出来。这才知道顾顺章已经被捕叛变，要和敌人勾结起来破坏我们整个党中央机关。

何成浚的电报，是发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徐恩曾转国民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陈立夫。

第一封电文：

黎明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第二封电文：

将用兵舰将黎明解送南京。

第三封电文：

据黎明供，兵舰太慢，请速派飞机来接。

第四封电文：

虑事关十万火急，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揭押黎明赴宁。

第五封电文：

约好总座接见，做好黎明到宁后的沿途保护。

钱壮飞知道，“黎明”就是顾顺章，他虽没见过顾顺章，但知道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

他看了这五封电报之后，非常震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各机关住址、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住处和联络点、中共地下党的秘密工作方式及各种联络暗号，顾顺章都了如指掌，党的中央机关、党的主要负责人危在旦夕。

怎么办？一贯冷静，处变不惊的钱壮飞，明显感到了事情的严重和危急，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顾顺章已叛变的消息送出去，让上海的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及时转移和撤离。

钱壮飞快速地计算了一下时间：押送顾顺章的兵舰最快能在后天（27日）抵达南京，如果用飞机解送顾顺章来南京，至迟明天晚上（即26日）。

蒋介石和陈立夫再对此作一番部署，也需一些时间，但不会很长。敌人一旦了解真情，不会耽误良机，因而4月27日敌人极有可能在上海进行大搜捕。

这就意味着，营救中共中央的情报，必须在27日以前送到，党中央要在27日子夜以前完成转移和撤离。今晚的电报可以拖到明日早晨告知徐恩曾，给自己赢得八九个小时时间。

时间刻不容缓，必须尽早将情报送出去。想到此，钱壮飞急忙翻出列车时刻表，发现当晚还有一班特别快车，23点开，明日凌晨6时到达上海。还有两个选择，连夜开车直驱上海，需要7个小时；或者乘明天首班去上海的飞机。

但由谁去好呢？根据周恩来当年作出的规定：钱壮飞在南京破译的一切情报，都是通过女婿刘杞夫借去上海之便交李克农，再由李克农转陈赓，并由陈赓亲自面交周恩来。

但现在的情况十万火急，党中央危在旦夕，已不能按常规情况处置了。明天（即4月26日）又是星期天，刘杞夫能否在明天一定能找到李克农，他不敢保证，万一不能按时找到，后果将不堪设想。

钱壮飞在犹豫要不要亲自出马，他想起李克农曾经不只一次地说过：“伍豪（周恩来的化名）一再叮嘱，你这个位置来之不易，不到万不得已，不得暴露。”

现在算不算万不得已呢？这五封加急密电有无虚假之处暂时还搞不明白，会不会是敌人对自己的考验呢？他反复思考，最后找出一个疑点，自己的情况顾顺章是完全知道的，为什么电报中没有提及？

但时间刻不容缓，必须尽早将情报送出去。没有太多时间思考了，钱壮飞果断决定，暂时冒险留守，不放弃这个得之不易的岗位。

于是他把已译出的电文抄了一份，开上轿车，直奔自己的住所，唤起女儿和女婿，神情严峻地告诉刘杞夫：“这是一份十万火急的情报，你立即赶往火车站，搭乘今夜开往上海的快车，去找‘舅舅’（指李克农），如果一时找不到，就交给你岳母，让她无论如何找到‘舅舅’，十万火急！十万火急！……”

钱壮飞亲自开车把女婿送到车站，看着他上了火车，又急急赶回“正元实业社”。钱壮飞刚刚坐定，值班机要员又送来一封来自武汉的加急密电。

国民党特务"大本营"——正元实业社

钱壮飞毫不迟疑地对译出来：“主任左右有共匪潜伏，黎明叛变之事切勿外传。”

这下钱壮飞清醒地意识到，调查科机要秘书的位子是守不住了，必须抓紧时间离开了。

已是凌晨3点，南京去上海的火车最早的是7点30分，他要在这四个多小时里处理很多事情，时间非常紧迫。为了不给徐恩曾留下把柄，他迅速做好善后工作，将银钱帐目清理好，放在钱柜里。

然后，又到市电信大楼夜班室，给天津“长城通讯社”的战友胡底，拍发了一封电文：“潮病重速返。”。

“潮”即钱潮，是钱壮飞曾经用过的名字，只有胡底知道。他和胡底早有约定，这种明码电报是极紧急情况下通知胡底迅速转移的警报。

钱壮飞又突然想起，今天不是与李克农接头的日子，担心刘杞夫找不到他，不能及时通知中央转移。于是又给上海方面加发了一封电报：“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暗示中央迅速转移。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被称为龙潭三杰，他们三人一个在南京担任要职，一个留守上海主持工作，一个去天津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从而形成遥相呼应的铁三角。

龙潭三杰在关键时刻，屡建奇功。周恩来曾感慨地说到：“他们三个人深入龙潭虎穴，可以说是龙潭三杰。如果没有龙潭三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被改写。”）

“龙潭三杰”，左起胡底、李克农、钱壮飞

一连串紧张的忙碌后，天色渐亮。钱壮飞驱车来到中央饭店四楼的“民智通讯社”，通知他安置在那里的同志赶快离开，但没有见到人。

钱壮飞拿起桌上的一张地图，用约定好的暗号，在地图中间用刀子划了一道缝，表明今后要“切断”联系。

处理完这一切后，钱壮飞舒了口气，看看表，快五点了。他坐下来，喝了口水，开始思考家人的事情。

女儿钱椒还在家中，让她走还是不走？走的话，人去楼空，势必引起怀疑，不走的话，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另外还有一件事，每周一的一大早，他都要开车去接自上海度周末的徐恩曾来单位上班，如果今天不去接站，就相当于主动暴露了身份。

这样，徐恩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密电阅毕，国民党的搜捕活动就会较常规提前几个小时。这两件事办得妥与不妥，会直接影响中共中央及江苏省委的转移和撤离。

几经权衡，钱壮飞决定暂且先不管女儿，自己按照惯例开车去火车站接徐恩曾来单位上班，这样就可以稳住徐恩曾，按照常规的办公程序，给中共地下机关的转移赢得一些时间。

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中共地下组织的安全，为了中国革命的千秋大业，只能牺牲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了。

火车准点到达，徐恩曾按时出站，一切都和往常没什么两样。在回单位的路上，钱壮飞告诉徐恩曾：“昨天晚上武汉方面接连发来六封电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用问吗？肯定是湖北剿匪打了胜仗，又是邀功请赏！”徐恩曾一副未卜先知的姿态。

进了办公室，徐恩曾脱掉外衣，准备洗脸。钱壮飞本来想借故离开，但未等他开口，徐恩曾便对他说道：“壮飞，劳你费神帮我翻译一下电文吧。密码本在我上衣口袋里。”

“可以。”钱壮飞嘴上答应得痛快，心里却犯起了嘀咕，他不知徐恩曾是何用意。也许是徐恩曾昨晚玩得高兴吧，否则他是不会轻易让任何人动他的密码本的。

钱壮飞开始考虑自己的退路了，他一边翻译着电文，一边思考着。

徐恩曾洗完脸，也凑了过来，拿起两张钱壮飞已翻译好的电文，看着：“太好了！蔡孟坚果然身手不凡，这一个人可抵十万大军呐！”

不过看到这样的好事，他也有些着急：“只可惜兵舰太慢了，应该用飞机送来才好！”

这时，钱壮飞把最后一封电报递给徐恩曾，说：“这封电报说你的身边有共党的卧底！”

“啊？！”徐恩曾接过电文一看，说：“这可够新鲜的啊！壮飞，你信吗？”

“怎么可能呢？我不太相信！”停了停，钱壮飞又说：“不过，也不能不防，共党的渗透力还是很强的！”

“你真这么认为？！”徐恩曾问了一句，见钱壮飞没有回答，接着说：“壮飞，你还是年轻啊！”说完，他告诉钱壮飞，武汉方面的何成浚与蔡孟坚其实是面和心不和，背地里势同水火。

“蔡孟坚是我们调查科的人，这一年来上升得很快，甚受总座器重，何成浚已经是嫉妒得要死，这一次蔡孟坚又破获了如此重大的案件，抓捕获了共党要人，何成浚等能不着急吗？”

最后，徐恩曾有些气愤地说：“每到这种时候，总有人想在我身边找事！”然后，又告诉钱壮飞：“这封电报先不必禀告总座，待我亲自审讯共党黎明后，再做计较。”

听到这里，钱壮飞松了一口气。徐恩曾非但没有因为这封电报怀疑自己，反而担心他的政敌在背后捅刀子。

钱壮飞点点头，伸了个懒腰，对徐恩曾说：“这几封电报，断断续续的，弄得我一夜未睡。处座如果没有别的事，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行，你去吧。”多年来，徐恩曾一直很器重钱壮飞，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平时生活上对他也很关心，看着钱壮飞熬得发红的眼睛，关切地对他说：“好好休息！我去和陈部长（陈立夫）商讨一下这件事。”

钱壮飞从容地走出了“正元实业社”的大门。临行前，钱壮飞给徐恩曾留下一张便条，锁在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内容如下：

“承蒙处座关照，三年内相安无事。今顾案即发，只能告别。小女留宁，尚望处座怜爱。小弟愿以‘处座之隐秘’为筹，小女平安，则秘而不宣；小女如有不测，则必公诸天下。愚无他能，乞处座见谅！”

钱壮飞这张带有威胁性质的便条，果然起到了作用。

事发后，徐恩曾虽然装模作样地逮捕了钱壮飞的女儿、女婿和幼儿钱江，但并未太为难他们，只是关押一段时间之后，就将他们释放了。

另一头，刘杞夫于4月26日6时到达上海。他按照规定的接头地点来到先施公司后面的凤凰旅馆，找到了李克农，把钱壮飞破译的六封电报抄件交到李的手里。

李克农与钱壮飞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当他看完钱壮飞亲自破译的这六封电文之后，一方面感谢钱壮飞为党立了大功，另一方面很自然地为身在虎穴的老战友的安全担心。转瞬一想，他认为钱壮飞会处变不惊，虎口脱险的，遂又安下心来。

送走刘杞夫之后，李克农立刻开始考虑如何把这万分紧急的六封电报送到陈赓的手里，再由陈赓转给周恩来，采取果断措施，避免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但是，这天不是他与陈赓接头的日子，也找不到担任交通员的欧阳大汉，而且他根本不知道陈赓和欧阳大汉的住处。

茫茫大上海，何处是前方？李克农怀揣着这个十万火急、关乎全党存亡的重要情报，心急如焚！

正在李克农为找不到陈赓一筹莫展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江苏省委，江苏省委是有人可以与陈赓或中央取得联系的。

按照秘密工作的组织原则，李克农不能与江苏省委直接联系，但在此危急时刻，他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只要能把紧急情报报告给中央，什么办法都要使用。

最终，李克农终于找到了江苏省委，并通过中央刚建立起来的一个紧急备用的联络站找到了陈赓、黄慕兰和贺昌。

4月27日凌晨，李克农把事关重大的六封电报交到陈赓的手上，特别交代：事情很急，速交中央！

获悉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震惊不已！千叮嘱、万嘱咐，意外还是发生了，顾顺章知道的秘密太多了。党中央又一次来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隐蔽战线的斗争残酷程度甚至超过了正面战场。

面对千钧一发的险恶形势，处变不惊的周恩来很快镇定下来，他先计算了敌人留给他的时间：最多还有一天一夜。

接着，他又计算了转移中央机关、江苏省委等单位所需要的工作量。这种危急时刻，单靠中央特科的同志已无法完成如此艰巨的转移任务了。

周恩来立即转移自己的办公室，决定把江苏省委的陈云调入中央特科，然后召集聂荣臻、陈赓、洪扬生、李强等人召开紧急会议，部署了一系列应急措施：

第一、中央直属机关秘密工作方法完全改变。

第二、所有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秘密机关全部撤离原址。

第三、把顾顺章所知的领导人、秘书及家属住址全部搬迁，领导人的秘书全部调换新人。

第四、重要秘密文件，除少量需转移保存外，其余一律就地销毁。在转移后的秘密机关、网点，可有意遗弃部分一般性文件，以延长敌人的搜查时间。

第五、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联络网点，停止使用顾顺章所用过的各种秘密联络方式。

第六、果断处理和切断顾顺章在上海一切可利用的亲属和社会关系。

同时，周恩来还作了如下具体的部署：陈赓、刘鼎负责转移党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同志；陈云负责转移江苏省委机关；李强负责转移共产国际远东局；陈养山协助陈赓通知潜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内线，并设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紧急会议结束，与会同志马上分头执行计划去了。接着，周恩来悄然转移到大中华饭店，在五〇六室建立了秘密的临时指挥部，有条不紊地调兵遣将……

在中央争分夺秒地组织转移的同时，4月27日，顾顺章乘船到达南京，已先行赶到的蔡孟坚驱车前往码头迎接。

当汽车驶抵徐恩曾办公的中央路三○五号中央饭店时，顾顺章低声告诉蔡孟坚：“请通知徐恩曾先生，立即将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扣留。”

“为什么？！”蔡孟坚惊愕地问道。

“他是共产党，如果他已潜逃，整个肃清计划，自然全部落空。”

蔡孟坚一听，大吃一惊，勃然大怒：“你在武汉怎么不把钱匪的事告诉我？！”他一边大声训斥顾顺章，一边懊悔不迭，直到此时，他才明白顾顺章不让他向南京拍发电报的真正原因。

一边喝斥着，蔡孟坚押着顾顺章来到徐恩曾的办公室。徐恩曾正急不可耐地等待着顾顺章的到来。谁知刚一见面，就得到这样一个晴天霹雳。

徐恩曾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做梦也没想到，多年来倚以左右的机要秘书，竟然是共产党打入他身边的卧底。

当他做出决定准备扣留钱壮飞的时候，一切已成过眼云烟。

当徐恩曾发疯般地闯进钱壮飞的办公室时，见到的只是钱壮飞留给他的那张便条，吓得他瘫坐在椅子上，久久无语。

蔡孟坚一看顶头上司徐恩曾的表情也慌了神，他也只有把气撒向顾顺章：“就怕别人抢了你的头功。早告诉我钱壮飞是共产党，他跑得了吗？”

“你在武汉，过分大意，而且自大，如当时说出有钱壮飞潜伏在中央机要部门之事，我将立即采取防范措施，不用电报报告你已被捕而愿自首诸情，一切由我面陈中央当局，这是你的自我失败！”

蔡孟坚骂累了，停下时，顾顺章问：“钱壮飞什么时候走的？”

“据值班人说，早上还在南京。”蔡孟坚有气无力地说。

顾顺章一听，“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说：“他一定到上海去了，上午的车，现在还没到。快，快！叫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还有，还有无线电管理局认识他的人，到上海火车站，马上封锁上海火车站！”

他又转了一圈，叫道：“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就是接上头，他们也来不及转移，马上通知上海，重重封锁火车站，他跑不了！”

徐恩曾认为顾顺章说得在理，火车再快也没有电话电报快，故又来了情绪，高兴地说道：“钱壮飞早晨才离开中央饭店，最快也得傍晚才能到达上海，只要他没和上海的共产党接上头，我们就能确保肃清计划的完成。”

顾顺章和徐恩曾猜测的没错。这个时候，钱壮飞乘坐的那趟火车正奔驰在京沪线上。他穿着长袍，头戴礼帽，戴着茶色眼镜，靠在窗前，显得非常疲惫，他已经几十个小时没睡觉了。

但多年的特工经验告诉他，徐恩曾发现自己失踪后，一定会在上海站搜捕。于是，他便在真如车站下了火车，然后转乘汽车绕道进入上海市区，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如临大敌的武装军警，可怜地在上海火车站等候到大半夜，搜遍了整个车站，也没见到钱壮飞的踪影。

通知完上海方面的军警各方后，徐恩曾恢复了些元气，又来了兴致。

顾顺章一看徐恩曾的表情，又得意起来，当即取笔写了几个字交给徐恩曾，说：“请按照我提供的船班，在上海长江码头扣留建国号客轮，逮捕牧师董健吾。”

“可以！”徐恩曾答说。

“立即发报上海，逮捕李克农！逮捕胡底！”

“啊？！”徐恩曾惊得下意识地叫了一声；“他们也是共产党？……”

顾顺章叛变的消息惊动了国民党诸方大员，他刚向徐恩曾交代完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主要机关及中共在上海的主要领导人住址等，消息灵通的调查科元老张道藩赶到了。

当他听说顾顺章已供出：中央调查科机要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中央调查科驻沪代表杨登瀛是中共的情报人员，他很自然地想到这件案事与自己有关，当即对徐恩曾、蔡孟坚说了：“这是党内大事，只能告知立夫先生，切不可径向蒋公报告。”

徐恩曾自然明白张道藩这句话的寓意。他一方面为了减轻自己重用钱壮飞的罪责，另一方面不想因此而引起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他遵照张道藩的旨意，立即向陈立夫作了报告。

陈立夫作为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的创始人，当然知道顾顺章在共产党营垒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他也清楚蒋介石一旦获知此事真相所引发出的政治后果，故而十分巧妙地向蒋介石作了报告。

征得蒋介石的所谓处理方案之后，陈立夫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了如下实施计划：“为争取时间，我已经把顾先生（顾顺章）提供的共匪要人的名单、住址，全部电告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将军，请他立即派出军警宪特全面出击。”

停了一下，陈立夫又说：“蒋总司令还指示我们，在执行此次肃清计划的过程中，还是要坚持那句老话：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漏掉一人！”

为了将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会后，陈立夫、徐恩曾立即派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党派组组长顾建中等带领大批特务连夜赶赴上海，会同英法巡捕房，协助驻沪的国民党军警执行这一罪恶的计划。

大搜捕是在4月28日的凌晨开始的，戈登路中共中央机关、各联络处和办事机构，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陈云、博古、张闻天等人的住处，凡是顾顺章知道的地方，都同时遭到搜捕。

但是处处人去楼空，中共中央机关200多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陈立夫亲自率领一帮特务按顾顺章指定的地点，来到上海地下党机关所在地时，只有刚刚烧完的文件还在冒着缕缕青烟……

陈立夫目瞪口呆，特务们面面相觑。

恼羞成怒的陈立夫立即拦住一过路行人，问：“刚才可曾见到有人从这里离开？”

路人答：“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人路过！还有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刚从这里走出！”

那“女人”就是周恩来，那“老头”就是陈赓。

陈立夫听了长叹一声：“活捉周恩来，只差五分钟！”

一场浩劫终于过去，党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事过几十年以后，徐恩曾还在他用英文写的《一个特工的自述》一书中懊悔不已，他的上司陈立夫也曾用充满埋怨责备的口吻追忆说：“其时双方作渗透工作，无孔不入，可均兄（即徐恩曾）录用钱壮飞为一大疏忽。”

蔡孟坚则大骂顾顺章被捕叛变后，还要“打埋伏”留一手，不肯立即说出钱壮飞的情况，致使“天机”泄露，功亏一篑，并以蔑视的口吻说：“潜伏我中央（的）钱匪逃沪，使顾（顺章）可能发生的作用与成就，已算全部消失。”

历史的滚滚洪流中，每一个小插曲都有可能改变事件的走向。中国革命绝非单凭一腔热血就能取得成功，光明的身后，是无数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革命志士和危急时刻睿智决断的革命领袖，前赴后继……

人类在繁衍，英雄却不能复制。我们只能从他们的传奇故事中，从他们流传后世的音容笑貌中，读出他们面对黑云压城时坚定的理想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