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张艺谋导演的《悬崖之上》口碑窜好，白岩松看完以后也站起来点名表扬，苏联在华的情报工作被大家重提热点。

1920年，苏波战争爆发，由于情报极度缺乏，红军战败，苏俄领导人不得不密切关注谍报工作，他们充分认识到“只有严肃的、摆正位置的情报工作才能使我们摆脱盲目的意外行动。”1921 年 4 月，工农红军司令部情报部成立。

从汉学家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中可以看出，苏联20年代在中国的谍报机关主要集中在5个城市，分别是北京、哈尔滨、上海、广州、张家口。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密集的情报网。

苏联当时处在世界战争的边缘，其对外情报工作的关键便是利用谍报人员对潜在敌人进行渗透。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在华主要从事的活动主要有这几类。

一、培养中国学员，与国民党开展情报合作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苏联就有意培养中共特勤人员，并且在1935年专门组建了中国办公室。出于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支持，苏方还增加了中国学员数量。但顾顺章叛变共产党等事件接连发生，苏方为保护组织，在很多情报机关安插人员，对中国培训人员进行监视。

1938年，苏联和重庆国民党机关也有一定的情报合作，同年成立了中苏合作特种情报所。专门训练、派遣谍报组织，搜集日军的军事情报，打击共同的敌人。但伴随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高潮，苏联情报人员逐步撤离，与国民党当局的合作戛然而止。

二、在华设置密集情报网，粉碎日军侵略活动

其实自从1924年国民革命运动以来，苏联就从未停下对国民党当局的情报搜集活动，苏联的传奇特工佐尔格便是此项工作的杰出代表。在三年内，佐尔格掌握了国民党机关及其部队的无线电通讯密码、国民党武器进口情况、德国军事顾问同国民党政府联络密码等绝密。

他发出去的335封急电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没有人知道，这么多封的红色电报从何处来。之后，佐格尔的情报网还拓展到了广州、南京、香港。通过情报整编，佐格尔编纂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完整“脸谱”。

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苏联获得了中国革命内战的详情，这为其把握中国实情打下坚实基础。

当然，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在华情报活动的重点还是在于对日本情报的搜集，30年代初，日本一军官安倍被苏联特工招募，就是他提供了《田中奏折》。之后又陆续发展了若干名日本人到自己小组，在调任哈尔滨时，提供了大量日本关东军的高质量情报。在这些有效的情报材料下，苏联一手掌握了日本对苏的作战计划及特务活动，及时调整部署，粉碎掉日军的侦查破坏活动。

三、在华北及东北地区开展隐蔽活动，配合作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苏联对外情报机构通过资金、弹药等装备的支持，为中国军民对敌后的破坏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其中包括破坏日占区日伪交通、仓库、联络等，全面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苏联驻华情报机构还为中国的游击队员进行专业培训，这带给日伪军较大杀伤力。

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地区以后，企图利用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侨民，吸收他们参加对苏情报活动。苏联就展开一系列隐蔽的行动，查明被日本利用的白俄军官信息，通过一些事件挑拨，让俄奸失去了日本人的信任。

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的情报工作在世界上已经十分先进，西方国家尚处在“被动阶段”，苏联就开始“主动出击”。苏方居安思危，提前在各个国家布下棋子，到关键时刻立即派上用场，有的放矢，其培养的优秀谍报组织就充分证明了自己谍报工作的发达。

但是，苏联在华情报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因为它的出发点只是想阻止妄图“北上”进犯自己国家的日本，维护的是自己国家远东的利益。但不容置疑的是，其为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着实提供了巨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