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专家谈丨国际教育当中如何通过文学学习来培养跨文化理解？|国际教育|文学|翻译|阿尔贝·加缪

问西东编者按

北京顺义国际学校主办的线上教育研讨会已于两周前圆满落幕。问西东学术共创团队与一些研讨会主讲人做了沟通后，推出研讨会讲座系列回顾，将其中一些精彩内容诉诸文字，再次与各位同仁共享、回味。承接上周由吴昱昊博士主笔的第一期分享，本周迎来第二期分享，主笔撰稿为IB亚太区推广大使蔚博士、IB一线教师及考官李海燕老师和IB文学主考官吴静老师。

# 问西东百家笔谈

关于作者

蔚政伟博士，自1993年起，先后担任IBO大学预科项目总考官、课程审核委员会和考官委员会委员及教师培训官等职务，2009年回国创建并先后担任几家学校的领导职位和IBO中国地区推广大使及多家国内外国际学校的顾问和领导工作。

李海燕，IB一线中文母语教师及中文母语考官。先后在北京公立学校北京四中教授高中语文，在国际学校北京乐成国际学校教授IB 项目中文母语课程，曾在十年前编写完成中文中学母语近母语课程教学大纲，目前是北京双语学校中文教师。

吴静，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于清华大学IUP中文中心与耶鲁大学，出任过教学主任和培训主管，目前任职于北京顺义国际学校，同时担任IB大学预科项目中文A科目主考官、培训官与学校访问小组成员。她从事以中文为第二语言的课程设计及一线教学多年，对国际文凭中文课程，特别是对语言及文学方面的课程规划、成果评估经验较为丰富。合作编写出版的《边城·深度阅读》一书，也在培养读者批判性思辨能力，增强对作者及作品多维度思考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

庄子在《南华经》的开篇《逍遥游》里有一则寓言故事：“宋人资章浦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讲的是宋国有人把礼帽、礼服贩卖到越地，到了地方发现那里高温多雨，越人的生活习惯是文身、裸体、短发。礼帽、礼服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多余且无用的。

在这个故事里，宋人因为曾是被周推翻的殷商后代，对他们来说，穿礼服、戴礼帽是日常的生活习俗，同时也是一种身份文化象征。宋人囿于自身的文化认知预判了另一个地方的需求，结果当然徒劳无功。这可以算是我们古人“痛却有收获”的一次对跨文化理解的实践。

庄子还通过“井蛙”因“墟”的限制“不可以语海”，“夏虫”因时的限制“不可以语冰”的寓言，形象地展现了空间和时间对认知的限制。正是因为不同文化之间常常呈现出各自相对固定的时代和地域特点，所以时间、空间、文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跨文化理解的重要元素。

透过现象看本质

随着去年以来爆发的疫情，全球范围内各种名号的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暗流涌动。尽管各种主张具体内容千差万别，涉及诸多领域，但它们所反映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打破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桎梏与局限，在人类共同命运这一问题上做出合理的回应，是国际教育者们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IB倡导的国际情怀培养当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而DP文学科新大纲中设定的三个探究领域正好为我们跨文化理解的相关教学活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维度。

如果两千多年前，庄子借助寓言表达出只有在尊重万物不同本性的前提下，方能建立起对自身文化的自觉与对他人文化的认知，那么在《歌德谈话录》中，歌德也正是先尊重了文化的不同，才从唐传奇中找到了自身价值的投射，并在创作上有了新的突破。这种相似观点跨时空的不谋而合，让文学学习成为了一个跨文化理解可能的桥梁。当然，我们需明白，当下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观念的提出，并不等同于歌德和马克思当年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既蕴含了世界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又体现出了一种对消解中心、多元并存的向往。

众所周知，文学始终是关乎人的，是关乎情怀的，同时也是形象的，它一方面借由作家所在的时代、所在的环境让人踏入我们生活的世俗世界，另一方面又以作家个性化的思想理念及价值判断给人以启迪，实现精神层面的解放。作者从个体来出发写作，读者从个体出发阅读，然后发现彼此的情感是相通的，有共性的。这种共性，如大纲中的七大概念，为多元对话奠定了基础。

《活着》与《鼠疫》

康德《判断力批判》：

“美，是道德上的善的象征。艺术的美是一个事物的美的表现。”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说：“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语言的屏障是客观存在的，但翻译为跨文化理解提供了支持与可能。

以色列学者埃塔马·佐哈尔在 20 世纪 70 年代多元系统理论中提出翻译文学是动态的，这种动态变化往往基于与目的语文学的博弈，也会同时影响并丰富译者翻译规范和策略选择。这里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对文本研究的建议，对当地文学或翻译文学均适用，即应将文本置于更广阔的目的语所处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背景中，既关注文本创作时的文化语境，也关注目的语所呈现的文化态度，同时也要或多或少地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因此，课程中以成对的中外文学文本为桥梁，相互参照、比较，通过对作者、读者、时空及互文性等多维度探究，也许能引发一些对其所呈现出来的观点、身份以及文化这些概念的思考。

余华的《活着》和加缪的《鼠疫》这两部作品，无论是对人生困境的表现，或是其现实意义，时至今日也非常具有代表性。这种通过文学反映现代人基本的生存处境，着重关注人、人性、人的幸福、人的存在、存在的意义、伦理道德等问题，都是具有人类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命题。

《活着》

《鼠疫》

一谈到余华的《活着》，最常被提出的一大主题就是“为活着而活着”。余华认为：“福贵是属于承受了太多苦难之后，与苦难已经不可分离，所以他不需要有其他的诸如反抗之类的想法，他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他是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的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 这是作家展现的俗世间一个小人物在令人窒息的苦难与死亡的重压下活着的故事，呈现的是在东方这片古老大地上，在这样的文化精神底色上的一种面对苦难与死亡的生存方式，以及面对存在的荒诞的抗争方式，“一个微不足道的苟活者的哲学，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中国人精神深处对生命的本源性的留恋和执着。”余华以“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来揭示存在的荒诞的普遍性。

在《鼠疫》里，加缪的思想核心是人道主义的。在书中他塑造了一群积极对抗命运的人，如同地狱之中的西西弗和《局外人》中的默尔索重回人间，前来“教人以否定神祇举起巨石的至高无上的忠诚”。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坚持站在存在主义的哲学高度审视人类的生存与命运，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描写，告诉世人面对人生的荒谬如何进行自我救赎，在虚无的世界中如何寻找生命存在的价值。他在故事背后流露出的苍凉而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 为他赢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加缪在颁奖典礼上说：“今天的作家不应为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而要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否则，他将形影相吊，远离真正的艺术”。他这种“拒绝谎言，反抗压迫” 的态度，在整个欧洲因二战而陷入绝望的处境下，更显得弥足珍贵，这也让他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导师，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文学青年看待世界的方式。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曾说过：“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上述例证，给我们提出以下一些问题：

作者在文本中的意义建构是如何实现的？我们如何阐释文本的回应？文本中的信息对于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群，是否有效传递出去了？这两部作品为彼此提供了哪些批评视角？为读者丰富文本理解又提供了哪些可能性？翻译文学所采用的策略会如何影响翻译的效果以及文本的解读？

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在文本阅读时，我们可以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以下方面：

• 文本中的多种观点与作者的关系；

• 读者的观点及其对文本解释造成的影响；

• 阅读和写作行为发生的特定时间和地点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塑造了这些观点；

• 语言和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 作家们对这种关系提出的不同主张；

• 形式和结构与意义的相互作用和关系；

• 文本如何与其生产和接受的背景，以及与文本中各自的价值观、信仰和普遍的态度相关；

• 个别文本与之前的写作传统之间建立的关系；

• 文本在多大程度上是特定文化和文学语境的产物，以及它如何与该语境相互作用；

• 好的作品，无论它们来自文化背景，总能给读者提供足够的参与性。作家运用哪些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

• 不管作家的意图怎样，其作品往往只能引起某类读者的强烈共鸣。在学习了所选作品后，这种论点在何种程度上经得起推敲？

《赵氏孤儿》的环球旅行

李庆本发表于2009年《文史哲》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讲到了《赵氏孤儿》的环球旅行的案例。

《赵氏孤儿》剧本在从14世纪元朝中期产生，到21世纪今天，经历了600多年的历练，清晰地呈现出跨文化的烙印与痕迹。追溯其源流，会发现基于纪君祥原创作品的两位作家——18世纪法国作家伏尔泰与21世纪中国话剧导演林兆华——自觉地实现了跨文化的表达以及相互借鉴。在这部作品中，原创作者纪君祥展现的是复仇的主题，且基于元杂剧中强调的愚忠愚孝的文化特质。伏尔泰按照当时法国新古典主义美学原则进行了改写，产生了基于人性角度出发，表达谅解主题的《中国孤儿》。到21世纪的今天，话剧导演林兆华在二者基础上，创作出了放弃人世恩仇的主题。他们各自的艺术实践本身就是一个在时空跨度、历史纵深度上呈现出来的跨文化相互借鉴的典型案例，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赵氏孤儿》的环球旅行

上述的两组例子，一组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两部作品做了一个横向比较，一组从一部原创作品历经不同时空、不同文化，不断被重新思考、再创作，从纵向角度给出了一个参考。还有几组文本组合，如《雷雨》、《玩偶之家》与《伤逝》，《鼠疫》与《白雪乌鸦》，《祝福》与《苦恼》，《题都护南庄》、《雅典少女》与《上邪》，《夜宴》与《哈姆雷特》等，也是较有代表性的文本组合，可帮助学生对不同文化进行跨越式的理解。

世界文学不是僵死的经典的集合

我们致敬那些有“文学的美，思想的真，历史的重，关注当下，典雅叙事，优美表达”，书写“沉默的大多数”为对象，有创造力、想象力、探索性的文学作品。”

（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2019.12）

世界文学不是僵死的经典的集合，正如大卫•达姆罗什所说，“世界文学不是无限的不可理解的经典作品，而是一种文学的阅读和流通的模式”。作为读者，我们应通过阅读已经被创作出来的那些作品以及试图走近这些作家，从而培植和发展一种眼光，一种态度。这种眼光与态度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局限，从而对他者文化去做选择和研究，并进行借鉴和吸收。这其中，我们既要去发现他者文化和本土文化所具有的共同文化机制和相似的思想方式，从而相互取长补短，也要挖掘它们之间在思考、理解和解决问题上的不同方式，从而引发我们换位思考，超越自己思维的极限，更要试图在它们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从而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相互启发。

*转自问西东学术共创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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