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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国家一级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为该馆“镇馆之宝”。
战国曾侯乙编钟钟架长748厘米,高265厘米,全套编钟共六十五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它用浑铸、分铸法铸成,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等工艺技术,以及圆雕、浮雕、阴刻、髹漆彩绘等装饰技法。每件钟均能奏出呈三度音阶的双音,全套钟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音列是现今通行的C大调,能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乐曲。
战国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在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2年1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曾侯乙编钟
▌文物特征
曾侯乙编钟高273厘米、宽335厘米,架长748厘米,最大者通高153.4厘米,重203.6千克,最小者通高20.4厘米,重2.4千克。钟体总重2567公斤,加上钟架(含挂钩)铜质部分,合计4421.48千克。
曾侯乙编钟的钟架高大,由长短不同的两堵立面垂直相交,呈曲尺形7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由6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8根圆柱承托,构成上、中、下三层。钟架及挂钩(含可以拆装的构件)达246个。
此套编钟共计六十五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钟架上:上层3组为钮钟,19件,立柱是圆木;中层3组为甬钟,33件,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甬钟,12件,另有大镈钟1件。中、下两层的立柱,每层都为三个铜质佩剑武士。钟架可以拆装。钟笋、钟钩、钟体共有铭文三千七百五十五字,内容有编号、铭记、标音及乐律。
▌曾侯乙编钟出土现场
编钟出土时,在近旁还有六个丁字形彩绘木槌和两根彩绘木棒,是用来敲钟和撞钟的。
▌制作技术
声学设计
▌曾侯乙编钟(局部)
曾侯乙编钟之所以能成为乐钟,关键在于它恰当地运用了合金材料,在科学配比的基础上,采用了“复合陶范”铸造技术、铅锡为模料的熔模法,加上钟壁厚度的合理设计、鼓部钟腔内的音脊设置和炉火纯青的热处理技术,使铸件形成“合瓦形”,产生双音区,构成“共振腔”,实现编钟的浮雕花饰,从而对其所在的振动区起到负载作用,达到加速高频的衰减,有助于编钟进入稳态振动。
通过对曾侯乙编钟全部几何尺寸的测试和整理分析发现,各钟的几何尺寸严格遵循着某种数学逻辑关系。就某一钟而言,只要确定其中一个主要尺寸,即可计算出其余的尺寸,而且钟体的尺寸与编钟的声学性质密切相关。例如,将编钟第一基频与其铣长联系起来分析,可以看到,基频随铣长的变化,明显地分成低频、中频和高频三个区。钟体厚度与铣长也存在内在联系,某两钟铣长相同时,可通过对钟体厚度的调整,改变钟的振动频率;在固定的频率下,限定钟的厚度,也可变化铣长。
经测定,曾侯乙编钟合金成分的范围是,含锡量12.49%—14.46%,含铅量1%—3%,余为铜及少量杂质。铸造专家经过试验和比较后认为,这一合金成分与其声学特性有着科学、合理的关系。当含锡量低于13%,音色单调、尖刻;当含锡量在13%—16%时,音色丰满、悦耳。但含锡量愈高,青铜愈脆,钟愈易被击破。是否含铅及含铅多少也很重要,铅对钟声的传递能起到阻止作用,可以加快钟声的衰减,有利演奏效果。而不加铅,钟声衰减速度缓慢,乐音会受到干扰。曾侯乙编钟含铅,既能阻止钟声的传递,又不至于影响编钟的音色。
冶铸技术
曾侯乙墓反映的冶金铸造技术,是公元前5世纪科学发展的一个高峰。编钟的铸制集中反映了中国先秦时期范铸技术的水平。它用浑铸、分铸法铸成,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等工艺技术,以及圆雕、浮雕、阴刻、髹漆彩绘等装饰技法。
组成全套曾侯乙编钟的有钮钟、甬钟。钮钟制作比较简单,为双面范铸。甬钟的制作则要求较高,用的是分范合铸工艺。据华觉民等学者的研究,一件甬钟的铸型,要经过如下工序:按设计意图塑制钟样,用陶土依样制成半合瓦形钟模,在模上划线和刻出文字;钟体各部分的纹饰,须分别使用范盒翻制花纹分范,再组合成形,局部花纹还须用印模成形;斡部分范须单独制成后插入甬范中;钟体和甬部泥芯都用芯盒翻制,再加修削、浇口及排气孔在芯上开设。这样,一件甬钟的铸型,以中层第三组第一钟为例,便须用范、芯共126块组成。如此复杂的工艺,若非工匠对分范合铸技术的娴熟掌握和应用,是绝对达不到理想效果的。曾侯乙编钟的铸制过程,显示了科学的、系统的理性知识。遗憾的是,这种知识始终未能跳出礼乐制度而独立发展。
▌文物价值
曾侯乙编钟是至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最雄伟、最庞大的乐器,被誉为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迹”。有关部门曾对曾侯乙墓出土的成套编钟进行调音,结果表明战国时代已具有完整的十二乐音体系,打破了过去认为十二律是古希腊传来的说法。
曾侯乙编钟拥有迄今所知最为完整的周代乐音系列及其乐律称谓体系,同时,作为礼乐之器它还蕴含着丰富的礼乐文化思想,是公元前5世纪中国文明的一个璀璨的缩影,是中国先秦社会的文化符号,是中国青铜时代巅峰的艺术精品,是人类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在曾侯乙编钟的钟体、钟架和挂钟构件上,共有3700多字铭文。这些铭文不仅标注了各钟的发音律调阶名,还清楚地表明了这些阶名与楚、周、齐、申等各国律调的对应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证明中国历史上已成功解决了一钟双音在物理学、音乐学、铸造学上的一系列难题。它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
▌编钟复制
1979年,复制国宝编钟被专家学者们提上了议事日程。湖北省博物馆前馆长陈中行回忆,当时,湖北省博物馆邀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佛山球墨铸铁研究所、武汉工学院和哈尔滨科技大学等单位上百名科技人员,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对这套编钟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早在2400多年前,就摸索出了铜锡铅三种成分的最佳配方以获得优美的音色,掌握了钟体大小、钟壁厚薄与音高的严格比例,铸造出不同音高的编制系列,设计了合瓦式的独特钟形与复杂的钟腔结构,形成了奇妙的一钟双音和优美的旋律。
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反复科研试制,逐渐掌握了塑模、制模、翻模、青铜浇铸、定音等工艺。1982年底,编钟复制研究组成功复制出了上层钮钟12件、中层甬钟14件、下层大甬钟两件,共28件,基本上做到外貌、声音与原件一致。1984年7月,全套编钟的复制工作全部完成。
第一套曾侯乙编钟复制成功后,省博又先后为省博编钟演奏厅、台湾鸿禧美术馆、陕西黄帝陵、湖北随州博物馆单位各复制了一套。在这几次过程中,无论是铸造技术、工艺流程还是调音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和提高,确立了一套符合实际的古乐器复制技术鉴定标准。
▌两岸交流见证
1992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曾侯乙墓特别展》在日本东京展出,台湾鸿禧美术馆馆长廖桂英是众多观众中的一位。“太震惊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庞大而精美的青铜器。”她萌生了想要把这么震撼的文物带到台湾,让更多的台湾同胞感受到荆楚文化魅力的想法。1997年7月,廖桂英怀着忐忑的心来到武汉,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半个小时左右,她就和湖北省博物馆谈妥了这件事情。
为台湾制作的这套编钟复制了曾侯乙编钟上全部3755字铭文,从还原度来讲,这是目前为止还原度最高的一套。廖桂英说,这套编钟抵达台湾后,很快成为博物馆中的明星,两岸还策划了编钟音乐会和展览,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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