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为了纠正王明、博古等人所犯的左倾错误，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针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所作经验总结，由于参会人员意见不一，在开会期间，有个干部直接对主席进行攻击:“你懂什么马克思主义，你不过就是看《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打仗罢了！”

这个男子是何方神圣？为何会伟人发生激烈争执？遵义会议结束后他去了哪里？

一、自带光环的高材生

当你了解了他的成长史时，你会发现:这个人虽然狂妄，保家爱国之心却不容置疑！

他的原名叫做何克全，于1906年出生在江西省萍乡市老关镇的一个普通家庭中，何克全自幼聪慧伶俐、喜爱读书，在1925年夏天，19岁的何克全考上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读大学期间，他接触了新思想、新文化，人生开始悄然转折。

在校期间，他接触到了马克思思想，思想先进的他时常跟随大学生参加活动。1927年，21岁的何克全加入了共青团，开始以团员身份为宣传先进思想发光发热，由于表现突出，在同年12月，他获得了前往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资格。

苏联的深造经历让何克全有了更加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沉淀，在认识到共产主义的伟大后，他想要加入共产党奉献自我。1930年，24岁的何克全如愿以偿地入党，开始了余生的革命工作。何克全虽然年纪轻轻，但做事沉着稳重，他在一次次与敌人的斗智斗勇中赢得了战友领导的一致好评。

1931年，年仅25岁的何克全担任广东省团委书记，为了便于名字好记，他给自己改名为“凯丰”。同年，他被反对派盯上，被捕之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在被营救出狱后，凯丰早已蓬头垢面、瘦骨嶙峋，遍体鳞伤的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他表示:“自己可以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奉献生命”。

在918事变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各大报刊出版抨击敌人的文章，理智周全地引导学生进行运动，为新形势下共青团的运动指明了道路，而他也因能力突出不断“高升”，不久后，他被评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按照这样的发展，凯丰的前途无限可期。

二、怒斥主席的“愣头青”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凯丰也有一定的缺点，比如“一意孤行不听劝、不撞南墙不回头”，因这种“固执”，他在1935年也付出了相应代价。

1935年之前，凯丰为党为国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能力出众的他是中共中央培养的重点人才。然而，一切都在1934年10月份发生了转变，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为扭转局势，召开遵义会议，遵义会议要“拨乱反正”，将身陷囹圄的红军救于一旦，而导致反围剿失败的首要人物博古、王明等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反省，其中就包括凯丰。

会议场面的争执持续许久，凯丰和博古一同攻击伟人，凯丰直接怒斥毛泽东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按照“孙子兵法”打仗的人。

凯丰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他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左倾思想给整个军队带来的恶劣影响，没有想明白博古等人的“以公谋私”。会议虽鼓励参会人员各抒己见，但看到凯丰如此激动敢说，众人还是略有惊讶。

在会议进行表决时，大多数人维护主席观点，少数服从多数，凯丰也默默接受了主席的观点，只是他依然满心疑问:“博古怎么就成左倾思想了？不是为红军的发展谋出路吗？”

会议结束后，他被撤销“红军团中央代表”职位进行反省，在周恩来等人对“左倾思想”将会带去恶劣影响的分析中，凯丰茅塞顿开，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对于在会议上自以为是的表现懊悔不已。

三、遵义会议后的“下场”

想到对主席的态度，凯丰羞愧交加，他在两个月后鼓足勇气向主席承认错误，本以为主席会大发雷霆，凯丰没想到主席只是淡淡一笑，选择了宽宏大量的原谅，不久后，中共中央恢复了他的职位。凯丰知错就改，他非常感激组织的信任，下定决心要忠心跟随主席。

1937年春天，31岁的凯丰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年纪轻轻就做到如此位置，可见中共中央对凯丰的重视程度。在不断的接触中，主席和他的关系愈发深厚，两人每当提及遵义会议期间的“争执风波”时都会哈哈大笑，主席也总是略有调侃地说到:“原本没有读过孙子兵法，在凯丰同志的争执中，抽空读了一遍孙子兵法。”

同为为国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两人有很多共同话题，无论是书信往来还是私下接触，二人对民族发展都无私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38年2月，凯丰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担任部长，他一心为公，“啃掉”许多难啃的硬骨头，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不俗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不卑不亢，继续发光发热，1952年11月，凯丰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因基础好、觉悟高，他成为了马列学院的院长，余生都在为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奉献。

看着来之不易的和平，凯丰分外欣慰，这是许多战友浴血奋战换来的结果。然而，他却没能看到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腾飞，1955年3月23日，凯丰因积劳成疾，在北京病逝，年仅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