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锅炉房老王 尼伯龙根工厂 2020-12-09

那把我运进斯大林格勒的飞行员，又把我救了出去……

奥托·戈明登（Otto Gemünden 1914-2007）来自莱茵河畔英格尔海姆（Ingelheim am Rhein），1935年加入驻地在富尔特（Fürth）的德国空军第8高射炮团。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他在第9高射炮师的第37摩托化高炮团服役。1942年9月，戈明登被提拔为军士长，次月获得骑士十字勋章——在9月30日那天，戈明登指挥炮组在斯大林格勒北部抵御苏军坦克部队的进攻，他们凭借勇气和高超技术，在20分钟内用35发炮弹击毁了多达21辆苏军坦克，其中10辆为美国援助的型号。在交战过程中，炮位遭到攻击，戈明登的炮组成员三死四伤，他自己也被榴弹弹片击中了手部，在战友非死即伤的情况下，他独自一人操作高射炮，解决了最后3辆坦克。为此，戈林元帅亲自为他提名，并批准他离队休假。回到家乡的戈明登得到了英雄礼遇，当地政府为他颁发了荣誉指环，在养好伤之后，戈明登又回到了前线……

11月28日，我的假期结束了，需要回到前线。针对德国本土的空袭愈发频繁，而前线也没有传来什么好消息，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尤为紧急。虽然我并不情愿，但我的责任感催促我尽快回到战友身边。

奥托·戈明登戎装照（后期上色）

12月5日，我赶到莫罗索夫斯卡亚（Morosovskaya），得知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已经合拢，后勤供应只能靠空运进行。在利用通讯器材向皮克尔特将军（Pickert，时任第9高射炮师师长）报到之后，我要求搭乘下一班飞机进入包围圈，并得到了批准。我的性格比较乐观，不愿意把事情往坏了想，根本就没想过包围圈可能会挺不太久的事情，就一门心思和老战友们尽快见面。

沃尔夫冈·皮克尔特将军

那天可供乘坐的飞机有He 111和JU52两种，我觉得前者靠谱一些，所以就选择了前者。我先在塔津斯卡亚（Tazinskaya）参加了简报会议——简报称目的地皮托姆尼克机场（Pitomnik）上空有小雪和轻雾，机队指挥官认为应该暂时停飞，等明日天气好转时再出发，飞行员们的看法却不太一样，包围圈里的兄弟还在急切盼望着他们驾机运来食物和弹药，带走急需救治的伤员。一位飞行员开门见山地提醒我应该多带一些面包和罐头，好在这里有得是，我找来一大堆食物，用帆布把它们包起来带走。起飞和航行都非常顺利，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在皮托姆尼克机场见到了前来迎接我的皮克尔特将军。

皮克尔特将军视察高射炮阵地

将军请我坐上桶车，拉着我回到团部。在路上我一直琢磨着要不要把带来的食物分给他一点，但这么做实在是有点不成体统，怎么能让将军吃一个军士长施舍的面包呢？然而，就在交谈之中，我把一条面包递给将军，他马上就和驾驶员一起狼吞虎咽地把面包吃光了，这让我领教到了包围圈里已经困难到了何种地步。

一到团部，沃尔夫上校（Wolff）就热情地迎了上来，我带来的食物让大家开心了好一会儿。加迪乌斯少校（Gaidus）也很高兴能见到我，但他似乎满脸都写着“难”字，追问之下，他告诉我第1连的预设阵地遭到T-34突袭，已经不复存在，所剩无几的幸存者被卡布里茨少尉（Cablitz）的第3连接收。

在斯大林格勒作战的第9高射炮师8.8cm高炮，除了高空防空任务之外，炮组还需要承担反坦克、对地支援和压制任务，工作非常繁重。第9高射炮师的原班人马于1943年1月在斯大林格勒向苏军投降，2月时得到重建，随后长期在东线作战。1944年9月，该师被调往西线，随后退回德国本土，1945年5月向美军投降。

《国防军公报》中宣称， 戈明登炮组击毁的21辆坦克中有10辆是所谓的“美国重型坦克”，它们实际上应该是美国援助的M3中型坦克。

加迪乌斯的话给了我当头一棒，那么多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再也见不着了，之后我好久都没缓过来，总是巴望着有那么一两位还能逃出生天。大家的情绪都陷入低谷，授给我少尉衔级的庆祝仪式也没有心情操办。之后几天，我见到了一些第1连的幸存者，虽然他们一个个都不成人形，但我的心里还是宽慰了许多。

我们的高炮连被部署在包围圈西侧的迪米特耶夫卡（Dmitryevka），同时防备空中和地面的进攻行动。弹药储备需要精打细算，只能向一些有价值的目标开火，不能见什么都打。前线非常安静，炮组成员平时呆在掩体里面，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躲避严寒。掩体里面的小火炉只有干草可烧，收集干草让人们大费周章，烧了半天也没什么温度。为了进行间接射击，我们在一辆KV-1坦克残骸里面布置了炮火观测站，一位炮火观测员已经把那里安排好了。

炮火观测站和指挥所之间靠野战电话通讯，我和卡布里茨每天换班，轮流陪同观测员进行警戒。轮到我的时候，我需要一大早在雪地里跋涉两公里走过去，晚上还得磕磕绊绊地回来，在KV-1巨大而冰冷的钢铁尸骸当中一呆就是一天，我到之后不久，观测员也会过来。我们已经找好了参照物，并将距离测量妥当。在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见地平线上的苏军阵地，逮到机会就往那边砸上几发。积雪有30厘米厚，为了避免被苏军发现，每次来回，我们都会一边走，一边把脚印抹平，顺着电话线走是最省事的。

圣诞节要到了，然而伙食却日渐龌龊，大家都生了一身虱子，每当被虱子咬得奇痒难耐的时候，我就脱个精光在雪地里滚一滚，这差不多成了日常操作。大家都知道狮子喜欢在什么地方呆着，一有时间就玩命在那里倒腾。12月24日这天，送来的食物一如既往少得可怜，只是多了几块糖，还有七八棵小小的圣诞树。包装倒很是精美，但树本身却是用绿色的纸做成的，需要展开，还附带了小蜡烛和用来点燃蜡烛的火柴。一连两天，前线都非常消停，我们也不到观测站里去了。这两天晚上，我拜访了各个炮组的掩体，点燃蜡烛，许下心愿——国家快点派出坦克大军救我们于水火。圣诞夜，虽然大家都各有心事，兴致不高，但还都在强打精神，喃喃地唱着“寂静的夜，神圣的夜……”

之后几天，军中盛传大将霍特正率军从西南驰援，我之前在观测站也听到过从那个方向传来了厮杀的声音。之后又有命令下达，提醒大家做好准备，尤其要注意整备车辆，但当时只有亨舍尔牵引车、大众桶车和欧宝闪电卡车还能开动。之后几天，前线还是没有什么动静，我们也不用整日呆在观测站里了，时不时的可以出去休息一下，里面一整天不留人也没什么关系。炮兵也已经熟悉了参照物，并早已完成测距，如果发生紧急情况，他们就可以引导我们的高射炮开火压制，他们的观测员不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引导炮兵开火。

1943年1月13日清晨，我又一次向KV-1的残骸蹒跚而去，在走过迪米特耶夫卡外围的时候，会看到一座尸山，苏联人和德国人的尸体都被运来堆在一起，天寒地冻，没有办法挖坑埋葬他们，也没人顾得上记录他们何时死去，在何地死。在半个小时之后，一枚炮弹命中坦克残骸，发出巨响，把我从座位上震了下来，我好不容易才爬起来，举起炮队镜，看到驮着步兵的苏联坦克从地平线另一边冒了出来，他们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接近。我马上命令全连的4门高射炮进行炮击，第一轮齐射迫使苏联步兵纷纷跳下坦克寻找掩蔽，他们穿着白色的伪装服，往雪地上一趴就很难看得出来。这时又有一发炮弹打到了坦克残骸上面，我被震晕了，醒来时躺在坦克地板上，不知道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我爬起来之后，看见T-34在我左右飞驰而过，不断开火。我起身呼叫战友，但却没人接听，旁边战壕里的两位战友也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从这里到迪米特耶夫卡乃是一马平川，无遮无拦。我前面不远有辆T-34，我扒在它后面。坦克开动了，我死死抓着上车体，竭力避免被卷进履带。这时候苏联步兵已经被甩在后面，我的制服外面又套着白色的伪装服，谁都没有发现我。在往前开了大约一公里之后，已经可以看到迪米特耶夫卡外围的建筑，我想起来这里有条沟，于是跳下坦克往右跑向那里。经过这一番折腾，我实在是累得不行了，一屁股坐在一丛灌木后面，又一次失去了意识。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身在一个炮兵掩体当中，这个掩体坐落在沟渠一处分叉的尽头，一些士兵在我身边围成一圈，火炉上煮着一大壶咖啡，他们也给我倒上了一杯。我问他们，我到底是怎么进来的，他们说是几个步兵把我抬过来的，已经过去好一会儿了。我拿出地图，让他们指出我现在的位置。在我们连的阵地和停放高射炮轮架的地方之间有条路，这个掩体距离那条路并不远。我现在满脸都是血，伪装服也血污一片，但好像没有什么外伤，几次摔倒都没有什么大事，看来是身上穿的这好几层衣服起到了缓冲作用。

我告别了炮兵掩体，没走多远就找到了那条电话线。在下雪或者刮风之后，我们会在离开观测站的时候把电话线从雪里拽出来，一边走，一边用手把它撸干净，方便下次认路。我这时又感到呼吸困难，再次处于晕厥边缘。过了不一会儿，一辆牵引车经过，我冲他们招手，但他们却没看见，第二辆也呼啸而去。第三辆上面终于有人看到了我，停了下来，迪克下士把我搀扶上车，他是全连最优秀的驾驶员。很快，我就被送回了连指挥所，这时天都已经快黑了，全连的人都被派到阵地上充当步兵站岗，只留下我来看守两名苏军战俘，他们俩是我之前在顿河上连人带车一起抓获的。我们三个大眼瞪小眼，为了保持清醒，本来就喘不过气的我活活抽掉了两包埃克斯坦牌（Eckstein）香烟。

由于8吨半履带牵引车数量不足，一部分空军摩托化防空单位接收了亨舍尔33越野卡车，充当重型高炮牵引机具。

1月15日，我早早就来到了团部的急救站，医生发现我的肺裂了。于是，沃尔夫团长和和医生把我送到了古木拉克机场，和那里的急救站站长说明了情况——虽然我没有外伤，但情况紧急，应当运出包围圈接受治疗。急救站里躺满了重伤员，帐篷布的撑脚插在他们之间的空隙里，还能动弹的伤员被安置在房屋废墟和地下室里。一位医务兵帮我腾出了一块地方，我真的要站不住了。

正在为战友写生的德国军医库尔特·鲁伯。和戈明登一样，他也在1942年冬天来到了斯大林格勒，但他远没有戈明登那么幸运，有关他的内容请见：绝境圣光：《斯大林格勒圣母像》的故事

接下来好几天，我都需要别人搀着走，有时候是医务兵帮忙，有时候要其他伤兵搭把手。每次上厕所的时候，都会路过一匹暴毙在帐篷门口的草原马，可能是被苏军炮火打死的。一些伤兵正在从死马的身上割肉，其中一个两手各握着一大块肉，下口去咬，却怎么都咬不动，马血冻结在他的脸上和手上，这恶心的一幕让我几十年都挥之不去。

寒冷天气伴以降雪，数日不见好转，无论昼夜都无法进行起降，只有苏联的夜航轰炸机时不时过来丢下几枚炸弹。我所栖身的掩体位于地下两米深的地方，顶部是用铁路枕木和夯土垒成的，大约只有六七个平方米大，挤了11个伤员。1月18日这天来了一位医生，这么多天我还第一次看见医生出现在这里。他问还有谁没有拿到高级军医签发的登机许可，包括我在内的几个人都还没有拿到，于是他在做完记录之后离开了。到了下午，医生又来了一次，但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否可以登机。

与此同时，德军防线日渐收缩，已经能清楚地听到双方交火的声音。我不想被苏军活捉，所以我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手枪还能不能用。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拿出了老婆孩子的照片，看着看着又改变了想法——我还要去找她们，坚决不能放弃希望。我关上了手枪保险，站起身来，和他们说：“我要趁着天黑往机场走，如果飞机来了，那算我走运。如果没有飞机，那我就死在那儿拉倒。”说完，我提起地图包，收好照片，卷起毯子向门外走去。

戈明登和妻子的合影

有人在掩体里大声回应：“是啊，你有骑士十字勋章，他们肯定会把你拉出去，那我们可咋整？“我对他说：”如果他们让我上飞机，那你们也能！“于是，这些伤兵互相搀扶着和我一起上路。我们很快就赶到了机场，天寒地冻，雪花被风吹着滚过跑道。天上没有云彩，借着月光，我看到了一架He 111，下面还站着一个人，应该就是飞行员。队伍里有人腿脚不灵便，于是我抢先几步，走到飞行员面前，解开大衣领子，亮出骑士十字勋章，问他是不是正准备起飞，能不能把我们也捎出去。”没有问题，你可以登机。“飞行员回答说，“但我马上要送胡贝将军去元首大本营，你们继续顺着跑道往前走，那边还会有其他飞机降落。如果他们不让你们上飞机，就回来找我吧！”

那位飞行员要接走的就是汉斯·瓦伦丁·胡贝中将（Hans-Valentin Hube），时任第14装甲军军长。希特勒不希望这位勇猛的独臂将军困在斯大林格勒，派人把他强行捞了出来。

停放在机场上的He 111轰炸机。

我哪儿来的力气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又顶着风往前走了300多米，前面有三个人迎了过来，离我还有一尺远的时候，中间的那个人开口了：“哥们儿，你怎么还在这儿啊？”这不就是12月初把我送进来的那个飞行员吗！他在犹豫了一小会儿之后，决定自作主张，不向航空指挥官打招呼，把我们全都捎上。他的He 111就停在那里，机械师报告油箱已经加满，随时可以起飞。这时候，另外十个伤员也一瘸一拐地赶了上来，站在我旁边。飞行员冲着飞机上面喊道：“开门吧，咱们把这几位带走！”舱门缓缓开启，大家把一位伤员扶了上去，之后飞机里面又有人喊了一句：“挤不下了，别上了！”于是，飞行员爬了上去，硬是在机身后舱腾出地方又塞进去9个人，虽然很不舒服，伤员们叫苦连天，但好歹算是把门关上了。还剩下我和一位头部受伤的上尉没有登机，机组把我们拽上机翼，塞进座舱。上尉只能靠着侧壁站着，我被安排在领航员的座位上。

客机出身的He 111轰炸机非常适合执行运输任务。

启动机的声音有气无力，飞行员试了好几次都没能成功点火。机械师对飞行员说：“要不就拉倒吧，后面还有别的飞机呢。”飞行员不乐意了：“你们下去，试试看能不能把发动机摇起来。”两个人开启了某个装置，鼓捣了两下，还是没能发动。飞行员又让那位上尉往身后看看，有一个红色旋钮是不是已经转到开启状态，在狠砸几次之后，旋钮可算是能活动了。在启动摇柄和启动机的共同努力之下，左侧引擎发动起来，螺旋桨开始转动，随即右侧引擎也转了起来，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两位机组成员回到机内之后，机组确认空况适宜起飞，引擎加速运转。一位士兵站在跑道上挥舞信号旗，飞机向他指示的方向滑行过去。就在飞行员把轰炸机轻轻拉起的时候，令人紧张的一幕发生了——我们前面还有架战斗机呢，它也正在起飞，一侧机翼斜着，我一度以为就要撞上它了，但轰炸机却从战斗机上面掠过。我趴在领航员的位置看得一清二楚，战斗机飞行员紧张万分，紧紧贴在座位上，操纵杆都要戳到他的肚子里了。

He 111的领航员位置。

轰炸机爬升到了合适高度，飞行员递给我一条巧克力，用手往下面指了指。下面是苏军阵地，一堆接着一堆的篝火燃烧着，勾勒出阵地的轮廓。我这时意识到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算是完蛋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捂着脸，泪流满面。这位飞行员不仅飞行技术高超，而且又勇敢又善良，是个真爷们儿！

戈明登看到的可能就是这样一副情景吧……

凌晨时分，飞机降落在诺沃特舍卡什克（Novotsherkassk）机场，还没来得及和飞行员致谢道别，我就被塞进救护车，拉到顿河畔罗斯托夫（Rostov am Don）进行治疗。在接受检查之前，我们溜出医院摸进食品仓库，我抓过一大条面包，躲在角落，切都没切就不管不顾地啃了起来。

战地医院设立在一所学校里面。第二天，当地高射炮兵设备仓库的上校负责人前来探望我，告诉我他可以马上把我转送到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那里的军医院，有一架运载设备和备件的飞机会把我捎到那里。“但我们还得走程序，不能太急了。”他提醒我说，我得先去主任医官那里争取他的同意。

“如果你要作死，那你就跟他们飞吧。”医生如是说，我辩解称自己刚刚从斯大林格勒飞出来，身体完全经受得住，他还是不同意，认为我应该搭乘医疗列车转送后方，在火车上虽然可以躺下来，但还得煎熬好长时间。1月28日，我乘坐的医疗列车抵达华沙，我被送到了后备军第四医院。

我后来发现，凡是从斯大林格勒撤出来的伤员都被送到本土以外的地方静养，以免那里的种种不堪在老百姓之间传播开来。肺病引起的高烧不退又让我卧病多时，宽敞的病房里住着30名军官，他们都是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里转送出来的伤员。元首要求优待斯大林格勒的伤员，除了香烟，还有装在玻璃管里的雪茄，巧克力、巧克力奶油……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如同奇迹般纷至沓来，不过医生并不让我们抽烟，甜食也不宜多吃。这些斯大林格勒的幸存者依然惊恐万状——重伤员常常会嚎吼整宿，只有一位失去了鸡巴的少尉做到了“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他大声祈祷，朗诵《圣经》鼓励自己，从宗教当中得到了安慰。差不多十天之后，我的烧退了，状态好了很多，大家推举我当室长，由我负责和院方沟通。

后记：

·沃尔夫冈·皮克尔特将军在1943年1月12日被救出了包围圈，后来成为了第3高射炮军的指挥官，还得到了橡叶骑士十字勋章。

·在皮克尔特离开之后，沃尔夫接过了第9高射炮师师长的职位，1月31日被苏军俘虏。

·卡布里茨于1月21日阵亡。

·汉斯·瓦伦丁·胡贝中将被飞机救出后晋升上将，率军前往意大利作战，后来又在东线指挥了切尔卡瑟解围行动和卡梅涅茨-波杜尔斯基口袋战役。1944年4月21日，胡贝乘坐的飞机失事，他在事故中遇难。

·奥托·戈明登在伤愈后被转入空军后备军官团（Führerreserve FKL），这一组织用于暂时安置还没有安排合适职位的空军军官。之后在岑斯特训练团（Bewerbungs Regiment Zingst）担任排长，后来又担任连长，并主管炮术训练。1943年6月1日，戈明登晋升中尉，然后再次入院疗养，6个月后才出院。1944年5月，戈明登晋升上尉，当年秋季前往位于奥地利布尔根兰（Burgenland）的高射炮部队任职，1945年1月又被调往捷克俄斯特拉发（Ostrau）。德军投降之后，戈明登被苏军俘虏，运到西伯利亚服了三年苦役，1948年6月获释回国。2007年12月8日，戈明登在自己的家乡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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