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陵墓被盗案，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名叫“钱镠”的帝王。

作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这个小政权的开创者，钱镠（liú）的知名度无法与同时期的大佬朱温、李存勖相提并论；

但他的独特性在于：在那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华夏大部分地区陷入连绵不断的战火、人们苦不堪言时，地处江南一隅的吴越国却长期歌舞升平、人们安居乐业，宛如世外桃源；苏轼就赞道：“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钱镠是个传统意义中人品高尚、爱民如子的明君；相反，他在历史上甚至留下了横征暴敛、穷奢极欲的恶评。欧阳修曾痛骂：“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意思是说，钱镠疯狂征税，连一只鸡、一条鱼、一枚蛋、一只雏鸟都不放过。

同一个历史人物身上呈现出反差如此巨大的两面，其实并不奇怪。评价一位帝王，并不能只盯着“收税”这一个点。除了收税，他对百姓是否很残暴？他收的税真的只用在穷奢极欲方面？身在乱世，他是怎么保境安民的？

我们先搞清钱镠的创业经历。

钱镠生于晚唐时期，他出身贫寒，自幼就勇武彪悍，生性喜欢行侠仗义，喜欢干快意恩仇之类的事。

他年轻时，唐朝正政权分崩离析，藩镇拥兵自重、战乱此起彼伏、百姓民不聊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暗时期；但在另一方面，所谓乱世出枭雄，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也正是冒险家崭露头角、改变命运的黄金期，钱镠的崛起，正是这个特殊年代的真实写照。

在唐僖宗的乾符年间（874至879年），20多岁的钱镠跟随杭州镇将董昌，以部校的身份从军作战，逐渐发挥出自己在军事方面的特殊才能。

乾符五年，黄巢起义爆发，董昌率领“杭州八都”镇压起义军，钱镠因英雄善战、屡立战功，而逐渐崭露头角；

没多久，董昌从唐僖宗那里收到讨伐刘汉宏、薛朗的诏令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钱镠。钱镠漂亮地完成了使命，帮助自己的上司董昌升任浙东节度使、越州刺史，而他自己则接替了杭州刺史一职，从此具备了发展成一个独立势力的资本。

唐昭宗景福年间（892至893年），孙儒、杨行密两位军阀在淮南地区混战，为了防止战火波及辖区，钱镠亲自带兵巡防。因此，即使凶悍、残暴如孙儒，也不敢进犯吴越地区，钱镠由此声望日益显赫。不久后，他取代李鋋（chán），被朝廷任命为镇海军节度使，成了正儿八经的藩镇。

在钱镠的蓬勃发展的同时，他的老上司——担任威胜军节度使的董昌却走上了另一条路。随着政治野心的膨胀，董昌对形势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公元895年，他在越州悍然称帝，并且试图任命老部下钱镠为两浙都将，担任自己羽翼。

虽然对方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但在这种严重的政治问题面前，钱镠保持了他一贯的清醒头脑。他不仅拒绝了这一任命，还立即将此事上报朝廷。

随后，在收到唐昭宗的诏命后，钱镠对董昌发动了进攻。公元897年，他亲率将士攻进越州、生擒董昌，随后将其献给朝廷。因为这一战功，他被朝廷赐予铁券作为嘉奖。

不久后，在两浙将士、百姓的要求下，钱镠升任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统辖十三州、坐拥数万雄兵。在当时，虽然他的地盘、兵员数量都不崭露头角，但凭借自己出身行伍、善于领兵打仗的优势，他屡次击败了试图吞并江浙的强大军阀杨行密，还镇压了部将许再思、徐绾的反叛，保证了自己一方诸侯的地位。

作为吴越地区的实际统治者，钱镠的为政表现可以分为对外、对内两部分。当然了，这里的“对外”，指的是对中原朝廷、对其他藩镇；“对内”指的是辖区内。

简单来说，钱镠对外采取的方针是审时度势，不冒头、不越线，低调行事，长袖善舞般周旋于各个势力之间，实现吴越的利益最大化。

但在最初，他其实并没这么低调，甚至可以称得上嚣张。

在巩固了自己对吴越地区的掌控后，钱镠一度产生了衣锦还乡、炫耀成就的暴发户心态，他专门回到故乡临安大兴土木，装修极尽奢靡壮丽；每逢过年过节都专门返乡，随行的卫士、侍从极尽雄壮威武之能事，围观的人成千上万。

幸运的是，钱镠之父钱宽是个有大智慧的人。每当听到儿子要回家，他便专门躲开。钱镠感到奇怪：难道父亲不喜欢我光宗耀祖？于是他刻意舍弃鞍马、步行去找父亲。

钱宽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钱家历代寒门，如今已经富贵至极；你虽号称是十三州之主，实际上却是三面受敌，如果一味争利，恐怕最终会祸及家人、死无葬身之地，何来光宗耀祖之说？

一语惊醒梦中人，钱镠哭着接受了父亲的教诲，终其一生都小心翼翼地周旋于周边各大藩镇之间，从来不惹事；同时，他一直尊奉中原政权为正朔，无论对方是谁。

比如在唐朝末年，即使朝廷已经威严尽失、名存实亡，但钱镠仍在面子上保持了对李氏皇室的尊重。而朝廷也乐得与这个偏居一隅的藩镇搞好关系，刻意对其笼络安抚。因此，唐昭宗在位期间，钱镠已经位极人臣，太师、中书令、越王等众多头衔集于一身。

而朱温灭唐、建立后梁后，也对钱镠进行拉拢，封其为尚父、吴越国王；梁末帝朱友贞在位时，加封钱镠为各道兵马元帅。对于来自中原政权的加封，钱镠慨然接受，并且愉快地使用后梁年号，以表示自己愿意臣属的态度。

而当李存勖灭掉后梁之后，钱镠又识时务地对后唐俯首称臣。李存勖也投桃报李，任命其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并封为吴越国王，赐给玉册、金印。

史书称，终钱镠一生，无论是唐，还是后梁、后唐，他“每来扬帆越海，贡奉无阙，故中朝亦以此善之”，无论山长水远，他从未中断过对中原的贡奉，因此也得到了对方的善待。

后来的事实走向也证明，钱镠归顺中原政权，只是面对双方悬殊实力对比下做出的务实选择罢了。

比如在后唐封王后不久，钱镠就把镇海、镇东节度使的职位让给了儿子钱元瓘，自己则仅保留吴越国王的头衔。以此传递这样一个信号：自己是一国之主，藩镇这种低一级的岗位不再适合兼任。

随后，他对自己的组织架构进行了一番包装：居所称为宫殿，府衙称为朝廷，手下的臣子都照搬中原朝廷的官衔；此外，他还自行对新罗、渤海以及东海岛屿上的民族部落进行册封。然而，按照规矩来说，这些动作只能是中央朝廷才有权力干的。

这时的钱镠，除了沿用后唐年号、使用吴越国王的尊号外，其他各方面跟皇帝已经一模一样了。

由此可见，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钱镠像绝大多数人一样，内心也隐藏着根深蒂固的帝王野心。

但相对于其他草莽（如董昌），钱镠的优点在于，他识时务、知进退，有自知之明。当他明白自己的实力不仅不足以问鼎中原、甚至连偏安一隅也并非易事时，就能够明智地保持低调，绝不当出头鸟；但当时机成熟时（各藩镇纷纷称王、后唐认可自己），他便迫不及待地自我提高地位，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

所以，钱镠看似低调，其实并非表面上体现出来的“纯臣”；他的野心同样不小，只不过比较谨慎、冷静。但得益于他这种刻意而为的韬光养晦，他治理下的吴越国在混乱的五代时期保持了难得的安宁，人们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并且，这种生存智慧也被后来的吴越国统治者继承，因此苏轼感叹，很多吴越国老百姓一辈子都没经历过战火。这在那个生灵涂炭的年代，实在是太难得了。

而在对内方面，钱镠则体现得比较复杂、立体。

史书称，钱镠在杭州十四年，“穷奢极贵”，他严刑峻法、大兴土木、搜刮民财，役使大量百姓修建海塘、兴修亭台楼榭、拓宽外城等。

但是，凡事我们不能只看表面，史书也承认，钱镠的上述举动其实有着浓厚的现实考虑。

比如他大兴土木、兴修海塘，是为了杜绝以往钱塘江潮水屡屡逼近州城、侵蚀城邑的灾害，为杭州的繁荣发展消除了隐患；

他兴师动众、广开圩田、建设杭州城，是为了促进吴越地区的开发，发展经济、壮大自身的实力。而得益于这些举动，当时的吴越国发展成了以富庶闻名的鱼米之乡。

另一方面，钱镠年轻时性格刚烈、长大后跟其他绝大部分军阀一样起身于行伍，曾经杀害过儒生。但随着他位居一方统治者之位时，却能够消磨脾性，认识到知识分子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从此善待文人、尊敬儒生。比如罗隐曾作诗讽刺钱镠小时候骑牛放牧、操棍斗殴的往事，他却淡然一笑、毫不在意。

通过一件儿女情长的趣事，我们也能发现钱镠这位武夫的柔情之处。每年寒食节，他的夫人吴氏一定会返回临安。虽然贵为一方之主，钱镠仍对自己的结发之妻充满感情。有一天，他对妻子的思念日益强烈，于是提笔写下一封书信，里面有这么一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纵观钱镠的一生，无论是向中原俯首称臣、与邻为善，还是在辖区内发展生产、大兴建设，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在客观上，则却契合了那个乱世中人们的迫切需求，吴越地区的经济、文化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了那个乱世中的清流。

因此，在钱镠还活着时，吴越地区人们就主动为他修建生祠；在其晚年，由于钱镠越来越礼贤下士、注重道德礼义，辖区内人们都对他爱戴有加。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说的也许就是钱镠这种人吧。